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天津音樂學院建院50周年之際，筆者的□□本論文集《詰問黃鐘大呂》結集出版了。它以筆者進入音樂學研究□5年間撰寫的□8篇文論，記錄著自己從事音樂學學術研究的足跡。彈指間10年時光流逝，筆者步入退休人員隊伍已達7年之久。值此學院進入了建院花甲之年，舉行隆重紀念之際，在學院的支持下再度奉上近年來撰寫的□4篇文論結集出版，擬題《夕照下的詰問》，以續(xù)前集，以求反映自己退休后的學術研究生涯。天津音樂學院是筆者學術研究的福地，感謝學院的熱誠扶持！
　　回顧自己的學術研究之路，□008年前的□5年，寫作了□5篇重要文論；而步人花甲之年前后的這10年，競產生了□4篇重要的文論。筆者不能不為此感到欣慰�？蒲谐晒�產出率的提高是自己學術人生日漸成熟的反映。為此，筆者不能不感懷《夕照下的詰問》中一篇篇文稿誕生時所引動的思維漣漪。
　　《夕照下的詰問》所輯文稿中關于古代律學史的研究成果依然居多。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筆者在□009年發(fā)表的《中國古代應用律學與理論律學的分鑣》一文提出了律學史上存在著“應用律學”與“理論律學”的兩個理論范疇的界說。①這兩個概念的構建，開啟了筆者更為廣闊、深邃的
　�、佟吨袊�古代應用律學與理論律學的分鑣》一文刊發(fā)于《中國音樂學》□009年第3期。
　　該文重將“應用律學”“理論律學”的概念分別界定為：
　　“應用律學”以音樂實踐中主要應律樂器笛、鐘、笙、琴的音律特征為研究對象，揭示其樂制體系的律學范式，描述“笛律”“鐘律”“笙律”“琴律”為主體的應用律學體系，探究其歷史沿革、實用經驗和理論內涵，并在現代理論律學的關照下更為精準地揭示其自然音響特征的數理邏輯規(guī)律。（已據原文進行了修訂）理論思維視野。在兩種律學思維互補的層面上，筆者著重關注了朱載堉和江永的研究成果；在理論律學的研究層面，則更多關注到“鐘律”理論和京房的理論律學研究。
　　首先，讓我關注到的是古代律學大師朱載堉“理論律學”與“應用律學”思維兼具的學術思想。他的“音、數關系論”已經將邏輯縝密的理論律學思維與開放、靈活的應用律學思維熔接為一體。其所構建的“約率”理論則已是兩種律學思維得以溝通的重要思維環(huán)節(jié)，并成為其由“舊法”到“新法”，從“舊率”到“新率”理論律學思維實現躍遷的重要思維鏈接點。（《朱載堉的應用律學思維與理論律學思維索隱》）
　　其次，筆者初步感悟到中國古老的樂律學傳統(tǒng)中的理論律學體系與應用律學體系，共存共榮，賡續(xù)不斷。上古“協(xié)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的理論律學體系到了近古時期，已演化為“律歷融通”的理論思維模式，它成為明清以來樂律學“均差”思維不斷發(fā)展的思維之源，從朱載堉到江永都是在這一理論律學思維的蘊萌下開始其□□□□的創(chuàng)新跋涉的。（《略論朱載堉與江永的“均差”律學思維》）
　　而在“理論律學和應用律學分鑣”的理論框架內，筆者還曾產生了對應用律學界域內中國古代量音技術的思考。該文從中國古代量音技術的實踐、主要內容、當今中國古代量音技術研究幾個方面勾勒出中國古代律學史發(fā)展中的這一特殊文化現象的梗概。（《中國古代量音技術索隱》）
　　在理論律學研究的界域，筆者著重于中國古代律學與其他文化內容的聯系，產生了關于“鐘律”“京房六十律”以及“協(xié)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這些古老理論律學命題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別引起我學術研究感悟和沖動的內容當有下列數端。
　　1.在《“鐘律”辨析——對中國樂律學史上一個基本概念的思考》一文中，從應用律學和理論律學的兩個理論維度辨析了“鐘律”的內涵。確認中國古代律學史上的“鐘律”概念乃是中國古代中古以來理論律學的別稱。①并以其涵蓋的內容解析中古以來律學發(fā)展的一系列學術現象，從而感知到由三分損益律為支撐的鐘律理論體系的諸多成果（如錢樂之律、荀勖笛律、何承天新律、王樸律、蔡元定律等）在研究的向度上都或多或少地增加了劉歆所勾勒的“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的五則背景，充分反映出中古以來理論律學研究的基本特征。
　　□.在對于京房理論律學成果的理論考察中，筆者認識到：京房六十律繼承了上古觀象授時思維中“推歷定律”的傳統(tǒng)文化，以三分損益律的理論律學方法為載體；以其“卦氣”理論與“候日如歷”文化活動密切結合為創(chuàng)新和傳承的主要內容，并用實驗的方法構建起數理精詳的律學體系。這一律學體系正是中古時期鐘律理論的開創(chuàng)性成果。他的“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歷”所歸納出的正是“‘隨月用律’（的）候氣活動（為）實踐方式”的發(fā)展。其目的顯然不是為音樂實踐而創(chuàng)設的理論模式。他的“律值日”律學思維非常充分地反映出古人認知世界的靈魂安慰和對于人們經驗科學實踐的理性操作。其所未能預知的則是這一理論成果影響了后人的音樂實踐�！熬┓苛�十律”的細密劃分，以及它求取到的色育均與黃鐘均的聽覺意義上的黃鐘還原，對后世音樂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陳仲儒精心研制的“準器”能夠“錯采”京房“準器”之“眾聲”，并參照“琴五調調聲之法”，實現了“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為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的旋宮實踐。王樸精心研制的“準器”能夠悉心調整三分損益律各律間大、小半音的音高，產生出模糊三分損益律大小半音關系的理論律學思維，這已經是十二平均律思維漸進過程中不可多得的理論律學實踐。正如鄭彝元的一篇網絡文章《律學與易經》所言：“律歷與易經所揭示的定則是由天地合氣而化生的萬物、人身乃至一切人文現象，它們都與宇宙時空變換同步，受其制約，具有一定的時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