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處在一個VUCA的時代，易變性（Volat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復雜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給我們的管理工作帶來很多困擾。層出不窮的新思想、新理論、新方法、新案例使人目不暇接，它們不但沒有讓我們更安定、更清晰地看待企業(yè)和項目，反而使我們更躁動和更困惑。依托于行政權力、知識權威、團隊協(xié)作和可靠計劃等傳統(tǒng)元素的管理理論和方法越來越不足以適應新世界，日新月異的人工智能產品、物聯(lián)網(wǎng)環(huán)境、數(shù)字化資源和區(qū)塊鏈技術讓我們感到本領恐慌，且我們的安全感正在逐漸喪失。管理本來應該是促進技術創(chuàng)新和社會發(fā)展的動力，但如今管理似乎不僅滯后于技術的發(fā)展，甚至有可能成為技術創(chuàng)新和社會發(fā)展的阻力。

試圖以變化應對變化的方式是徒勞的，這方式會使我們疲于奔命而迷失在新技術、大數(shù)據(jù)的汪洋大海之中。俗語有“打拳不練功，到老一場空”，可引申理解為只注重管理的理論和方法，而不能發(fā)現(xiàn)這些理論和方法背后的哲學原理，不能形成適合管理人員的認識論，不能以一種清晰的邏輯方法來將這種認識論具體化，管理理論和方法就容易變得僵化教條或者似是而非，也就不能因管理目的和條件的不同而迅速得出有效的管理策略。

變化是VUCA的根源，當今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但我們看待世界的邏輯方法可以也必須是穩(wěn)定的。正如《金剛經》所言：“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敝挥胁痪心嘤诙嘧硕嗖首兓�的VUCA表相而進一步審視其背后隱藏的人性本原，我們才能有感知外界變化的參照系。以變應變容易使人眩暈和失去自我，以穩(wěn)定的邏輯來看待變化的世界才能使我們看得更遠、看得更清晰。借助清晰穩(wěn)定的邏輯，才能使我們在VUCA的世界中得到心靈和精力上的雙重解放，因為它能夠幫助我們明白成事與敗事的原因，避免我們鉆牛角尖，也能幫助我們更有效地借助他人和外部資源來處理事務，使我們在需要耐煩的管理工作中找到最輕巧有效的著力點。換句話說，只有我們能夠追溯到管理的本原，尋找到管理最底層的認識論及其邏輯結構，才能解決這種“不變是等死、變會累死”的悖論。

管理是一門專業(yè)特點很明顯的學科，它不應該成為文學、經濟學、數(shù)學和心理學的旁支或附庸。一個武術門派之所以能夠成為“門派”，是因為它有著區(qū)別于其他門派的對用力和技法等方面的獨特而又系統(tǒng)的理解，一門學科也同樣如此。缺乏獨特的認識論、缺乏獨特的認識世界的邏輯方法，僅希望依附于某些來頭很大的人物或學科來為自己撐腰壯膽是不能讓管理具有獨立性的。

管理固然與文化有關、與數(shù)學有關、與心理學有關，但如果只是將文化、數(shù)學、心理學中的一些零零碎碎拼湊在一起，不可能得到一門有靈魂的學科。很多西方人將孔子思想當作中國文化的典型。然而，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是輕視商業(yè)和競爭的，這些思想與商業(yè)管理之間的聯(lián)系過于間接，用這些思想解決商業(yè)管理問題就像用魚鉤來扇風一樣�？鬃又v述仁愛，但《孫子兵法》的開篇就點明“兵者，詭道也”，通篇講述如何競爭。靴子再新只能穿在腳上，帽子再舊也是戴在頭上，以孔子的思想來用兵不合適，以孫子的思想來治學和修身養(yǎng)性也不合適。我們需要用一種適合于管理特點的邏輯來將各種有益的思想和方法有機整合起來。

