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 10 年里, 國際上一種新的提法—— “ 中等收入陷阱” 引起了經濟學者、 新聞媒體、 政府官員、 國際組織甚至普通民眾的關注, 成為流行概念。 百度指數(shù)或谷歌趨勢顯示, 對這個提法的關注度從 2007 年起不斷攀升, 直到 2015 年后才有所回落。 如果搜索兩個主要英文學術論文庫 ( Web of Sci- ence, EBSCOhost) 和一個主要中文學術論文庫 ( 中國知網) ,就會發(fā)現(xiàn), 至今有關 “ 中等收入陷阱” 的研究仍是方興未艾。


在經濟發(fā)展研究領域, “ 陷阱” 并不是一個新詞, “馬爾薩斯陷阱” “納爾遜低水平均衡陷阱” “貧困陷阱” 便是耳熟能詳?shù)睦�子。嚴格地講, “陷阱” 至少應該具備三個特征: (1) 存在一種自發(fā)延續(xù)與自我加強機制; (2) 處于持續(xù)的穩(wěn)定狀態(tài); (3) 難以突破。


如果說在經濟發(fā)展過程中有過什么陷阱的話, 低收入或貧困肯定是一種陷阱。 人類歷史已長達 300 萬年, 但直到大約 200 年前, 經濟增長極為緩慢, 人均收入幾乎沒有多大變化, 除極少數(shù)靠剝削、壓迫他人為生的富人外, 絕大多數(shù)人恐怕一直都生活在貧困狀態(tài)。


18 世紀下半葉爆發(fā)工業(yè)革命后, 世界各地才出現(xiàn) “大分流”, 其標志是有些國家和地區(qū)經濟增長開始加速。 荷蘭是 1827 年率先從“低收入” 跨入 “中低收入” 門檻的經濟體, 也許是全球第一例。在隨后半個世紀里, 英國 (1845 年)、 澳大利亞 (1851 年)、 比利時(1854 年)、 新西蘭 (1860 年)、 美國 (1860 年)、 瑞士 (1868 年)、烏拉圭 (1870 年)、 丹麥 (1872 年)、 法國 (1874 年)、 德國 (1874年)、 奧地利 (1876 年) 也相繼進入了 “ 中低收入” 俱樂部。 低收入陷阱或貧困陷阱明顯符合上述三個特征, 因為人類花費了幾百萬年才擺脫它, 的確是地地道道的陷阱。


那么是否存在嚴格意義上的 “ 中等收入陷阱” 呢? 如果我們回看西方發(fā)達國家曾經走過的路 ( 但今天往往被人遺忘) 會發(fā)現(xiàn), 這種陷阱似乎也是存在的。 以荷蘭為例, 它于 1827 年跨入 “ 中低收入” 門檻, 但直到 128 年后的 1955 年才進入 “ 中高收入” 群組。 美國在 “ 中低收入” 階段停留的時間短一些, 不過也足足花費了 81 年 (1860—1941 年) 。


對這些國家而言, 從 “ 中高收入” 階段進一步過渡到 “ 高收入” 階段也十分艱難。 美國花費了 21 年 ( 1941—1962 年) , 加拿大花費了 19 年 (1950—1969 年) , 澳大利亞花費了 20 年(1950—1970 年) , 新西蘭花費了 23 年 (1949—1972 年) 。 也就是說, 西方發(fā)達國家都曾經落入 “ 中等收入陷阱” ( 包括中等收入與中高收入兩個階段) , 長達百年之久, 甚至更長。 不過, 這些國家歷盡艱辛, 最終還是跳出了陷阱, 進入了高收入階段。


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經驗未必具有普世價值。它們曾經一度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 是否意味著后發(fā)經濟體也一定會重蹈覆轍? 在一篇于 2004 年發(fā)表在 《外交事務》 的文章里, 當時在美國任教的澳大利亞學者杰弗里·格瑞特 ( Geoffrey Garrett) 提出一個論點: 中等收入國家處于兩面夾擊的境地———技術上比不過富國, 價格上拼不贏窮國。 為了論證其觀點, 格瑞特按 1980 年人均 GDP 將世界各經濟體分為高、 中、 低三組, 然后計算各組在其后 20 年 (1980—2000 年) 的人均收入增長情況。 結果他發(fā)現(xiàn): 中等收入組的增長速度 ( 不到 20% ) , 既慢于高收入經濟體( 約 50% ) , 也慢于低收入經濟體 ( 超過 160% ) 。 3 年后, 在題為 《東亞復興: 有關經濟增長的看法》 的長篇報告中, 世界銀行的兩位研究人員引用了格瑞特的文章, 并首次使用了 “ 中等收入陷阱” 的提法。幾年后, 這個概念一下子火爆起來, 不少人聽到它便想當然地認為, 高收入經濟體已修成正果, 低收入經濟體的 “ 起飛” 相對容易, 只有中等收入經濟體很可能會落入增長陷阱, 且很難跳出陷阱。


