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跨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ICIC）進入第十屆的時候，《跨文化傳播研究》輯刊面世了。自2003年以來，這個會議聚集五大洲的跨文化傳播研究者，基于東西方跨文化經(jīng)驗的對話，重建了跨文化傳播的問題域，形成以“跨文化傳播如何可能”為中心的多維問題意識。雖然“跨文化傳播如何可能”的討論充滿不確定性，但這種討論帶來了一種可能：共創(chuàng)一本定期出版物，建構多元文化對話的跨文化傳播學術空間。
　　跨文化傳播來源于全球化，又接受著全球化的挑戰(zhàn)。當人們懷著鄉(xiāng)愁加入全球流動，走進大都市的陌生人社會，遭遇沒有保障的跨文化交流，嘗盡群體間偏見、歧視與污名化，落入與他者交流的困境，“跨文化傳播如何可能”就成為每一個人的追問。陷入困惑的人失去交流的力量，而清醒的人則努力用交流治療交流的病痛。當人們適應了全球流動，說著英語，哼著流行歌曲，秀著品牌，瀏覽著大數(shù)據(jù)，欣賞著時尚表演，全球化又成了跨文化傳播必須面對的問題。它蘊含著暴力，使一切都落入權力支配體系，把人引向同質化、文化霸權、文化割據(jù)的世界。全球化把人們推向跨文化傳播之路，但人們回頭一望，這條路又被全球化毀壞了。
　　然而，人的自由天性使人不甘于忍受全球流動的苦痛和全球化的暴力，而是把全球化制造的跨文化傳播難題變成一個通向交流反思和實踐的公共論域，試圖重構普遍交往，使其通向主體間性傳播和文化間性傳播。令人沮喪的是，全球化的“中心一邊緣”范式分割了跨文化傳播研究，移民流動的“北方”目的地成為跨文化傳播理論話語中心，而“南方”成為跨文化傳播理論的旅行之地，這使得跨文化傳播研究一直沒有脫離由“北方”所界定的主題，諸如身份、文化適應、傳播動態(tài)性、跨文化能力、群體間偏見、刻板印象、文化差異、跨文化教育與培訓等。不可否認，身處全球主流社會的跨文化傳播研究者大多具有親邊緣人的“情感結構”，但由于全球化消解了非中心的多元文化對話者的顯性存在，其理論思維依然是不完整的。這些依賴單一理論的思考者難以迂回到多元文化的跨文化智慧之中，因而難以形成類似弗朗索瓦·于連（Francois Jullien）那樣的“思想的震顫”，“體驗思想在異域漂流的感覺，以致找不到共同的范圍和框架，無法歸類”。失去“思想的震顫”，跨文化傳播研究常常呈現(xiàn)某種理論重復狀態(tài)。而“南方”的學者又很難擺脫知識生產(chǎn)的權力支配體系，無法有效構建可交流的跨文化傳播理論空間。
　　“跨文化傳播如何可能”像一頭大象。來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語境的人都能觸摸到問題的特定“部位”，相互見證問題的多樣性與復雜性，相互提供文化智慧、提醒理論盲點，像古絲綢之路上的宗教家分享“盲人摸象”（典出《大般涅槃經(jīng)》）的智慧一樣，保持文化間的心靈對話，拓展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思維空間。
　　我們希望《跨文化傳播研究》真正成為多元文化對話的跨文化傳播學術空間，深深扎根于人類自由交往的需要與實踐，通過經(jīng)驗研究揭示把各種跨文化情境組織起來的社會結構，提供保持文化多樣性與文化間可溝通性的獨特路徑；通過批判研究揭示文化間的權力關系，重構人類的普遍交往；通過學術對話展現(xiàn)特定語境下的跨文化傳播探索，及其與跨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之間的關系，增進各文化區(qū)域的學者對跨文化理性的理解。
　　我們深深寄望于跨文化的交往理性，希冀以走向主體間的相互理解與表達的姿態(tài)，推進跨文化傳播研究和理論對話，以見證那隱含在多元文化實踐中的共享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