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11年三聯書店出版了溝口雄三著作集前四本之后，經過譯者們的共同努力，后四本的翻譯也終于面世，溝口先生一生著述的主要代表性文字得以相對完整地呈現給中國讀者。這個翻譯的過程，對于我個人而言，也是一個深入的自我訓練過程。在溝口先生的思想世界中謹慎地前行，使我獲得了中國歷史世界多姿多彩的、有生命力的思想投影；當這些鮮活流動的投影在溝口先生感性而思辨的論述中逐漸形成一個動態(tài)結構的時候，我真實地體會到了在歷史中尋找原理、探尋歷史動力這項思想工作的魅力。
　　在溝口一生豐富的學術活動中，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意識，這就是中國為什么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而日本卻選擇了資本主義制度？換成溝口更喜歡的用語，或許準確的說法應該是：為什么中國社會傾向于把大于體制的相互扶助作為社會的一般性原理，而日本社會則傾向于在自上而下的體制之中進行競爭？
　　作為前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大家，溝口對于清末民初之際的研究比重不大，而對于民國時期的研究則更為有限。但是，他對于中國歷史的認識，卻是一個完整的結構，這個結構當然也包含了當代中國的歷史。在溝口看來，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后花費了三十八年的時間才完成了建國的任務，這個時間的長度說明了中國在歷史轉型期所承載的重負——這是一個在列強威逼之下完成轉型的艱難過程；而日本從甲午戰(zhàn)爭到侵華戰(zhàn)爭之所以可能得逞，都僅僅因為其實質是這個特定轉型時期的“乘人之危”之舉。溝口不僅對于日本這個不光彩的行為有嚴厲的批判，更從歷史學家的角度對日本內部軍國主義的思潮發(fā)出過警告：日本社會對中國的傲慢自大態(tài)度，是以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為基礎的，這個時期日本乘人之危的所作所為是可恥的，何來夸耀的資本！而當這個歷史時期已經結束，亦即當中國歷史的轉型已經完成之際，日本不可能再重走當年的軍國主義老路，也不可能以東亞大國自居，日本應該找到自己的合適位置，合乎實際地成為一個以科技貢獻為主的“小國”。溝口這個近二十年前的警告，今天顯現了比當時更為真切的現實感，這或許正是他歷史眼光的最好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