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登對的一對

弗里達一直沒有從交通事故中完全康復(fù)。這次傷病加上以前的身體問題，讓她的健康反復(fù)亮起紅燈。雖然腿和背部會不時地疼痛，但她享受了幾年的自由活動和相對健康的身體。在這幾年里，她開始更深入地探索自己的三個愛好：繪畫、政治和迭戈?里維拉。

弗里達康復(fù)期間，墨西哥的政治氣候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奧夫雷貢總統(tǒng)任期結(jié)束后，普盧塔科?埃利亞斯?卡列斯（Plutarco Elias Calles）就任總統(tǒng)。起初，他的政策與前任總統(tǒng)非常相似，但很快他便表現(xiàn)出對教會、工黨和左翼越來越苛刻的一面。雖然，憲法中包含了一些反宗教的條款， 但事實上奧夫雷貢并沒有強制執(zhí)行，而卡列斯卻一條條都做到了： 1926 年，卡列斯頒布《卡列斯法》， 禁止公眾禮拜， 要求神職人員向政府登記，解散修道院，禁止開辦宗教學校。為了抗議，主教們下令抵制政府。天主教農(nóng)民響應(yīng)“救世主萬歲”的號召，在哈利斯科（Jalisco）、瓜納華托（Guanajuato）、杜蘭戈（Durango）、米卻肯（Michoacán）、薩卡特卡斯（Zacatecas）和科利馬（Colima）等地發(fā)起了武裝反抗。這場沖突后來被稱為“墨西哥基督戰(zhàn)爭”。

與此同時，弗里達的家庭也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弗里達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在科瑤坎集市上遇到了一個英俊的墨西哥牛仔，隨后與之結(jié)婚，后來育有兩個孩子，女兒伊索爾達（Isolda）和兒子安東尼奧（Antonio）。她是卡羅姐妹中*一有孩子的一位。不幸的是，她的丈夫酗酒，還是一個好色之徒，克里斯蒂娜毅然決然地離開了他，并帶著孩子回到了父母家生活， 孩子由姐妹們幫助照看。弗里達和她的外甥女、外甥關(guān)系特別親密，她一生都很疼愛他們。

作為一個年輕人，弗里達嘗試了不同風格的服裝。她清楚地意識到服裝在塑造身份方面的力量，她喜歡發(fā)表自己的看法，甚至喜歡用不同的裝束讓人大吃一驚。在一些家庭照片中，有時她會穿著一件樸素的深色連衣裙，胸前佩戴一個巨大的十字架；在另一些照片中，她又會穿著男人的三件套西裝，頭發(fā)向后梳著，手持手杖，自信洋溢；有時，她還會穿著低胸的時髦洋裝，帥氣逼人。那時傳統(tǒng)印第安服裝還未成為弗里達的標志，她喜歡穿上不同風格的著裝來表達自己的內(nèi)心。她會穿上工人的服裝，以表明她與共產(chǎn)黨之間的聯(lián)系。雖然弗里達再也沒有恢復(fù)學業(yè)，但她仍然和學校的幾個朋友保持著密切友誼。她的密友之一，德國人坎博（Gampo），參與了左翼政治黨。通過坎博，弗里達認識了攝影師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

并與之成了朋友；很快，弗里達又邂逅了迭戈?里維拉。莫多蒂出生于意大利，比弗里達年長約十歲，十幾歲時移民到美國。她曾做過模特和無聲電影演員，后來與攝影師愛德華?韋斯頓（Edward Weston）陷入愛河。韋斯頓是她的導(dǎo)師，教她攝影。1923年，韋斯頓離開妻兒，和莫多蒂移居墨西哥。他們在墨西哥城建立了一個肖像工作室，并在波希米亞圈子里經(jīng)營。作家安妮塔?布倫納（Anita Brenner）就曾委托他們?yōu)樽约旱膱D書《祭壇后的偶像》（Idols Behind Altars）拍照，那是一本關(guān)于墨西哥藝術(shù)和歷史的圖書。1926年，韋斯頓和莫多蒂開始了他們的攝影之旅，在基督戰(zhàn)爭肆虐的年代，他們穿越了墨西哥的鄉(xiāng)村。這次旅行使莫多蒂體會到墨西哥大多數(shù)人的艱難生活，并開始致力于描繪他們的斗爭，希望以此可以幫助鼓勵他們建立事業(yè)、改善生活。后來，韋斯頓回到美國和他的家人一起生活，莫多蒂留在了墨西哥，繼續(xù)從事她的攝影工作。1927年，莫多蒂加入共產(chǎn)黨，成為共產(chǎn)黨的非官方攝影師，拍攝黨內(nèi)活動以及迭戈?里維拉等重要藝術(shù)家的壁畫。

