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是歷史上汕頭人在海上絲綢之路航行中創(chuàng)造的一種地域文化。它包括汕頭海上絲綢之路物質文化,也包括汕頭海上絲綢之路非物質文化;它體現(xiàn)為汕頭海洋文化、汕頭華僑文化、汕頭商貿文化、汕頭港口文化等,以紅頭船文化為代表。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有其產生發(fā)展的自然地理條件,也有其產生發(fā)展的經濟條件和社會歷史條件。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體現(xiàn)了開放、兼容、冒險、互動、祖根意識等方面的文化特質,充滿著冒險拼搏、開拓進取、同舟共濟、誠實守信、愛國愛鄉(xiāng)的汕頭人精神,具有明顯的歷史研究價值、社會價值、旅游經濟價值、審美價值、情感價值、教育價值。
潮汕地區(qū)的海外商業(yè)貿易,早在唐宋已有肇端,唐宋以來,貿易從未中斷,始終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保持著頻繁的經貿往來,至明代已更為興盛。只是明王朝相當保守,實行海禁政策,故而多以走私形式實施貿易。潮汕沿海地區(qū),多以漁鹽為業(yè),善于駕舟是沿海的特點,且海上貿易是個能獲厚利的營生,于是便會吸引更多沿海地區(qū)之民趨之,漸漸也就形成了一些較成型的商貿集團。這些集團實際上亦寇亦商,其首領大多為海上貿易者,亦是海寇的首領,如許棟、許朝光嘉靖三十四年(1555)經商日本,張璉、蕭雪峰嘉靖三十九年(1560)經商閩粵、三佛齊,羅袍嘉靖年間經商閩粵沿海,林國顯嘉靖四十二年(1563)經商廈門、南澳,林道乾嘉靖四十五年(1566)經商廈門、柬埔寨,楊四嘉靖四十五年(1566)經商海外,林鳳隆慶二年(pan style="font-family:宋體">.568)經商臺、澎,楊志隆慶五年(157pan style="font-family:宋體">經商海外,諸良寶萬歷元年(1573)經商南洋。只是在沒辦法實施合法的商業(yè)活動之時,才流為海寇。因為朝廷對于海上貿易的禁令從沒有停止過,但禁令頒久,漸漸便會執(zhí)行不力,或官員利用以腐敗謀私,便自然較為松弛;到重申禁令,加以整頓,又會較為緊柬。如此循環(huán)往復。在海禁被嚴格執(zhí)行的時候,一些商貿易的人,尤其是一些海上商貿集團,因處境艱難,便多流為寇盜,劫掠地方,成為當?shù)刂。唐樞在《籌海圖編》中曾說過:“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潮州志》也稱“朝廷既視寇禍與互市而俱至,遂厲其禁,寇禍愈烈!敝x杰在《虔臺倭纂》中也謂:“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倭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越嚴而寇愈盛,片板不許下海,艨艟巨艦反蔽江而來;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滿載而去!苯K明一代,基本上都實行海禁政策,但基本上都禁而不絕。
還有一種被稱為接濟通番的貿易形式。潮汕的南澳和柘林灣,較早就曾以這種形式與各國商行貿易往來。明正德至嘉靖年間,“因海禁漸弛,勾引番船,紛然往來海上,各認所主,承攬貨物,裝載或五十艘或百余艘,或群各黨分舶各地!薄敖訚,謂黠民窺其向導,載魚米互相貿易,以贍彼日用!币蛴懈鲊(商舶或貢舶)往來或停泊于潮汕的南澳或柘林灣等各地,潮汕的商人便抓住此時機。運載魚米、蔬菜、淡水等食物與之相通,接濟其生活日用之需,換取等值的洋貨,順便與之作貨物貿易,這是潮汕商人較早與海外貿易的另一種形式。
直到明末清初,一些海上寇盜集團(也是海商集團),在的強大軍事剿捕和嚴控之下無法立足,則轉而流動到東南亞各國,各自找尋落腳點建立其商貿經營和生活之據(jù)點,落籍海外東南亞各國。
這說明潮人在明代已有許多與海外各國商人貿易的經歷和實踐,潮人的善經商已在此一時期表現(xiàn)得比較充分;當國家貿易政策稍寬(弛海禁)之時,各國商船紛至,本地商船頻繁出海經商,貿易活躍,潮汕地區(qū)商人能夠得利,?(海商)多從商得利,陸地居民便少遭劫掠,則潮地也沾好處;潮汕的?苌倘思瘓F在東南亞各國的貿易港,和一些的落籍地點,都是清代潮商方便貿易之處,由此建立的貿易基點,是清代潮商海外貿易興盛的較好基礎。