管理和治理的過程就是解決矛盾的過程。變化帶來了創(chuàng)新，變化也給管理帶來了一系列需要解決的矛盾。解決變化帶來的多樣矛盾是項目存在的理由也是項目管理者面臨的問題。無論是項目管理還是項目治理都需要解決好變化的問題和穩(wěn)定的策略之間的矛盾，也即“變”與“不變”之間、“動”與“靜”之間的一系列矛盾。項目管理的價值在于它是通過對變化的管控，以提高在變化的環(huán)境下完成任務的效率和可靠性。項目治理則是使項目管理得以可行的規(guī)制環(huán)境，是在變化的社會和商業(yè)環(huán)境中捕捉機會、發(fā)現(xiàn)沒有相處過的合作者、締結新的游戲規(guī)則……項目治理所面臨的這些矛盾的困難度和影響力比項目管理的更大。

中國人是解決矛盾的高手，同樣也是制造矛盾的高手。因為其擅長制造矛盾，也就擅長解決矛盾；因其善于解決矛盾，也就善于制造更難解決的矛盾。中國文化的哲學之源《易經》就是一部闡述“變”與“不變”之間對立統(tǒng)一關系的辯證關系的著作，也是中國人預見矛盾、分析矛盾和解決矛盾的“圣經”。中國傳統(tǒng)上以《易經》為“百經之首”，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諸子百家�！兑捉洝返幕�礎又在于將世間萬象的變化趨勢看成是由“陰”和“陽”兩個對立的基礎單元組成的若干系統(tǒng)，這些系統(tǒng)按照對立統(tǒng)一內在關系演化而成。中國傳統(tǒng)智慧的核心就是這種“一分為二合為三”的辯證法�！耙弧笔侵敢环N矛盾，“二”是指構成矛盾的陰陽對立統(tǒng)一的兩股力量，“三”則是運用矛盾的兩種力量之時而構造的第三種力量，這種力量能夠有效解決這個矛盾。這種“亦此亦彼”又或“非此非彼”的中庸式力量也是讓人產生中國文化不可捉摸、思考邏輯上矛盾重錯覺的原因。

本書將這種發(fā)現(xiàn)和解決管理矛盾的思維方式稱為“太極邏輯”， 太極邏輯的根本在于實事求是，而實事求是最大的敵人則是教條主義。根據(jù)陰陽對立統(tǒng)一的原則發(fā)現(xiàn)矛盾，根據(jù)太極陰陽分化的演變規(guī)律找準解決矛盾的時機，根據(jù)中庸的置換思想以權衡利益相關方需求而得到矛盾的解決方案，是太極邏輯的三個基本支柱。

之所以強調“太極”二字，不僅在于中國人將矛盾的本質看成是由陰陽兩種既對立又統(tǒng)一的力量沖突而成，更在于解決這些矛盾的時機在于太極階段。關于“太極”的理解眾說紛紜，大多是將其神秘化為類似于“道可道，非常道”這樣的玄學。本書中“太極”的含義是從太極拳理中得到的啟示，即認為太極是從混沌的整體到已分化為明顯的陰陽兩極之間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是采取管理措施以解決矛盾的最佳時期，是最省力也是使矛盾的代表雙方最容易接受解決方案的階段。對太極階段的識別和把握能力是評價擁有中國智慧程度高低的重要判斷標準。

本書將項目治理作為主要討論對象，討論其需要解決的若干主要矛盾以及解決這些矛盾的思想方法，幫助大家在項目治理實踐中理解解決問題的中國式智慧，幫助大家在解決這些矛盾時更恰當?shù)夭捎糜薪浻袡嗟闹杏故讲呗�，提高項目管理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促進項目管理和項目的成功。

