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殺死滿大人
第一節(jié)拉斯蒂涅躊躇了


在巴爾扎克的小說《高老頭》中，拉斯蒂涅向他在盧森堡公園碰見的友人、醫(yī)科學生畢安訓，提出了一個奇怪的問題：“你看過盧梭的作品嗎？他在書中有一段問讀者，如果在巴黎不動窩，單憑意念便能殺掉一個中國的滿大人當時法國人將中國清朝官員稱滿大人。而發(fā)財，他們干不干？你記得嗎？”畢安訓記得盧梭作品里的這一處，但他是否會點頭，同意在這模擬的情景中憑借殺害滿大人而致富呢？他承認自己做不到。拉斯蒂涅卻解釋道，生活中有時會出現(xiàn)一些境況，讓人非得咬牙搏一搏不可。比如說當你神魂顛倒地愛上了一個女人，而她又需要大筆錢來買衣服、置辦馬車，隨意揮霍。那你可不會僅滿足于獻上幾個銅板吧。拉斯蒂涅有兩個正待嫁的妹妹，而他還不知要上哪兒去籌這二十萬法郎的嫁妝。他想躋身巴黎上流社會，卻猶豫不決是否要為此下血本。在這兩個學生居住著的公寓里，還住著一名在逃的苦役犯伏脫冷，他支配著一個分支龐大的犯罪組織。伏脫冷給拉斯蒂涅的未來出了個主意：這名法學生得愛上泰伊番小姐，她的哥哥為了父親數(shù)百萬的遺產(chǎn)欺騙了她。伏脫冷將鏟除她礙事的兄長，這樣拉斯蒂涅就能通過這樁親事?lián)u身變成富翁。面對這一協(xié)定，拉斯蒂涅躊躇了。他倒寧可犧牲遠在北京的滿大人，而不愿為了夢想的幸福而染指一樁近在巴黎的謀殺。
在二人的長談中，伏脫冷向拉斯蒂涅兜售了他的哲學：人生就是這樣，人們總得為了撈油水而弄臟手，謀殺并不比一場金錢婚姻所帶來的折磨更糟。一個鄉(xiāng)間律師的蠅營狗茍也不比彌天大罪更無辜，要想撈油水就得摘下道德眼鏡來看社會。在巴黎，出人頭地才是一切，道德家永遠也改變不了現(xiàn)實——這位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如此告誡拉斯蒂涅。他著了魔般被這樣一種看法所吸引：“頭腦和良知都離他遠遠的，他只看到這世界原本的樣子。”走運就是美德，伏脫冷宣告道：在富人面前，法律和道德不堪一擊，說白了這社會不過是騙子和受騙人的集合體。伏蓋公寓里的現(xiàn)實是活生生的一課——倒霉鬼們不會扶持互助，他們對別人的貧苦漠不關心。在這社會里，厄難毫無震懾力。
巴爾扎克講述著那些發(fā)生在社會最底層的悲喜劇。他目睹了在巴黎上演的多彩生活，那里面交織著真的痛苦和假的朋友，再將這些令人迷惑的印象在他充滿了情感沖突的全景畫卷中展開。即使很多事件是如此駭人，以至于——巴爾扎克解釋道，連最不可救藥的利己主義者都要在驚愕中收手。但這印象消失得是如此之快，就像是人們很快就忘記了一只匆忙被啃掉的水果。巴爾扎克以這種方式領著他的讀者進入了高老頭的故事。高老頭為他的兩個女兒搭上了自己所有的財產(chǎn)，卻在臨終前被二人拋下，孤獨地死去。在小說的結(jié)尾，繼高老頭之死的大場面之后，拉斯蒂涅終于狠下決心要躋身巴黎上流社會：他向這個嗡嗡作響的蜂房看了一眼，似乎想吸盡其中的蜂蜜，同時喊出了這樣一句豪言壯語：“好，現(xiàn)在咱們來較量較量吧!”這正是巴爾扎克站在巴塔耶街居所的窗臺上，面對著巴黎時，呼喊出“總有一天會征服這個城市”之誓言的倒影。