其實, 格瑞特和世界銀行報告的作者都不曾在嚴格意義上使用 “陷阱” 這個概念, 前者根本沒有提及這個詞, 后者在 10 年后發(fā)表的反思文章中解釋: 他們原本的意思只是, 中等收入經濟體可能落入增長停滯的陷阱, 而不是說中等收入經濟體一定會比低收入和高收入經濟體更容易落入增長陷阱; 這種陷阱存在于各種收入水平, 從低收入到高收入。 他們澄清, “中等收入陷阱” 只是一種說法、 一種預警, 為的是激發(fā)有關中等收入經濟體發(fā)展方式的討論, 但這個提法缺乏嚴謹?shù)亩�義, 也沒有像樣的數(shù)據(jù)支撐。


如果 “ 中等收入陷阱” 的始作俑者都不曾在嚴格意義上使用 “ 陷阱” 的概念, 嚴格意義上的陷阱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呢? 格瑞特提供的證據(jù)事后被證明不足為憑。 有研究者用更新的數(shù)據(jù)重新計算了各類經濟體在 1980—2000 年間的增長率, 發(fā)現(xiàn)中等收入經濟體與高收入經濟體之間的差距并不像格瑞特描繪的那么 大。 如果采用與格瑞特不同的指標劃分高、 中、 低三類經濟體, 這種差距則會完全消失�？梢姅�(shù)據(jù)與尺度的選擇可能嚴重影響研究的結論。 更重要的是, 即使沿用格瑞特的劃分指標, 無論是在 1990—2010 年間, 還是在 1995—2015 年間, 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增長速度都比高收入經濟體更高。 也就是說, 從某個時段看, 陷阱似有還無; 換成別的時段, 根本不存在什么增長陷阱。


那些高收入國家曾經長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 大多數(shù)后發(fā)國家并沒有重蹈覆轍。 很多人一談到中等收入國家, 馬上就會聯(lián)想到那些落入 “ 中等收入陷阱” 的拉美國家, 仿佛這幾個國家的經歷就是所有后發(fā)國家的宿命。 拉丁美洲確有幾個國家很早就進入中低收入階段, 如烏拉圭 (1870 年) 、 阿根廷 (1890 年) 、 智利 (1891 年) 、 委內瑞拉 (1925 年) 、 墨西哥(1942 年) 、 巴拿馬 ( 1945 年) 、 哥倫比亞 ( 1946 年) 、 巴西(1958 年) 。 到目前為止, 只有烏拉圭和智利于 2012 年邁入高收入的門檻, 阿根廷也曾短暫進入這個門檻, 其余國家仍停留在中高收入群組。 但拉丁美洲只是世界的一個區(qū)域, 其經驗未必具有代表性。


有研究表明, 總體而言, 后發(fā)國家的增長速度普遍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快。 在 124 個有連續(xù)數(shù)據(jù)的經濟體中, 到 2013 年, 共有 45 個完成了從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過渡, 其中 36 個經濟體在 1950 年或之前已完成過渡, 剩下 9 個在 1950 年以后完成過渡。 前一組經濟體的過渡時間, 最長的是荷蘭 (128 年) , 最短的是以色列 (19 年) ; 后一組經濟體的過渡時間, 最長的是哥斯達黎加 (54 年) , 最短的是中國 (17 年) 。


有些人會不經意把日本與 “ 亞洲四小龍”作為是否落入 “ 陷阱” 的標桿, 似乎只要過渡期比它們長, 就表明已進入 “ 陷阱” 。 其實, 正如拉美國家是特例一樣, 這些東亞經濟體也是特例。 歐美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 ( 包括中低收入與中高收入階段) 普遍停留很長時間, 但這并不妨礙它們最終進入高收入陣營。 后發(fā)經濟體的過渡期普遍比歐美國家短, 我們有什么理由認為現(xiàn)在那些后發(fā)國家一定會落入陷阱呢? 如果硬要為落入陷阱設定時間標準 ( 持續(xù)的穩(wěn)定狀態(tài)) , 恐怕應該考察一個經濟體從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過渡期是否比 55 年還長, 從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過渡期是否比 15 年還長。 拿這兩把尺子衡量, 的確可以找到一些久陷中低收入或中高收入階段的例子( 如一些但并非所有拉美國家) 。 不過, 更多的經濟體 ( 如大多數(shù)亞洲國家和一些非洲國家) 雖然仍未過渡到下一階段, 但一直在砥礪前行。 既然落入 “ 中等收入陷阱” 并非大概率事件, 完全沒必要談虎色變, 認為中等收入就是一道難以邁過的坎兒。


