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明代末年，著名的民間文學家馮夢龍收集了宋元明三代的話本和擬話本小說——即白話短篇小說——編纂成為三部集子：《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本書《醒世恒言》，每集四十篇，合稱“三言”。又與后出的《拍案驚奇》初刻、二刻，總稱“三言、二拍”，是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寶藏，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份豐富而珍奇的遺產(chǎn)。同時，也是世界文學小說這個門類的前驅(qū)，文學寶山群中的一座巨峰，全世界愛好文學的人們的共同財富。

中國的白話短篇小說，是從口頭文學開始的。最初的創(chuàng)作者是講故事的說書人，也就是宋代的所謂“說話”人。他們把歷史上的傳說和當時社會上的新鮮故事，編排成一篇篇獨立的篇目，作為說書賣藝的內(nèi)容，對著聽眾講說。由于講說時備忘和傳授生徒的需要，就把這些講說的內(nèi)容用白話文字記錄下來，它的底本習慣上稱為“話本”(這個名稱，最初并不僅限于短篇小說，后來才成為白話短篇小說的專稱)。之后，經(jīng)過長期的反復增刪、修改，并經(jīng)文人潤飾，開始分別以單篇文字的形式流傳，后又被匯集成為話本集。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三言、二拍”和《今古奇觀》等這類形式的白話短篇小說集。話本這種體制，唐人講唱佛經(jīng)故事，已開其端。兩宋以來，逐漸形成并發(fā)展起來。到了明代，為適應(yīng)社會聽眾(讀者)的需求，文人們模擬話本形式進行小說創(chuàng)作的風氣，頗為盛行；現(xiàn)在人們稱這類模擬作品為“擬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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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底本，最初內(nèi)容較為簡單，還不能離開口頭文學而單獨存在，在社會上獨立地流行。隨著“說話”技藝的發(fā)展和聽眾要求的不斷提高，口頭創(chuàng)作過程中一些較成熟的經(jīng)驗，自然會不斷地用文字記錄鞏固下來，逐漸積累而增加到底本中去。這種底本，經(jīng)過這樣長期、集體的藝術(shù)加工，并經(jīng)過一些與“說話人”有聯(lián)系的、或?qū)γ耖g文學有興趣的作家們有意識的潤飾或改編，便逐步達到了一定的藝術(shù)完美程度，而脫離口頭文學的初級階段，成為完整的書寫文學，獨立地在社會上流傳起來。這就使得這種文學集中了長期的群眾和作家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在思想性、藝術(shù)性等方面具有了新穎的、優(yōu)秀的突出表現(xiàn)，因而更受到歷代廣大讀者的歡迎。

“話本”成為書寫文學以后，開始以單篇形式流傳。到明代中葉，才有匯集許多單篇、刊印成集的“話本”集出現(xiàn)。馮夢龍所編的“三言”，成書較晚，其中《醒世恒言》為最晚，出版于明天啟丁卯年(1627)，其中收錄的宋元人的作品較少，除了少數(shù)幾篇如《十五貫》、《小水灣》、《勘皮靴》、《鬧樊樓》、《張孝基》、《神臂弓》、《魚服證仙》等篇，可從作品中的語氣、地名、文字、風格、口語等方面大致推知為宋元之作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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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明代的作品。這個時期，中國封建社會內(nèi)部的商品經(jīng)濟，已大量發(fā)展起來。一般地講，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開始于這個階段。作為市民文學特點的話本文學，自然會把這一時期的經(jīng)濟生活和由此而產(chǎn)生的思想意識反映到作品中來。像《施潤澤》、《徐老仆》等篇都透露出一些消息，尤其前者，施由一個小手工業(yè)者，幾年間就把一個小織布廠發(fā)展成為擁有三、四十張織布機的大戶，更有典型意義。

其他如《錢秀才》、《喬太守》等篇，對舊式婚姻的諷刺；《一文錢》對惡霸地主武斷鄉(xiāng)曲的揭露；《十五貫》對官吏糊涂斷案的嘲諷，以及《灌園叟》、《盧太學》、《二郎神》等篇，也都是歷來被人稱道的作品，值得仔細一讀。

總之，這幾十篇作品，產(chǎn)生的時代和背景都不相同，因而內(nèi)容是比較豐富而復雜的。甚至有些作品里，常常是美丑雜陳，瑕瑜互見，既有歌頌、向往美好的一面，同時也往往夾雜著一些封建說教和對人民的不適當?shù)目捶�，以及因果報�?yīng)和色情渲染等等。對于這些，希望讀者閱讀時用批判的眼光去辨別和抉擇，對每一具體篇章，要具體分析，用不同的態(tài)度去對待。要清醒地意識到這是幾百年、上千年以前古人寫的東西。

《醒世恒言》因為刊行較晚，文人創(chuàng)作的成分較多，修訂潤飾之處較精，所以有許多篇的藝術(shù)成就，如結(jié)構(gòu)的完整，人物形象的刻劃鮮明，情節(jié)描繪的細膩，語匯的豐富等等，都遠非在它之前的質(zhì)樸簡古之作所能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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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學頡

1992年2月；1993年10月修訂于病榻，時年八十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