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國學叢書》總序

在我看來，不管多變的時局到底怎么演變，以及兩岸歷史的舞臺場景如何轉換，都不會妨礙海峽對岸的國學研究，總要構成中國的傳統(tǒng)學術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事實上，無論是就其時間上的起源而言，還是就其空間上的分布而言，這個幅員如此遼闊的文明，都既曾呈現(xiàn)出滿天星斗似的散落，也曾表現(xiàn)出多元一體式的聚集，這既表征著發(fā)展步調與觀念傳播上的落差，也表征著從地理到政治、從風俗到方言上的區(qū)隔。也正因為這樣，越是到了晚近這段時間，無論從國際還是國內學界來看，也都越發(fā)重視起儒學乃至國學的地域性問題。

可無論如何，既然國學正如我給出的定義那樣，乃屬于中國傳統(tǒng)學術文化的總稱，那么在這樣的總稱之下，任何地域性的儒學流派乃至國學分支，畢竟都并非只屬于某種地方性文化。也就是說，一旦換從另一方面來看，尤其是，換從全球性的宏觀對比來看，那么，無論是何種地域的國學流派，都顯然在共享著同一批來自先秦的典籍，乃至負載著這些典籍的同一書寫系統(tǒng)，以及隱含在這些典籍中的同一價值系統(tǒng)。

更不要說，受這種價值系統(tǒng)的點化與浸潤，無論你來到哪個特殊的地域，都不難從更深層的意義上發(fā)現(xiàn)，那里在共享著同一個生活世界。甚至可以這么說，這些林林總總、五光十色的地域文化，反而提供了非常難得的生活實驗室，來落實那種價值的各種可能性。正因為這樣，無論來到中華世界的哪一方水土，也無論是從它的田間還是市井，你都可能發(fā)出似曾相識的感慨。這種感慨，當然也能概括我對臺北街市的感受，正因為那表現(xiàn)形態(tài)是獨具特色的，它對我本人才顯得有點出乎意料，可說到底它畢竟還是中國式的，于是在細思之下又仍不出情理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當然所有的多樣性都是可貴的。而進一步說，至少在我這個嗜書如命的人看來，臺灣那邊的國學研究就尤其可貴，尤其是從1949年到1978年間，由那些桴海遷移的前輩們所做出的研究。無可諱言，那正是大陸越來越走向緊張與禁閉，終至去全方位地破除四舊的歲月，所以在那種命懸一線的危殆情況下，若不是中國總還保留了那么個角落，仍然活躍著對于文化傳統(tǒng)的學術研究，那么，我們曾經(jīng)長期引以為自豪的、據(jù)說在歷史中從未中斷過的學脈，可能就要面對另一番難以想象的場景了。

正是因此，我才更加感佩那些前輩的薪火相傳。雖說余生也晚，無緣向其中的大多數(shù)人當面請益，然而我從他們留下的那些書頁中，還是不僅能讀出他們潛在的情思，更油然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責任，正如自己曾就此動情而寫的：這些前輩終究會表現(xiàn)為最后的玫瑰么？他們當年的學術努力，終究會被斬斷為無本之木么？讀著這些幾乎是一生磨一劍的學術成果，雖然余生也晚，而跟這些前輩學人緣慳一面，仍然情不自禁地懷想到，他們當年這般花果飄零，雖然這般奮筆疾書，以圖思緒能有所寄托，但在其內心世界里，還是有說不出的凄苦猶疑。

終于，趁著大陸這邊的國學振興，我們可以更成規(guī)模地引進那些老先生的相關著作了。由此便不在話下，這種更加系統(tǒng)的、按部就班的引進，首先就出于一種親切的傳承意識。實際上，即使我們現(xiàn)在所獲得的進展，乃至由此而催生出的國學高漲，也并非沒有臺灣國學的影響在。早在改革開放、邊門乍開的初期，那些從海峽對岸得到的繁體著作，就跟從大洋彼岸得到的英文著作一樣，都使得我們從中獲得過興奮的解放感。正因此，如果任何一種學術史的內在線索，都必然表現(xiàn)為承前啟后的接著講，那么也完全可以說，我們也正是在接著臺灣國學的線索來講的。