首先，本書闡述了太極邏輯背后的基本辯證思想，即“數(shù)中有術、術中有數(shù)”、“道”“術”結合、“陰”“陽”相濟的對立統(tǒng)一關系。不了解這些基本關系，就容易讓人產生中國人做事“陽奉陰違”“不誠實”“不講規(guī)則”等錯覺。西方人在管理中很強調企業(yè)文化和管理制度，而中國人認為“潛規(guī)則”比這些“顯規(guī)則”更重要，也更適合用來發(fā)現(xiàn)和處理因變化而帶來的新問題。與自然科學家不同，管理者面臨的矛盾根源來自各利益相關方目的、立場、資源等方面的差異，矛盾均與人有關。發(fā)現(xiàn)矛盾和解決矛盾都需要從“人”出發(fā)。管理工作很難有理想的雙贏結果，更多的是“干凈了一樣東西就會弄臟另外一樣東西”，管理者永遠面臨解決一個矛盾的同時又制造了另一個矛盾的尷尬局面，而中國式的“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zhàn)止戰(zhàn)，雖戰(zhàn)可也”“慈不將兵，義不掌財”等思想則會幫助管理者理解矛盾才是推動項目成功的動力；而“陰不離陽，陽不離陰，陰陽相濟，方為懂勁”這樣的太極拳理也能夠幫助管理者理解中國人的“潛規(guī)則”，幫助大家認識到它們在管理實踐被運用時的基本策略。

其次，本書圍繞項目治理生命周期的基本階段，將其作為不同矛盾的太極階段，分別從發(fā)現(xiàn)項目機會、進行項目決策、建立與項目利益相關方合作的規(guī)制關系、監(jiān)管項目的管理過程等方面闡釋太極邏輯在其中的價值和運用。例如，在發(fā)現(xiàn)項目機會和項目決策時，提出了“勢”“節(jié)”結合的思想�！皠荨本褪桥袛嗌鐣�發(fā)展的大趨勢以確定項目領域、項目機會，“節(jié)”就是判斷啟動項目的時機、節(jié)奏和商業(yè)模式。這種思想來自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思想和兵家思維�！按笳邥r也、小者計也”“智者善謀不如當時”“善戰(zhàn)者求于勢而不責于人”“借局布勢，力小勢大”等都是中國人發(fā)現(xiàn)趨勢、抓住矛盾的法寶。

最后，本書針對項目治理的若干主要矛盾闡述了中庸式的解決策略。解釋了太極邏輯在剛性的管理制度和柔性的領導藝術之間的平衡、轉化形式和應用方法，展示了“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動之則分，靜之則合。隨曲就伸，無過不及”“內圣外王”“賞有功不專與，罰有罪不獨及”“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愚人難教，欺而有功”“君子和而不同”等中國人千百年來積累下來的有效的中庸式處事為人智慧。

如果說其他有關項目管理和項目治理的書更側重于“術”的話，本書則是更側重于“道”；如果說其他有關書籍側重于管理或治理招式的話，本書則是更側重于管理或治理的內功；如果說其他有關書籍更像金庸武俠小說中所說的《九陰真經》的下卷的話，本書更像《九陰真經》的上卷。

本書不僅面向中國的讀者，同時也面向國外的讀者。在筆者十幾年從事項目管理研究、咨詢、教育和培訓的生涯中，接觸過數(shù)千個不同項目、企業(yè)、行業(yè)和政府機構的管理人員，大家經常游離于中西方管理文化之間，而沒有更好地將兩者結合起來。這不僅造成了管理過程中的“折騰”，而且造成了人內心的困惑和痛苦。本書希望能夠幫助他們看到中國智慧中蘊藏的邏輯，而這個邏輯同時也有利于他們理解西方管理理論和方法，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因為“萬物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