《高老頭》是整個《人間喜劇》系列中，巴爾扎克采用“人物再現(xiàn)法”的第一次嘗試。拉斯蒂涅之前已在《驢皮記》中登場。隨著時間的推移，反復出現(xiàn)的人物達到三千個，這給人們造成一種幻象，就仿佛他們屬于真實的巴黎似的。讀者對他們的生平了若指掌，就像是了解現(xiàn)實社會中有頭有臉的人物。在《人間喜劇》中，拉斯蒂涅是出場最頻繁的人物之一，他在二十五部小說中露臉，而他的朋友畢安訓甚至在二十九部書中出現(xiàn)。這個最終當上了內(nèi)閣大臣的不擇手段的野心家，與他無欲無求的醫(yī)生朋友，就像天平左右平衡的兩端，體現(xiàn)了兩種相對立的道德觀。當躺在病榻上的巴爾扎克要求召喚他的醫(yī)生時，他指的正是畢安訓。
在小說中，拉斯蒂涅和畢安訓都稱他們知道盧梭著述中的滿大人寓言。這實際上屬于巴爾扎克將現(xiàn)實與虛構(gòu)穿插混合的寫作技巧。因為在盧梭著述中，根本沒有這則寓言。巴爾扎克如何確信，那些熟悉盧梭的讀者會欣然接受呢？然而他成功了。在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都誤以為滿大人的寓言是盧梭的首創(chuàng)。1915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對戰(zhàn)爭與死亡時期的思考》中首次引用這一寓言，之后在《文明及其缺憾》中再次引用，仿佛盧梭的作者身份不容置疑。人們自然地將這則寓言置于盧梭所處的時代，這一方面是因為在18世紀思潮中，滿大人是賢明立法者的化身；另一方面，在當時關于遠程控制作用與偶發(fā)事件之關聯(lián)的諸種猜測中，滿大人也常扮演重要的角色。恩斯特·于格爾（Ernst Jünger，1895—1988）在1965年7月12日的日記中，對狄德羅作品的引用也印證了這一點：一樁發(fā)生于巴黎出租屋中的弒父兇案該如何進行，取決于遠在中國的一位滿大人在起床時，究竟是先動左腿還是動右腿。這同樣也是一樁由遙遠處微小的動靜所引起的謀殺案。在這里，巴爾扎克顯然是在追溯一個屬于18世紀哲學范疇的案例。


第二節(jié)對簡樸的禮贊


雖然盧梭本人從未在作品中提到滿大人的故事，巴爾扎克依然將此故事與盧梭的名字掛上鉤。他明顯認為這則故事的潛在思想與盧梭的哲學之間存在深層關聯(lián)。如果在這里就放棄追究巴爾扎克提及盧梭的原因，還為時尚早。不久之后，盧梭的名字再一次出現(xiàn)在拉斯蒂涅和畢安訓之間的對話里。滿大人難題，畢安訓說，是每一個人入世時都要遇到的問題。有人想飛黃騰達，有人茍安于平凡的生活。人總得在大天地和小圈子之間做出選擇。畢安訓覺得，一個人的需求在最小的圈子里也同樣能得到滿足。幸福需要花費每年一百萬也好，一百個路易也好，內(nèi)心的感受都是一樣的。畢安訓援引盧梭的《新愛洛伊斯》和《愛彌兒》作為論據(jù)，反對不惜代價換取飛黃騰達的行為，為自己所做出的選擇——當一名鄉(xiāng)村醫(yī)生，過著簡樸的生活——進行了辯護。