雖然在嚴厲的海禁政策之下,加上清代的也極嚴厲,地方史志均無此方面的記載,但據(jù)日本的《華夷》《唐通事會所日錄》等相關文獻記載的情況表明,由于遇風漂流和受地方官員派遣,從康熙二年(1663)起,便陸續(xù)有潮州商船不斷前往日本貿易。潮州商船到潮人更熟悉更有基礎的東南亞各國從事貿易,就更不用說了?梢,潮州商船的海上貿易活動,是從未停止的。
康熙二十二年(1683),占據(jù)臺灣的之孫鄭克爽降清,海上已消除了反清力量,寇盜也基本上在此之前被剿滅或被迫流居海外,于是清延便在次年(1684)宣布開放海禁:“令廣東、福建沿海民人,許用五百石以下船只出海貿易!彪m允許沿海居民出海貿易,但也實施了一定的控制和管理,規(guī)定“除夾帶違禁貨物照例治罪外,商民人等有愿出洋貿易者,呈明地方官,準其出入貿易”。翌年(1685)在廣東、福建、浙江、江南四省設置海關,管理對外貿易及征收關稅事務,潮州的庵埠總口為粵海關七大總口之一。
開海政策的頒布給潮汕商貿的發(fā)展提供了的機遇,潮汕沿海商貿迅速得到發(fā)展,尤其是澄海一帶的港口,差不多形成潮汕對外貿易的中樞。潮汕地區(qū)之“瀕海居民,所持以資生而為常業(yè)者,非商販外洋,即漁鹽本港”。開海對沿海向來善于經商的潮人來說,簡直是千載難逢的機遇,《澄?h志》載:“邑自展復以來,海不揚波,富商巨賈,卒奇贏,興販他省。上溯津門,下通臺廈。象犀金玉,與夫錦繡皮幣之屬,悉由澄分達諸邑。其自海南諸郡轉輸米石者,尤為全潮所仰給。每當春秋風信,東西兩港以及溪東、南關、沙汕頭、東隴港之間,揚帆捆載而來者,不下千百計!
潮汕民間的海上貿易快速地發(fā)展起來,海上商貿發(fā)展依靠主要的工具是木帆船,也即后來名聞遐邇的紅頭船。紅頭船的由來原是清廷出于對出海民行統(tǒng)一管理而來的。雍正元年曾有令,“著將出海邊船按次編號,船頭桅桿油飾標記”。廣東在東南,南方屬火,為紅色,故廣東民船油紅色,福建偏東,東方屬木,故油綠色,各省不同,易于辨認。潮汕商人一直沿用,以至成為潮汕商船的一種標識。
這種潮汕商人賴以作為貿易工具的紅頭船,在清初開海之后迅速增加,其造船的木料多是韓江上游梅、汀、贛所產和從東南亞,尤其是暹羅(泰國)470噸的船造價僅7400西班牙幣,而在潮州的樟林,造價則需16()00西班牙幣,價格要翻倍還多。因此,到乾隆年間,不少潮汕人轉移到暹羅去造船,潮商在當?shù)刭彺,同時辦好貨物,滿載而歸,以貿易的合法形式回國。據(jù)相關研究資料,清代潮州很大的一部分紅頭船是在暹羅制造的。
潮汕商人利用木帆船這一交通工具,靈活地利用各地貨物的特點和地域性差價,又利用海洋季風,行南走北,大量販運南洋商品,同時運載潮汕地區(qū)出產的蔗糖、煙葉、葛布等貨物,北上蘇杭、上海、天津等地販賣;又從京、津、蘇、杭等地販運北方的雜貨、蘇杭的絲綢返回南方;乘季風又裝載諸如瓷器、石雕、絲織品、葛布、紙張、神紙及其他手工藝品經海南,往暹羅、安南、新加坡等東南亞各國,銷售之后,又滿載東南亞的蔗糖、大米、木材、香料、胡椒、象牙、檀香、蘇木、沉香、藥材等貨物運回行銷國內。形成循環(huán)貿易,獲利頗豐!耙煌粊,獲息幾倍,以此起家者甚多”。在海禁初開之時,還主要是國內各港口貿易,稍后則海邦遍歷,而新加坡、暹羅尤多,列肆而居。善駛木帆船的潮商,能夠按季節(jié)借助季風,順風行駛,省時省力。一次循環(huán),或三幾月,或半載不等,獲利是頗豐的。而本地的手工藝品的帶銷,也是其中附帶的重要項目,這也有力地了地方手工工藝行業(yè)的發(fā)展。
在潮商的貿易圈中,最為頻繁,量的是暹羅(泰國),貿易的主要貨物口大米、蔗糖、木材、香料和藥材,出口的主要是瓷器、絲織品、生絲、葛布、紙張、鐵器制品和各種工藝品。中暹貿易的互補性很強,暹羅向為大米出口國,而中國清代南方由于人口增長和經濟作物的普遍種植,糧食嚴重不足,米谷供不應求,在暹羅等東南亞國口大米,為清代東南亞貿易之大宗?滴跄┠,閩粵兩省米荒,清延同意給予暹口大米免稅優(yōu)待,鼓勵民間商人的中暹米谷貿易,并且地給予各種優(yōu)惠政策。潮汕與暹羅間的貿易繁榮,也不只是潮汕的紅頭船在往來,暹羅方面也有不少的船只行著中暹貿易。暹羅是清代與通商最早的國家,借助中暹貿易的方便,移居暹羅的潮汕人已經不少。暹羅有不少王族和員擁有自己的貿易商船,從事中暹之間帆船的往來貿易,但多是委托或雇用潮汕商行實際作,潮人實際上很大程度地參與了暹羅的航海貿易事業(yè)。
清代潮汕對外貿易的港口,主要集中在韓江的出?谝粠В罘比A港口當數(shù)庵埠與樟林。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設立粵海關,庵埠成為粵海關七大總口之一,庵埠總口下設pan style="font-family:宋體">個支口,為粵海關總共50個支口之冠?梢姵鄙钱斈旰M赓Q易之興盛,尤其是澄海一帶,粵海關就設有五處稅館,計有南關口、南洋口、卡路口、東隴口、樟林口。清廷每年從此五處稅館所收稅銀,占全省總稅收五分之一。于此可見,潮汕清代海上貿易和口岸經濟的發(fā)達與繁盛。