那是一個激進主義的時代。莫多蒂的社交圈，讓弗里達接觸到了一種波希米亞式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與她從小接受的保守價值觀相悖。1928年，弗里達加入共產(chǎn)黨。她說，目睹革命的經(jīng)歷，以及與母親在信仰宗教上的分歧，使她產(chǎn)生了左翼意識形態(tài)。莫多蒂經(jīng)常舉辦一些藝術(shù)家和知識分子的聚會，他們在交流自己的想法時吵哄哄的。先不論弗里達是否喜歡參加這樣的聚會以及聚會的氛圍，但在一次聚會上，弗里達再次遇到了迭戈?里維拉。當?shù)�戈對周圍響起的音樂感到惱火時，他居然掏出隨身攜帶的手槍，對著留聲機亂開了一槍。他那肆無忌憚的行為既讓弗里達感到害怕，又引起了弗里達的興趣，于是她決定要再次走近他。

自從弗里達幾年前認識迭戈以來，迭戈一直全身心投入工作。在國立預(yù)科學校完成壁畫后，他立即著手下一個任務(wù)，在幾個街區(qū)之外的教育部大樓的墻上作畫。他以勞動、農(nóng)業(yè)、民間傳統(tǒng)和政治改革為主題， 在圍繞著兩個庭院的走廊和樓梯井上創(chuàng)作。當?shù)�戈剛完成工作的一半時，聘用他的瓦斯康塞洛斯突然辭去了教育部的職務(wù)，而新上任的官員們想把迭戈趕走，不過當時國外同行對迭戈的好評促使他們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決定讓他留任。

卡列斯政府時期，沒有哪個壁畫家能像迭戈一樣為政府干活，有穩(wěn)定的工作來源。他還接受了另一項工作，在國立農(nóng)業(yè)學校（National Agricultural School）位于查平哥（Chapingo）的新校舍里畫壁畫。由于新的校舍修建在以前的一個莊園上，因此迭戈不得不在教育部和莊園之間兩頭跑，他通常每天都要工作很長的時間。有一次，他工作了一整夜，居然在腳手架上睡著了，還不小心把頭蓋骨摔裂了。迭戈的妻子盧佩以為他是夸大其詞，但聽完醫(yī)生的診斷，不禁對他憐愛有加。

身懷第二個女兒的盧佩，為迭戈當模特，幫助迭戈完成了要擺在查平哥小教堂里象征肥沃土地的雕像，但隨即她發(fā)現(xiàn)迭戈還雕刻了幾個以莫多蒂為模特的女性雕像，這才得知迭戈和莫多蒂有過一段短暫的地下情。這成為壓倒盧佩的*后一根稻草，他們的婚姻不久后走到了盡頭。1927年，迭戈應(yīng)邀參加俄國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活動。當他回來的時候，盧佩和詩人豪爾赫?庫斯塔斯（Jorge Cuestas）已經(jīng)陷入愛河，隨后兩人結(jié)婚，迭戈則回到了工作崗位。雖然婚姻從未束縛過他，但他更樂得利用單身的優(yōu)勢，沉迷于肉欲狂歡。就在此時，弗里達找到了他，并在迭戈忙于完成教育部委派的工作期間一步步地接近他。弗里達會大膽地呼喚迭戈，要他從腳手架上下來，看看她帶來的幾幅畫，并請他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她對空洞的恭維不感興趣，只是想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否足夠好，能否讓她有一天能通過藝術(shù)之路謀生。迭戈為這個女孩不拘小節(jié)的魅力所傾倒，同時對她的作品印象深刻。她在畫布上展現(xiàn)出一種不同尋常的表現(xiàn)力，以及對人物性格的精確描繪，和純粹的簡練之美。一般初學者都會雄心勃勃地以原創(chuàng)性的名義炫耀各種技巧，弗里達卻不屑一顧，并沒有這樣做。迭戈告訴弗里達要繼續(xù)堅持畫畫，弗里達邀請迭戈到她家里去看她更多的作品。下一個周日，迭戈到科瑤坎拜訪了卡羅一家，這就是他們愛情的開始。弗里達回憶道：“我會在下午去看他畫畫，然后他會坐公交車或開著車——他的一輛小福特——送我回家，然后再親吻我�！�

弗里達曾一度考慮往壁畫方向發(fā)展，但迭戈勸阻了她，建議她要尋找真正屬于自己的藝術(shù)表達方式。除了壁畫，迭戈十分鼓勵和支持弗里達去追求自己的藝術(shù)之路。迭戈之前從未問過別人對他作品的看法，但他問了弗里達這個問題。他重視她的意見，并牢記在心。和迭戈在一起的那段時間里，弗里達的作品受到了迭戈的影響，開始表現(xiàn)更多的和墨西哥相關(guān)的題材。她創(chuàng)作了《公交車》（The Bus）、《弗吉尼亞肖像畫》（Portrait of Virginia）和《兩個女人》（Two Women），在這些畫作中迭戈的影響可見一斑。弗里達的繪畫風格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起墨西哥的民間藝術(shù)，和她早期作品相比，這些內(nèi)容的色彩更鮮艷，線條更圓潤。

在《公交車》這幅作品中，弗里達描繪了一個她非常熟悉的場景： 一排人坐在公交車內(nèi)的一條長板凳上，公交車正穿過一片田園，前往工廠區(qū)，濃煙從煙囪里滾滾而出。像迭戈的畫一樣，她在畫中描繪了由不同種族和階層的人構(gòu)成的墨西哥社會：一個拎著菜籃子的中產(chǎn)階級家庭主婦，一個穿著牛仔背帶褲拿著扳手的工人，一個給包裹在披肩里的嬰兒哺乳的赤腳農(nóng)婦，一個看著窗外的小男孩兒，一個拿著一袋錢的商人和一個戴著圍巾、穿著時尚的年輕女人。弗里達將這些墨西哥社會的典型代表人物友好地描繪在了同一個場景中，這是一個令人愉快的畫面， 是她捕捉到的日常生活中的瞬間。然而，只要了解她所遭受的事故，就能明白這幅畫背后所傳達的隱含信息：幸福的場景會在眨眼之間傾覆為悲劇。

迭戈將弗里達的形象呈現(xiàn)在教育部三樓的一幅壁畫上。在一個名為“革命歌謠”（Ballad of the Revolution）的系列中，《分發(fā)武器》（Distributing Arms）展示了弗里達向參與革命斗爭的人民分發(fā)武器的畫面，她身穿一件胸前印有一顆星星的紅色襯衫出現(xiàn)在畫中央。迭戈經(jīng)常把盧佩描繪成具有女性美的象征，卻把弗里達描繪成了社會變革的積極參與者。迭戈還把莫多蒂和她的新情人、古巴流亡人士胡里奧?安東尼奧?麥拉（Julio Antonio Mella）也畫進了同一幅壁畫中。麥拉是一名學生領(lǐng)袖和共產(chǎn)主義者，他試圖組織推翻格拉多?馬查多將軍（General Gerardo Machado）的古巴政府。1929年初的一個晚上，在和莫多蒂外出散步時，麥拉中槍身亡。墨西哥政府指控莫多蒂是殺害麥拉的同謀。迭戈和弗里達都為她寫了保證書，莫多蒂才被無罪釋放。