畢安訓大概知曉盧梭在《新愛洛伊斯》和《懺悔錄》中所描繪的那小圈子里的美好小天堂。在《懺悔錄》的第五章中，盧梭寫道，圍繞著德·華倫太太的小圈子“或許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集體。我們的愿望、我們的關注、我們的心靈都是共同的，一點沒有越出我們的小圈子”。這種自成系統(tǒng)的小社會是完美的，如果有第四個人加入，就好像一切秩序都亂了盧梭在《新愛洛伊斯》中，描寫了在青年時期，自己在尚貝里與德·華倫夫人與其忠實的仆人克德·阿奈共同度過的簡約、快樂的生活。。畢安訓所描繪的鄉(xiāng)村醫(yī)生的生活，也正是以這種簡單、一目了然的圈子為背景的。在這里，人的基本欲求得以滿足，情感生活也僅局限于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親友之內(nèi)�！叭说挠�求，”畢安訓向他的野心家朋友拉斯蒂涅解釋道，“在最小的圈子里和在大環(huán)境里同樣能得到滿足。拿破侖也沒法一天吃兩頓午飯，情婦也不比一個寄宿的醫(yī)學院學生多幾個。”
盧梭在《愛彌兒》中也傳達了類似的訊息：“各種身份的人都是一樣的，富人的胃也并不比窮人的胃更大和更能消化食物，主人的胳臂也不見得比仆人的胳臂更長、更有勁，一個偉大的人也不一定比一個普通的人更高，天生的需要，人都是一樣的，滿足需要的方法人人都是相同的�！眱H有生活必需品就知足的人們，只有他們才能在上流社會中橫行的各種蠱惑面前獨善其身。在《新愛洛伊斯》中，盧梭寫道，過剩，是所有苦痛的源頭；但必需品，即使多余出來，也絕不會引起揮霍濫用，“因為必需品有它自然的限度，而實際的需要從來不是漫無節(jié)制的”。你可以把做二十件衣裳的錢用來單獨做一件，把一年的收入一頓飯就吃光，但你沒法同時穿兩套衣服，一天吃兩頓晚餐。畢安訓正是遵循這種簡約生活的哲學，而拉斯蒂涅則果斷地踏上了通往揮霍的路。于是，點頭干掉滿大人的誘惑，對于后者來說要大得多。
畢安訓援引盧梭的名言，用來陳述他為何拒絕用身份、階層和財富來將人們區(qū)分開來的理由。而在《愛彌兒》中，盧梭寫下這些話時，卻抱著對當時社會秩序的悲觀展望。這就是盧梭有名的對法國大革命的預言。盧梭期望用這預言來摧毀現(xiàn)有秩序的驕傲及人們對其持久不衰的盲信。因為人們在面對正處于支配地位的秩序時，總難免偏頗，誤以為它堅不可摧，對即將到來的、不可避免的革命一無所知。他們既無力預知革命，也無能阻止它的到來。實際上盧梭將這種看似不過是心理學的分析與預測相結(jié)合，洞悉了一場革命的到來。直接激發(fā)了盧梭之預測的不是普遍蔓延的貧窮，而是法蘭西王國的光輝：“任何一個閃耀著的王國，都正處在沒落中�！北R梭顯然認為進一步的解釋是多余和危險的。他對革命的預告與他在最初關于科學與藝術的論述中所反映出的文明同根論——科學藝術不僅無助于敦風化俗，反而將招致無可挽回的道德淪喪。
這一回答的原創(chuàng)性在于，它指出文明社會的沒落就蘊藏于其發(fā)展之中。崛起的過程即是衰退的過程，所以文明社會維持一段時期后必壽終正寢。盧梭可不打算去力挽狂瀾，因為他不相信，一個已經(jīng)呈現(xiàn)衰退趨勢的社會還值得延年益壽。盧梭也不認為危機會推遲到來，使得現(xiàn)存秩序在短時間內(nèi)依然茍延殘喘，甚至發(fā)生逆轉(zhuǎn)。他洞見到了一種“危機狀態(tài)”（Krisenzustand）。這個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因為危機通常不是指一種狀態(tài)，而是兩種狀態(tài)之間的過渡階段——蘊藏著真正的預言：曠日持久的危機狀況和連綿不絕的一系列革命。盧梭在這一系列事件發(fā)生之前就已經(jīng)預言了這場永久危機。事實上，盧梭之后的一代人所生活的這段時期，著實得了“革命的世紀”（siècle des révolutions）這一名稱。