庵埠港毗鄰潮汕地區(qū)三大江河韓江、練江、榕江出海匯處,與四通八達的內河水路交通網絡相通,清代康乾盛世為庵埠港最繁華的時期,地當海、澄交界,實海(陽)、潮(陽)、揭(陽)、澄(海)四縣之通市,商賈輻輳。潮州沿海港口貨物于此匯聚,潮汕各內河交通帆船也匯集于此貿易,梅、汀、贛地區(qū)的貨物也總匯于此。通過沿海各港口輸往南北各地與東南亞各國,故其成為內外交通之要港。隨著年代的,陸地的不斷延伸,到清末便逐漸被汕頭港(早年的沙汕頭)所取代。樟林港原是一個漁業(yè)港,清初開海之后,樟林港成為潮汕海內外貿易的主要港口,其于康熙后期興起之后,繁榮時間跨越了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四朝,歷百年有余。海上貿易所帶動的潮汕本地內河的貿易也繁榮。
潮汕商人的經營模式也頗,多是合伙經營模式,風險均擔,經營程度與船上每個人都有關聯(lián),不像西方國家的大公司是雇主與雇員的關系,而是富商巨賈與中小商人廣泛合作,構能互補的商人群體,“富商巨賈,卒奇贏”能夠“握算持籌,居奇囤積”。他們資本雄厚,既抉有巨資,又擁有大量巨舶,因而擁有出海貿易之主動權。但海上貿易帶有巨大的風險,這類巨商往往不愿親身歷險,“危身以博阿堵之物”便多取與中小商人合作,提供船只與放貸供中小商人出海經營,而坐收巨額海商貿易利潤;而中小商人,則會親身歷險,從事海上長途販運貿易,‘‘其資本多仰給于富室,而為之四出經營,以分其息”。在具體的各條商船中,船主、中小商人與水手形成利益相關的伙伴關系。船主從商業(yè)利潤中按相應比例抽取商販利潤,水手的報酬則根據(jù)抽取利潤的多行分配,而且商船上的船長、司事、伙計和水手,都可以附帶一定數(shù)量的本地特產或其他貨物沿途銷售。這就使整條商船的貿易與船上每個人的利益形成直接關系。這樣,如果貨物辦得適銷時路,中小商人$-X-~括伙計、水手隨船賺取豐厚利潤,乃至發(fā)家致富,也就有可能,而且例子甚多。這也就成為潮汕社民追求發(fā)家致富夢想的可能渠道,由此也就激勵著一代代的潮人加入海商貿易的行列。
關于海上絲綢之路,最早是日本學者三杉隆敏1968年在其具有海外游記風格的著述《探尋海上絲綢之路——東西陶瓷交流史》中,第一次提出“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在1974年6月q,m臺灣出版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全45冊)第4冊上,饒宗頤發(fā)表《海上絲綢之路與昆侖舶》的文章,正式提出。海上絲路,,的名稱,論述了‘‘海上絲路’’的起因、航線、海舶與夕I-m賈人交易的情形,以及中國絲綢為外人所垂涎的程度。199pan style="font-family:宋體">年,在中國歷史文獻學會和十一屆年會暨潮汕歷史文獻與文化學術討論會上,饒授在主題演講中說:“有關漢唐對外貿易的途徑,我在拙作《蜀布與Cinapar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一文中曾有論及,我認為西北一帶之交通貿易是通過陸上絲路.南方交廣一帶,則由海上絲路……在潮州來說,應該是海上陶瓷之路一重要站!
陳友義、陳東東的這部《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研究》,主要是從橫向上闡 述汕頭海上絲綢之路的特點,首先是闡述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產展的自 然地理環(huán)境、經濟條件和社會歷史條件;接著對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相關的 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行較為全面的描述介紹,如物質遺產方面, 介紹汕頭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的文化遺址、各時期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港口 和商業(yè)機構服務機構的建筑遺存括一些文獻資料與實物,如碑記等;非物 質文化遺產方面,分別介紹汕頭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的民間故事、民間俗語、 民間歌謠、民間歌冊、民間;探討汕頭海上絲綢之路的海洋文化、商貿 