中國的崛起是一部當代世界的偉大史詩。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 1950 年, 中國曾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不要說與周邊的國家與地區(qū)比, 就是與以貧窮落后著稱的非洲國家比, 也遠遠落在后面。 當時, 在有數(shù)據(jù)的 25 個非洲國家中, 21 個國家的人均 GDP 比中國高, 且不是高出一點點, 而是高出很多。 例如, 當時安哥拉的人均 GDP 是中國的 10 倍之多。 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為改革開放后四十年奠定了堅實的政治、 社會、 經濟基礎。 不過, 即便到 1978 年, 中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仍然不足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一半。


依據(jù)世界銀行的數(shù)據(jù), 中國終于在 1999 年擺脫了困擾中國人幾千年的貧困陷阱, 從低收入邁入中低收入階段。② 十幾億人擺脫貧困本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歷史性事件, 但國際上總有一些人希望看到并預測中國會跌入 “ 中等收入陷阱” 。 中國是否會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 一方面, 我們應該承認, 從中等收入國家躍升為高收入國家是一個國家經濟發(fā)展比較特殊的階段, 要比從低收入國家過渡到中等收入國家更加復雜, 中國在這一階段將面臨方方面面的挑戰(zhàn)。 從這個意義上講, “ 中等收入陷阱” 這一概念對現(xiàn)階段的中國發(fā)展具有警示意義。 另一方面, 本書列舉了中國跨越 “ 中等收入陷阱” 的大量有利條件, 我們完全有理由堅信, 中國完全可以跨越 “ 中等收入陷阱” , 完成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


從 1999 年中國進入中低收入階段后, 時間已過了 20 年。 站在這個節(jié)點上, 展望中國邁向高收入的前景, 我們有十足的信心, 未來的基本方向就是進入高收入階段, 在未來 10 年內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 成功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中國人的這份自信絕不是虛幻縹緲的玄想, 而是靠扎實的數(shù)據(jù)支撐的。 按照世界銀行的分類標準, 中國在中低收入階段僅停留了 12 年 (1999—2011 年) 便跨入了下一階段———中高收入階段。


前面引述的另一份研究也表明, 與其他任何有歷史數(shù)據(jù)的經濟體相比, 中國從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過渡期最短。在過去 100 多年的世界經濟發(fā)展史中, 從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過渡期一般會比從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過渡期長: 前一個過渡期的中位數(shù)是 55 年, 后一個過渡期的中位數(shù)是 15 年。 近年來, 中國經濟的增速雖然有所放緩, 但依舊保持著中高速增長的態(tài)勢。 這讓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中國完成從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過渡期不會超過 15 年。換句話說, 從 2012 年中國邁入中高收入階段算起, 到 2025 年左右, 中國就將完成跨越, 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 中等收入陷阱” 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偽命題。 不用說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 “ 中等收入陷阱” , 即使有這種陷阱, 中國人民也會引用毛澤東的詩句回應: “ 雄關漫道真如鐵, 而今邁步從頭越�！�


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非易事。 二戰(zhàn)結束以來, 世界上出現(xiàn)過一些 “ 經濟奇跡” , 但一般發(fā)生在規(guī)模較小的經濟體 ( 如瑞典、 希臘、 前南斯拉夫) , 或持續(xù)時間不超過 25 年 ( 如日本、巴西) 。 像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經濟體, 持續(xù) 70 年高速增長, 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它是一項前人從未經歷、 沒有現(xiàn)成模式可循、 極其驚心動魄的偉大探索。 中國仿佛是在沒有航標的大海中急速行駛的一艘巨輪, 面對驚濤駭浪、 急流險灘, 不斷地乘風破浪, 勇往直前。


在過去 70 年的歷程中, 國內外自始至終總有那么一些自以為高明的人, 對我們的成就指手畫腳, 對我們的挫折幸災樂禍。他們常常斷言, 中國將邁不過這道坎兒, 跨不過那道溝, 并不時咬牙切齒地詛咒: 中國的經濟、 中國的體制即將崩潰。 我們與他們的立場不同, 看問題的方式也不同。 在我們看來, 一個上 10 億人口的大國, 持續(xù) 70 年快速發(fā)展, 這不可能是偶然的, 也不是隨便找個理由可以抹殺的, 必有其制度上的優(yōu)勢。 中國之路一不是靠老祖宗的經驗, 二不是靠洋人的理論, 而是靠當代中國人摸著石頭過河, 深一腳、 淺一腳蹚出來的。 這正是中國故事的獨特之處, 也是精彩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