觀　察
現實主義的曖昧達成
——1990年代“現實主義
沖擊波”小說一議
一、旗幟、思潮與政治訴求
幾年來，“現實主義”在會議、刊物、文件中頻繁亮相，儼然成為中國文學界的“熱搜”關鍵詞�！艾F實主義”何以昂然回歸？可辨析的線索是，由一次具有典型意義的政治事件推動了現實主義的復歸。與1942年事關中國文藝史發(fā)展走向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遙相呼應，2014年，一次新的政治規(guī)格相近的文藝座談會在北京召開，黨的最高領導人與文藝工作者座談并講話，講話提到了“現實主義”這一文學舶來品、貫穿“短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主潮：“文藝創(chuàng)作如果只是單純記述現狀、原始展示丑惡，而沒有對光明的歌頌、對理想的抒發(fā)、對道德的引導，就不能鼓舞人民前進。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zhàn)勝丑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雹�?調和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強調主體價值觀念，并在干預現實和抒寫愿景之間調試與搖擺，提倡歌頌光明，鼓舞人心，凝聚共識，而不鼓勵“單純記述現狀、原始展示丑惡”。這樣的理論表述，是現實主義文學的基本內涵，熟知百年中國文學史的人大概并不陌生。
許多“五四”知識分子都曾為歐洲和蘇聯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而欣喜振奮，但自茅盾起，便為自然主義的“冷靜”“客觀”而猶豫不定，在他看來，暴露太多社會黑暗面，無助于組織和形成新的現代民族國家意識。致力于現實主義寫作的“五四”作家們也不斷擔心，過分“寫真”的現實主義會陷入他們意圖顛覆的現實邏輯之中，成為對現實邏輯的強化和
再現。
1933—1934年間，“左聯”內取代瞿秋白的周揚恰逢其時地引入了“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盡管蘇聯當時提出這一口號的目的是對拉普“唯物辯證法創(chuàng)作方法”左傾機械論展開批評，但周揚沒有隨蘇聯的步調亦步亦趨，在稱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寫真實”“真實地描寫豐富與復雜的生活”的同時，周揚強調現實主義對“現實”傾向性處理，以及作家需要以無產階級世界觀理解“現實”：“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動力的，換句話說，就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在發(fā)展中，運動中去認識和反映現實的。這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靜的現實主義的最大分歧點，這也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最大的特征。”“把為人類的更好的將來而斗爭的道路，灌輸給讀者，這才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道路。”①?就此，中國的現實主義開始在真實性、藝術性與政治性、傾向性的擺蕩中向歷史的縱深處顛簸行進。而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基本上置身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框架內，隨不同歷史時期倡導者立場或觀念的不同，往左偏移或朝右運動。
新中國成立不久，周揚作為文藝界的領導者撰寫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文學前進的道路》一文，這篇在當代文學史上意義特殊的文獻，原載于1952年的蘇聯文學雜志《旗幟》，其初始本來是新中國的一次文藝外交活動，周揚向蘇聯“老大哥”介紹新中國文藝如何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保持意識形態(tài)方向的一致。半個多世紀后再讀周揚的文章，不難發(fā)現行文中精巧的外交辭令，周揚的言說中包含著自豪而又不失謙遜的“匯報”姿態(tài)，文章在1953年《人民日報》轉載，意圖以社會主義陣營和“老大哥”的名義，領導、號召中國作家在社會主義國際戰(zhàn)線中團結在統(tǒng)一的文藝旗幟下。雖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上升為建國后文藝創(chuàng)作的指導方針與寫作范型，成為建國后文藝的主流規(guī)范，但宣稱“一生可以迷信兩樣，一是毛主席，二是蘇聯”的周揚，很快因中蘇關系的改變和“左聯”工作思路的破產而與蘇聯文藝訣別。1958年，毛澤東提出了“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文藝口號取代已有二十多年歷史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突出了本來包含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的“浪漫主義”內涵，愈發(fā)清晰地賦予“共產主義的文學藝術”理想化追求以烏托邦色彩：“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方法，要求真實地反映出不斷革命的現實發(fā)展，并且充分表現出崇高壯美的共產主義理想；要求文藝創(chuàng)作者創(chuàng)作出最真實的同時又是具有最高理想的方式，忠于現實而又比現實更高的文藝。只有這種文藝能夠完滿地反映出躍進再躍進的現實，鼓舞人民向更新更美的目標前進�！雹�?