文化、港口文化的文化構成和開放、兼容、冒險、互動和祖根意識的文化特質; 探討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冒險拼搏、開取、同舟共濟、誠實守信、 彥菌毋幺吾白文化精神:探討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的歷史研究價值、社會價值、旅游經濟價值、審美價值、情感價值和教育價值;最后探討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的保護和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資源的開發(fā)利用。
本書將能夠與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相聯(lián)系的諸多物質因素和非物質因素都聯(lián)系起來,全面地加以引述和評說,對汕括紅頭船精神在內的“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精神及其價值作較為系統(tǒng)的研究,這是意義重大也難能可貴的。作者約我為序,故略述明清潮人海上貿易興盛的概況,以相印證。
吳二持
(序者為汕頭市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
陳友義,生于廣東南澳島,畢業(yè)于華南師范大學歷史系,歷史學教授。廣東省華僑歷史學會理事;汕頭市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汕頭市社會科學聯(lián)合會、潮州市潮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主要從事潮汕歷史文化教學與研究,撰寫并發(fā)表潮汕歷史文化論文100多篇,70多萬字;主持并完成《潮汕漁歌文化研究》等省、市級社科課題18個;撰寫并出版了《潮汕民間禁忌》《潮汕民間英雄崇拜文化研究》《紅頭船精神研究》等書著。
陳東東,出生于汕頭市,畢業(yè)于云南師范大學旅游地理科學學院,研究生,人文地理學碩士,F(xiàn)為,主要從事旅游規(guī)劃與資源開發(fā)教學與研究工作,對潮汕文化也有一定的研究;發(fā)表了《廣東南澳無居民海島旅游開發(fā)研究》等多篇論文。汕頭市僑批研究會議會員、汕頭市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青年委員會會員。
導 舌
第一章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產展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
第二章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產展的經濟條件
第三章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產展的社會歷史條件
第四章汕頭海上絲綢之路物質文化遺產
第五章汕頭海上絲綢之路非物質文化遺產
第六章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構成與特質
第七章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精神
第八章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價值
第九章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保護
第十章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資源的開發(fā)利用
主要參考文獻資料
后記
第一章 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產展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
文化是人創(chuàng)造的,離開了人就無所謂文化。人創(chuàng)造了文化,文化反過來哺育人。人因有了文化而告別動物界,成為的主宰。文化是人創(chuàng)造的,人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文化的。文化的產生必定有其條件,而首當其沖的,就是自然地理環(huán)境。
