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40年，一直是沿著“放權讓利”的路徑依賴著。
　　但真正改革的重點、觸及產權的改革，發(fā)軔于1992年，也就是從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的時候開始的。
　　改到深處是產權，我們至今還在路上。
　　市場經濟，實際上是產權經濟。因為沒有產權主體，就沒有市場主體，沒有市場主體，自然就沒有市場和交易。
　　當時，亟待培育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主體，即產權主體。
　　恰逢其時，產權經濟學鼻祖科斯教授，于1991年年底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國內學者一哄而上，開始學習什么是市場經濟，什么是公司制，什么是產權經濟學，言必稱科斯。
　　有人說，科斯及其產權經濟學，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最同步的，最有營養(yǎng)的，也是最有貢獻的，這話一點都不假。
　　其時，作為會計學，一直很少有人把會計與產權直接掛起鉤來。最多是某些學者在文章中偶然提及，或者在方法論和某些理念上加以融合。
　　其實，會計學就是為產權而生！為產權而死！
　　會計從一出生就嫁給了產權，從此相依為命，不唯同年同月同日生，也將同年同月同日死！
　　如果社會上不需要明晰產權，會計就根本沒有產生的必要！
　　相反，如果沒有會計學，人與人之間，組織之間，產權也無從區(qū)分和明晰。人們的財產關系，繼而人際關系，都會陷入無休止的糾葛之申。市場交易主體也不能確定，人與人之間的激勵機制也無法兌現，社會難以進步。
　　此時，1992年，我們適時地發(fā)現了會計與產權的這一重要的“姻緣”關系。
　　這一發(fā)現，正契合中國產權改革的關鍵時刻，與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內容完美同步，也非常有利于中國會計改革與經濟改革的協同。
　　為此，我們利用以研究制度為特色的產權經濟學（又稱“新制度經濟學”）對會計制度的改革展開跟進研究�！墩摴�司制與會計變革》《會計改革與產權改革的相關性研究》《會計準則制定模式研究》《產權范式的會計研究》和《中國的過渡會計學：研究框架與現實評價》就是跟進的代表之作。2006年2月15日，財政部發(fā)布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實質趨同”的企業(yè)會計準則體系。近年來，“藍天保衛(wèi)戰(zhàn)”和“一帶一路”倡議深入推進。我們運用產權經濟學以及法和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較為系統(tǒng)地探討了產權保護與公允價值（《產權保護、公允價值與會計改革》《產權保護、公允價值與會計穩(wěn)健性》）、公共領域與會計變遷（《產權保護、公共領域與會計制度變遷》）、會計法律制度體系及其優(yōu)化（《兩大法系會計法律制度：架構、特征與適應性效率》《會計法律制度體系優(yōu)化研究》）、國際趨同問題與財務報表列報改革（《產權保護、雙重計量與三重列報》）、碳排放權的會計處理問題（《產權保護導向的碳排放權會計確認與計量研究》）以及“一帶一路”地區(qū)準則趨同問題（《會計準則國際趨同提升了資本市場效率嗎？——來自“一帶一路”亞洲地區(qū)主要資本市場的經驗證據》）等等�？梢哉f，我們站在經濟改革的最前沿俯視著會計改革，檢視并指引著會計改革的整個路徑。
　　我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得到著名新制度經濟學家茅于軾教授的高度認可和支持，并欣然以《中國會計學產權學派的興起》為題為我們的《產權理論與中國會計學》一書作序。
　　與此同時，在市場經濟和產權經濟提出伊始，我們適時提出并論證了“財權流”理論體系，并認為財權是現代財務區(qū)別于傳統(tǒng)財務的根本標志，也是財務主體區(qū)別于會計主體的根本砝碼。通過財權理論的確立，使會計和財務在產權功能上產生分工，兩者分別承擔界定產權（外延）和支配產權（內涵）兩大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