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的轉變過程中，現實主義經歷了一個在文學場域新話語和新潮流消蝕、混淆、空殼化的過程，所謂消蝕，不是通過短兵相接的交鋒，而是在理論范式和問題視域的轉換中，被降維化作一道歷史的布景，我們在它映襯的舞臺前演出，卻不再置身其中。現實主義的理論生長性變得越來越少，也漸漸卸下曾在中國的文化舞臺上發(fā)揮的巨大作用。
進入新時期以后，中國文學體制不再以定于一尊的“主義”或“樣板”準則要求文學，但是，“一體化”文學體制并未解體，也并未取消全部官方文學機構（各級文聯作協(xié)、出版機構等），它們仍然內生性地延用官方文學的尺度——包括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經典論述（客觀生活是創(chuàng)作的唯一源泉，堅持為人民的創(chuàng)作導向），作為國家體制的一部分。一方面，官方文學機構所引導的文學體制勢必承擔反映、宣傳“黨和人民”文化政策的職能；另一方面，經過了80年代的洗禮，作為倡導及參與的力量之一，文學體制吸納新時期以來文學“向內轉”變革，承襲現代以來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的“純文學”/“嚴肅文學”，要求作家既保持與市場和資本若即若離的藝術家姿態(tài)，又保持著知識分子式的人文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作為現代文學以來的主導文學樣態(tài)，特別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唯一文學標尺，始終被文學體制所激勵、期許與詢喚，甚至可以說，文學體制構成了現實主義文學樣式的“召喚結構”，作家或作品的“現實主義”傾向都更容易獲取文學體制的獎掖。北京文藝座談會講話的倡導，客觀催促了文學體制的各個環(huán)節(jié)的啟動，召喚現實主義文學的
回歸。
2014年文藝政治事件發(fā)生后，中國文學能否以及如何轉化為一次文學事件呢？曾源始性追溯的海外中國學學者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對中國新文學現實主義脈絡的觀察頗有洞察力，他認為現代中國文學從不曾是一面澄照亂世奇觀的鏡子，從其誕生起，中國作家改天換地的政治革命訴求賦予中國新文學一往無前的巨大使命，“只是在政治變革的努力受挫之后，中國知識分子才轉而決定進行他們的文學改造，他們的實踐始終與意識中的某種特殊的目的相伴相隨”�！啊�現實主義’一語直到今天仍擁有相當雄辯的——和政治化的——說服力：每一個重要的政治解凍時期（包括1956—1957年間的‘百花運動’和后‘文革’時期）的文學都被當作是對解放前現實主義小說傳統(tǒng)的良性復歸而受到熱烈稱贊�！雹�?政治實踐意義之外，中國作家對現實主義的推重大多源于一種認識：19世紀西方現實主義文學，在揭示社會生活的廣度、深度和力度上都有著以往文學無法比擬的優(yōu)勢。
通過盧卡契及20世紀依然推重現實主義的理論家的表達，或可以探究文學擁抱現實主義的內在動力。盧卡契認為，現實主義是一切偉大文學的共同基礎，他無疑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從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的精神出發(fā)，盧卡契承認，現實主義問題之所以偉大，源于它能夠提供人的完整性：“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分析的是整個的人以及他的發(fā)展史，分析他在不同時期部分地實現了完善或遭到肢解，并試圖指出這些關系的隱藏著的規(guī)律性；無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目標就是整體的人，既是生活在本身恢復人存在的整體性，就是實際上真正地消除由于階級社會而引起的人類存在的畸形化和肢解�！雹凇懊恳环N偉大藝術，它的目標都是要提供一幅現實的圖像，在那里現實與本質、個別與規(guī)律、直接性與概念等的對立消除了，以致兩者藝術作品的直接印象中融合一個自發(fā)的統(tǒng)一體，對接受者來說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①?以上是盧卡契從馬克思歷史哲學演繹“總體性”理論的小小示范，盧卡契的這些看法，很顯然是根據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小說歸納出來的，他重申了恩格斯的“典型”理論，認為現實主義文學通過典型的塑造反映出生活的“總體性”，于是，每一部藝術作品都自成一體，自足而獨立，成為“自我的世界”。在全世界階級政治解體后，與后現代主義展開理論對話的盧卡契的理論聲望日隆，既是“后革命時代”對馬克思主義遺產的深情審視，又頗有現實意義。在“認同政治”通行于世界政治實踐的今天，重提“總體性理想”，以藝術為人類提供總體圖景，無疑有利于共同“認同”的形成。在我看來，中國文學批評界對他的現實主義理論頗多引證，也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
進入當代文學與現實主義的問題域之后，我逐漸認識到現實主義問題的復雜性。不久之前，在我研究1990年代文學“再現實化”的博士論文預答辯會議上，答辯委員會主席曹文軒老師以作家和學者雙重身份提示我，中國文學無論哪種“主義”都是“現實主義”的一次變形，在他看來，中國文學被沉重的“現實”及“現實主義”倫理壓住了想象的翅膀。然而，在我的觀察中，90年代到今天，現實主義文學的“達成”是異常艱難的，真正獲得公認的現實主義作品或文學潮流并不多見，它需要恰當的歷史時機，一個包含著社會、作家、文學體制和上層政治之間層層傳遞、達成共識的歷史契機。因此，在中國討論現實主義問題，無論是現實主義的政治性功能，還是自身本體攜帶的政治訴求，我們應該正視并認真審視每一次現實主義“復歸”與歷史語境之間的復雜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