自然地理環(huán)境是指人類生存的自然地域空間,由地貌、氣候、水文、生物和土壤等要素組成。這些要素相互聯(lián)系,相互影響,相互滲透,構成了一個有機整體,并不行物質運動和能量交換,推動地理環(huán)境的發(fā)展變化。自然地理環(huán)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界,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fā)展的自然基礎。自然界是人類生存的前提,因此也是人類文化創(chuàng)造的前提。人類是在與自然界的現(xiàn)實對象化中以及在這種關系的動態(tài)發(fā)展中創(chuàng)造出文化來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是人創(chuàng)造文化的前提,是文化產生的物質條件。自然地理環(huán)境有優(yōu)劣之分,自然地理環(huán)境的優(yōu)劣勢必制約著文化產生的早遲;自然地理環(huán)境是多樣化的,這是人類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制約著人類與自然作物質交換的特殊方式或物質文化類型,造成文化的多樣性。自然地理環(huán)境在人與自然的對象化關系中,賦予特定的文化類型以地域的或的。①
自然地理環(huán)境是文化產生的重要物質前提?疾焐穷^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的產生,首先必須從汕頭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人手。
一、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
汕頭(這里所說的是指當前管、龍湖、濠江、澄海、潮陽、潮南六區(qū)以及南澳縣的大汕頭),是僑鄉(xiāng)。汕頭位于廣東省東部,地處東經1pan style="font-family:宋體">。pan style="font-family:宋體">’至1pan style="font-family: 宋體">。pan style="font-family:宋體">’,北緯23。02’至23。38’之間,韓江三角洲南端;東北接縣,北鄰潮州市潮安區(qū),西鄰揭陽、普寧,西南接惠來縣,東南瀕臨南海。市區(qū)距香港187海里,距臺灣省高雄市180海里。汕頭港西洋國際黃金航道。
汕頭處于“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經濟圈的,是廈漳泉三角區(qū)(注:即廈門、漳州、泉州沿海經濟開放區(qū))、珠三角和海峽西岸經濟帶的重要連接點,擁有亞太地緣門戶的區(qū)位優(yōu)勢。
龍湖區(qū)因境內龍湖溝而得名。該區(qū)位于廣東省東部,韓江三角洲南端,北接潮州,西鄰揭陽,東南瀕臨南海,區(qū)域面積103.pan style="font-family:宋體"方公里。
108.7pan style="font-family:宋體"方公里。
澄海區(qū)位于廣東省東部、韓江三角洲出?,東北接縣,西北界潮州市,西南毗鄰汕頭市龍湖區(qū),東南與南澳島隔海相望?偯娣e378.35
濠江區(qū)因境內濠江而得名,由達濠、河浦合成。西與潮陽區(qū)接壤,北隔磐石海與龍湖區(qū)區(qū)相望,東南瀕臨南海;濠江蜿蜒貫穿全境,該區(qū)明清時代已成為粵東沿海對外經貿要地。
潮陽區(qū)因地處大海之北而稱潮陽。瀕臨南海,東面毗鄰濠江區(qū),東北隔牛田洋區(qū),西接普寧市,南鄰潮南區(qū),北界揭陽市,母親河練江由西向東穿過潮陽并于海門鎮(zhèn)注入南海。潮陽為千年古邑,自宋代開始教育就較為昌盛,素有“海濱鄒魯”之稱。
潮南區(qū)于2003年從潮陽分立。因地理位置位于原潮陽市南部而得名,“潮南”一詞為“潮陽南部”的簡稱。潮南區(qū)位于汕頭市西南部,東臨南海,西接普寧,南鄰惠來,北與潮陽區(qū)接壤。全區(qū)總面積596.42
南澳是廣東的海島縣,地處閩、粵、臺三省交界海面,東至破涌礁,南至南大礁,西與澄海區(qū)相鄰,北靠縣,總面積1.8160海里,距廈門97海里,距香港180海里,處于高雄、廈門、香港三大港口的中心點。南澳背靠汕頭經濟特區(qū),距洋國際主航線僅有7海里,素有“潮汕屏障、閩粵咽喉”之稱。自古今來,南澳是東南沿海一帶通商的必經泊點和中轉站,早在明朝就已有“海上互市”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