在1929年的五一游行中，莫多蒂拍下了弗里達和迭戈的合照，這是目前他們已知*早的照片。他們站在技術(shù)工人、畫家和雕塑家聯(lián)合會代表團的前面。照片中，弗里達身穿一套革命服裝：一件長袖有領(lǐng)襯衫， 打著領(lǐng)帶，下擺是一條及膝的A字裙，精神十足，展示了她與共產(chǎn)黨并肩作戰(zhàn)的決心。

在完成教育部的工作后，迭戈接到在國民宮里繪制一系列壁畫的任務(wù)，描繪墨西哥的整個歷史。大約在同一時間，又有人委托他在衛(wèi)生部的一個會議室里畫一幅壁畫，在那里，他畫了六幅巨大的女性裸體，象征著純潔、力量、知識、生命、溫和和健康。迭戈共使用了三位模特，每位模特代表兩種特點。三位模特分別是來自特旺特佩克（Tehuantepec，墨西哥東南部）的土著婦女、美國藝術(shù)家洛恩?羅賓遜（Ione Robinson），以及弗里達的妹妹克里斯蒂娜。讓妹妹給迭戈當模特是弗里達的主意，迭戈將她描繪成既強壯又純潔的女性。羅賓遜也是莫多蒂的好朋友，在迭戈為國民宮創(chuàng)作壁畫期間，她曾是迭戈的助手之一，有傳言說她與迭戈有染。就在迭戈在國民宮創(chuàng)作壁畫期間， 1928 年墨西哥總統(tǒng)大選掀起了新的波瀾，烏煙瘴氣。為了在卡列斯擔任總統(tǒng)后能夠恢復(fù)職務(wù)，阿爾瓦羅?奧夫雷貢修改了憲法，允許總統(tǒng)在非連任的情況下仍可以再次當選。*終，阿爾瓦羅成功當選，但就在上任前幾天遭遇了暗殺。埃米利奧?波特斯?希爾（Emilio Portes Gil）成為臨時總統(tǒng)，但卡列斯在幕后保持著控制權(quán)。希爾任職14個月后，開展了新的選舉。同時，卡列斯創(chuàng)建新政黨— 國民革命黨（ Na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而后他又支持帕斯夸爾?奧爾蒂斯?盧比奧（ Pascual Ortiz Rubio）競選總統(tǒng)。教育部前部長瓦斯康塞洛斯也參加了競選，弗里達以前的很多同學，包括她的朋友坎博，都支持瓦斯康塞洛斯。作為一名共產(chǎn)黨員，弗里達支持第三位候選人佩德羅?羅德里格斯?特里亞納（Pedro Rodríguez Triana）。*終盧比奧獲勝，盡管許多人懷疑選舉存在欺詐行為。卡列斯在幕后一直很活躍，獲得了“革命*高領(lǐng)袖”的稱號，直到1934年，他一直在政治上控制著這個國家。這段時期在墨西哥歷史上被稱為“*高領(lǐng)袖統(tǒng)治時期”。

墨西哥政局的變化也影響了迭戈的工作生活。1929年，他被任命為圣卡洛斯藝術(shù)學院（San Carlos Art Academy）院長，在去歐洲之前， 他曾在該學院學習。他計劃對學校課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旨在將其轉(zhuǎn)變?yōu)橐凰�現(xiàn)代實驗學校，讓學生們可以接受各學科的培訓(xùn)，除了課堂上的學習，學生們還要經(jīng)歷長時間的學徒期。但他的全面改革遭到普遍反對，很快被迫辭職。正是在這個動蕩的時期， 1929年8月21日， 弗里達和迭戈在科瑤坎市政廳舉行了一場市政婚禮。弗里達說她從女仆那里借來了一套衣服， 包括一條長裙、一件襯衫和一條墨西哥披肩，一身印第安人打扮�；槎Y上，弗里達的父親作為她*一的家庭成員出席。第二天，報紙上刊登了一張關(guān)于婚禮的照片和一則簡訊，強調(diào)婚禮之簡單：“新娘穿著…… 非常簡單的街頭服裝，畫家里維拉當天一身‘美式風格’的西服，沒有穿西裝背心�；槎Y儀式毫不鋪張，整個婚禮在一種非常親切的氣氛下舉行，質(zhì)樸簡單，不講究排場，也沒有浮夸的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