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行政執(zhí)法，特別是商標行政執(zhí)法，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清末在引進知識產權制度的同時，就建立了相應的知識產權行政執(zhí)法機制。鴉片戰(zhàn)爭之后，隨著中國對外開放通商口岸，中外貿易逐漸增多，知識產權糾紛隨之產生。早期的知識產權顯然保護的是外國人的利益。在西方勢力的交逼下，中國人逐漸認識了知識產權的價值，并形成了知識產權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為吸引外資引進外國技術，我國參加了一系列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建立了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近年來，隨著作為世界第二經濟體的崛起，中國越來越強調知識產權的作用，越來越重視在國際舞臺上的主體角色。用余家明教授的話說，在知識產權國際規(guī)則的形成過程中，中國經歷了接受（take）、撼動（shake）、制定（make）三個階段。
知識產權行政執(zhí)法，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也稱知識產權行政保護。它與司法保護一起，被稱為知識產權保護的雙軌制。由于知識產權是私權，人們對行政執(zhí)法存有不同的認識。反對的觀點認為，知識產權保護的是私人利益，由行政機構出面靠國家撥款去為私人提供保護，在理論上不具有合法性。但實踐中，知識產權行政保護的范圍卻越來越大，而且在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等領域非常不均衡。本研究成果既沒有籠統(tǒng)否定知識產權行政執(zhí)法，也反思了目前行政執(zhí)法領域擴張的現(xiàn)狀。在認真爬梳知識產權行政執(zhí)法歷史的基礎上，本書認為，盡管知識產權是私權，保護的是個人的利益，但當一項侵害知識產權的行為面臨多數(shù)受害人時，司法保護會產生失靈的效果。在此邊際上，應當承認知識產權行政保護的可能。這也是監(jiān)管型政府（regulatory state）崛起的原因。然而，與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會失靈一樣，有時行政保護同樣會失靈。因此，必須在考量行政執(zhí)法效能的基礎上，合理確定行政保護的范圍�；ヂ�(lián)網(wǎng)、大數(shù)據(jù)等新技術為知識產權行政執(zhí)法提供了便利，但也帶來了一些風險，如何對這些挑戰(zhàn)進行回應，也是本研究關注的問題之一。
本書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6BFX139）的最終研究成果。由于時間原因，一些應當著重討論的問題，如行政保護機制與司法保護機制的銜接、機構改革背景下知識產權行政執(zhí)法范圍的調整等，均沒有涉及，深感遺憾。本研究的具體分工為：第一章李雨峰、謝嘉圖（汕頭大學）、第二章鄧思迪（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生）、第三章黃國賽（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生）、第四章陳偉（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生）、第五章宋頌（湖北高韜律師事務所）、第六章宋頌、吳進科。



李雨峰
2020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