畢安訓從盧梭的《新愛洛伊斯》和《愛彌兒》中提取出的生活準則，正是以這種危機狀態(tài)為背景而制定出來的。從某種程度上說，它預設了危機狀態(tài)已經(jīng)來臨，抑或是即將來臨。因為一旦危機來臨，每個人都將命運未卜。盧梭寫道，只有懂得如何做一個自然人，才能獲得幸福。不可磨滅的，唯是自然烙在人類身上的印跡。正因為如此，人們才需要盡可能地保留，甚至挽回人的自然性。這里面就包含了一種認識：“爵爺、富翁抑或是大人物，都并非自然狀態(tài)下的產(chǎn)物。”那么這些權(quán)貴和人上人，一旦現(xiàn)有的社會秩序崩潰——它本來即是合著他們的意而建立起來的，他們會怎么樣呢？一個只會為有頭有臉的人服務的地方官吏，被撤了職會怎樣呢？一個單知道靠金子過活的收稅員，若是沒了錢會怎么樣呢？或者是個愛慕虛榮的傻子，習慣了將自己存在的所有意義維系于那些身外之物，失去了這些會怎么樣呢？答案是：“一個人要能夠在自己的地位發(fā)生變化的時候毅然拋棄那種地位，不顧命運的擺布而立身做人，才說得上是幸福的�！蓖�理，一個國王被廢黜時，王位所賦予他的一切皆化為烏有。這時，他只有依靠自己、證明自己，才能夠把握自己的命運。他可以躋身到“人”的行列中，這才是人類的終極王國。然而并不是每個人——更不消說是個國王，都懂得要躋身其中。
在《高老頭》的開篇，巴爾扎克描繪了一幅文明進程的黯淡圖景，對文明的詛咒絲毫不遜于盧梭�！拔拿鞯能囎酉衽�濕奴偶像的神車一樣，被一顆較不易碾碎的心稍擋一下，立刻將之壓碎，又繼續(xù)滾滾向前�！睗M大人的寓言正指涉文明的災難性力量。它比照了兩條路和兩種道德觀：為追求顯赫與權(quán)力，不惜作惡的權(quán)貴道德，以及崇尚樸實的私密小圈子中的道德觀。畢安訓遵循盧梭的文明批判論，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他是想要實現(xiàn)小圈子里樸實生活的理想。盧梭的名字在這里出現(xiàn)，并不因他是滿大人寓言的作者，而因為他對這寓言中所提出的問題，給出了答案。


第三節(jié)發(fā)生在遙遠處的不幸


在他的小說作品中，巴爾扎克曾有兩次以變相的方式借用了這一滿大人橋段。雖然兩次均隱匿了盧梭的名字，也未直接指涉中國的滿大人，但原型顯然出自同一處。第一處是在巴爾扎克于1824年匿名出版的《阿奈特與罪人》一書中。此書后來出版時，被更名為《海盜阿爾戈》（Argow le pirate）。書中提到，有種眼神能夠穿越遙遠的距離，將人置于死地。在這里，謀殺同樣是不聲不響地進行；誘惑，也同樣是安全地獲得一筆巨大的財富，足以實現(xiàn)琳瑯世界中的諸種愿望：“若你僅通過一瞥，即能殺死身在澳大利亞的一名奄奄一息的男子，誰也不會察覺；若這樁準罪行——你心里大約是這么告訴自己的——能給你帶來輝煌的財富，那么你不是早已住進了宮殿、坐進了豪華的馬車嗎？