就像美食的評價標準離不開廚師和食客的文化背景一樣，管理也與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文化背景密切相關。中國最普遍的美食是餃子，西方最普遍的快餐是披薩，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或許可以代表中西方文化之間的顯著差異。披薩將所有的美味放在外邊，絢麗的色彩、誘人的香味等熱切地、赤裸裸地向食客展示著自己的魅力。餃子則將所有的美味隱藏在色彩單調、淡而無味的面皮之內，你不咬破它根本無法嘗到它的味道，甚至都看不見它的內容，“露餡”在中國文化中向來是失敗的前兆。有的人喜歡吃餃子，有的人喜歡吃披薩，本來可以相安無事，但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經常需要包餃子的人和烤披薩的人一起創(chuàng)造一些新的美食。

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會造成管理理念、方法和體系的沖突，不了解文化之間的差異就難以在沖突發(fā)生時保持平靜的心態(tài)，也難以找到解決沖突的途徑。中國每年有數(shù)萬人去美國、歐洲、澳洲學習，在中國的高級酒店里大多會有HBO、NHK、BBC等電視頻道，許多外國朋友也在家里掛上中國畫、學習太極拳、經常引用孔子和老子的一些名言。大家都希望了解彼此，都希望進行交流和合作。但是，這些文化的交流大多是在社會層面上的，或者是在文化層面上的，而不是面向商務和管理需要的。中國大量高校的MBA課程是基于西方管理思想和方法的，這有利于中國的管理人員了解西方的管理風格。但是，了解中國商業(yè)和管理文化的西方管理人員卻不多。那些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fā)表的關于中國的管理論文因為其研究角度和方法是基于西方習慣的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結論經常將讀者引入誤區(qū)。這種中西方商業(yè)和管理文化理解上的失衡不利于彼此在商業(yè)和管理上的合作或競爭。

發(fā)展中的中國需要了解世界，世界的發(fā)展也需要了解中國，中國需要讓世界了解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總量第二的國家，中國為世界提供了最誘人的市場和發(fā)展機會，沒有任何國家和企業(yè)的發(fā)展希望將中國排除在外。同樣，作為世界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中國擁有世界最為密集的項目，中國的發(fā)展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其各種各樣的項目，這些項目需要國際先進技術、管理、資本、人才和信息的支持。換句話說，中國是世界的利益相關方，世界也是中國的利益相關方。大家需要彼此了解，才能合作共贏。即使是競爭，也需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zhàn)不殆。

感謝在國際項目管理協(xié)會擔任國際項目管理大獎終審委員以及美國項目管理學會全球學位認證委員會（中國）常務理事期間的同仁們，他們包括來自瑞典的埃里克??馬松（Erik Masson）、瑞士的瑪麗??庫廷切娃 （Mary Koutintcheva）、意大利的羅伯特??森（Roberto Mori）、俄羅斯的亞歷山德拉??托布（Alexandra Torb）、印度的亞丁斯??賈恩（Adesh Jain）、荷蘭的漢斯??范??維倫（Hans van Vieren）、德國的邁克爾??博克斯海默（Michael Boxheimer）、中國的林少培等。與他們的交流使我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邏輯有了廣泛的了解。同時，感謝我參與或評估過的來自印度尼西亞、羅馬尼亞、尼泊爾、伊朗、俄羅斯、意大利、美國的大量項目的管理人員，感謝我任教過的湖南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山東大學、西南交通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米蘭理工大學以及英國Heriot Watt大學的在職（E）MBA學員們，他們的實踐不僅給了我很多鮮活的項目案例，也對本書提出的太極邏輯進行了有效的印證。

感謝我的同事孫濤博士、孫華博士、李盈博士、王磊博士和博士研究生高少沖等，他們分擔了我很多的日常事務，使我有更多時間進行思考。感謝山東大學國際項目管理碩士班來自加納、幾內亞、盧旺達、坦桑尼亞和巴基斯坦等國的學生們，為他們講授項目管理課程的課堂是一個探討和檢驗太極邏輯是否適用于不同文化的實驗室。

也將此書獻給我的妻子和兒子。感謝他們?yōu)槲姨峁┝斯ぷ鞯膭恿Α?/p>

祝大家閱讀愉快！

丁榮貴

2018年3月于中國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