你會說：我的馬匹、我的土地和我的放貸款子!你將毫不猶豫、一再地說：“我這樣一位名士!”與滿大人橋段所講的一樣，宮邸、豪華馬車、飛黃騰達的榮升之路皆是報酬，犒賞了一樁兇殺案。其中受害人面目模糊，遠在天邊而且瀕臨死亡。而且，兇殺不需要流血即可實施。人們在眼下的快樂之誘惑與遙遠處發(fā)生的不幸之間做權(quán)衡；在悲慘的生命與輝煌的人生之間做決斷。即使與道德準則相左，殺意仍然占了上風。謀殺看上去不過成了一樁準罪行。
二十年之后，也就是1844年，在巴爾扎克發(fā)表的連載小說《莫黛斯特·米尼翁》中，詩人卡那里涉嫌濫用自己的聲名來24獲取一位年輕的仰慕者——莫黛斯特·米尼翁小姐之芳心。但卡那里是無辜的，因為實際上是他的秘書——一位遭到米尼翁小姐拒絕的傾慕者——在代筆與米尼翁小姐通信。在對此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卡那里面對退役大兵杜梅代表的姑娘家人的抗議，給他們描繪了一幅殘酷的畫卷作為回答，揭示了社會的無情：“此刻中國一個最有用的達官貴人正在屋里斷氣，整個中華帝國都悲痛萬分�？墒�，這會使您很難過嗎？別說在遙遠處發(fā)生的那些不幸，就是在眼下這一刻發(fā)生的不幸，也不能打動身在巴黎的任何一個人。英國人在印度將成千上萬與我們一樣的人殺死，就在我跟您講話的這一分鐘里，他們將最迷人的婦女燒死�？墒�，您用午餐時因此少喝了一杯咖啡嗎？”人們不光是對遙遠的苦難無動于衷，甚至對他們身邊的悲劇也不聞不問：“就在此刻，在巴黎，數(shù)得出有許多母親躺在草墊上生孩子，連裹孩子的襁褓也沒有!”目睹這樣的窘境，也沒人會去幫忙，因為在巴黎，人們即刻便忘了他們看到的一切。
卡那里的詩所引發(fā)的震驚勝過真實的苦難。但他可不會被自己寫的詩所喚起的感受所蒙蔽：“我這里，價值五個路易的杯子里，盛著可口的香茶，我吟著詩句，好讓巴黎女人們說：真美!真美!神奇!妙極!簡直說到人心坎里去了!”
卡那里承認，如果要親自感受自己詩中詠嘆的貧窮或歡樂，他早就精疲力盡了。人是封閉在自我感受之中的生物，每個人都生活在各自孤立的世界中。這便是個人主義橫行的代價。強者制定規(guī)則，毫無顧忌與憐憫。如果人們的生活世界25之間沒有交集，如果每個個體都囚禁于自己的領域內(nèi)，那么道德上的義務會變成什么呢？在《于絮爾·彌羅�！分�，巴爾扎克給出了這樣的答復：道德本身是不變的，而義務在不同的領域內(nèi)各異。
卡那里如此告誡杜梅，一個曾為國服役十五年的大兵：“您所在的這個城市里，有人正在咽氣，有人正在結(jié)婚，有人正在熱戀中狂喜暈厥，有的年輕姑娘正在發(fā)瘋，天才的青年連同他整車皮的造福人類的好點子一起覆滅!這些人互為鄰里，時常住在同一幢房屋里，可是誰也不理誰!”自私與利益支配著人們的生活，那些像高老頭一樣為他者付出一切的人，已用他們所承受的不幸來驗證了這一鐵則。這些人的命運無非是一則訓誡，勸告人們僅為自己著想。誰若是想要出人頭地，在涉世之初就得放棄那些慷慨大方的感受。這，就是拉斯蒂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