與此同時，現(xiàn)在借著這種集成式的編輯，而對于臺灣國學的總體回顧，當然也包含了另一種活躍的對話意識。學術研究，作為一種有機增長的話語，其生命力從來都在于不斷的創(chuàng)新，而如此不斷創(chuàng)新的內生動力，又從來都來自后生向著前賢的反復切磋。也是惟其如此，這些如今靜躺在臺灣圖書館中的著作它們眼下基本上已不再被對岸再版了才不會只表現(xiàn)為某種歷史的遺跡，而得以加入到整個國學復興的大合唱中；此外，同樣不在話下的是，我們還希望這次集中的重印，又不失為一種相應的和及時的提醒，那就是在這種多元一體的大合唱中，仍需仔細聆聽來自寶島的那個特殊聲部。

最后要說的是，在一方面，我們既已不再相信任何形式的歷史目的論，那么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今后的進程也總會開放向任何偶然性，無法再去想象黑格爾式的、必然的螺旋上升；可在另一方面，又正如我在新近完成的著作中所講的：盡管我們的確屬于有限的、會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類，他們也的確屬于有限的、會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類，可話說回來，構成了彼此主觀間性的那種人心所向，卻并不是同樣有限和偶然的，相反倒是遞相授受、薪火相傳、永世長存的，由此也便顯出了不可抹煞的必然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總還有理由去暢想：由作為中國傳統(tǒng)學術文化總稱的國學當然也包括臺灣國學所造成的人心所向和主觀間性，也總還不失為一種歷史的推動力量吧？

劉東

2020年6月24日于浙江大學中西書院

原書序

本書研究19世紀清王朝在中國鄉(xiāng)村的基層統(tǒng)治體系，包括理論基礎、 措施和效果。由于可用的相關資料有限，而筆者又想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研究，故不打算探究關于這個主題的所有面向，或就某個問題的各個面向做完整的敘述。實際上，有些省略是十分明顯的，比如，居住在帝國某些地方的少數(shù)民族以及那些邊遠地區(qū)的鄉(xiāng)村居民，本書就未涉及。盡管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陷，但是筆者仍然希望本書能夠較清楚地呈現(xiàn)出19世紀清帝國鄉(xiāng)村統(tǒng)治體系的一般狀況。

這個研究可以滿足幾個有用的目的。中華帝國是一個農(nóng)業(yè)大國，鄉(xiāng)村居民在其總人口中占壓倒性的多數(shù)。如果不考慮政府對鄉(xiāng)村億萬居民的影響，以及人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環(huán)境下所表現(xiàn)出來的態(tài)度和行為， 就不能充分理解中國歷史和社會。19世紀是一個王朝崩潰和政治轉向的時期，特別引人注目。研究這個時期的中國鄉(xiāng)村，不但會弄清一些造成中華帝國統(tǒng)治體系衰敗的力量和因素，或許還能提供一些解釋后續(xù)歷史發(fā)展的有用線索。

有關19世紀中國鄉(xiāng)村生活的描述和議論其實不少，但大多不是經(jīng)過認真而仔細的調查的結果。很少有人對其觀察到的現(xiàn)象下功夫分析，有些描述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錯誤概念和錯誤解釋。這些著作中充斥著大量懸而未決的歧異，常常讓讀者迷惑不解。因此，現(xiàn)階段很有必要對中國鄉(xiāng)村進行較系統(tǒng)的處理和研究這也是本書嘗試要達到的目的之一。其次，雖然有關帝國一般行政體系的論述已經(jīng)有很多，對于最低層行政體系或者說基層統(tǒng)治體系的結構和功能，相關的中文或西文著作都相當少。因此，帝國統(tǒng) 治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面向就被忽略了。本書嘗試去做，并極力想弄清楚的是：帝國政府是怎樣控制鄉(xiāng)村居民的？鄉(xiāng)村居民對這種控制的反應如何？自然和歷史環(huán)境又是如何影響到基層統(tǒng)治體系的運轉，以及在該統(tǒng)治體系之下鄉(xiāng)村居民的行為舉止如何？弄清了這些問題，筆者就可以設法對中國鄉(xiāng)村問題提出適當?shù)挠^點，同時消除在某些領域非常流行的一些錯誤觀念。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筆者在描述時盡量做到具體、準確；甚至不惜讓讀者面對令人厭煩的細節(jié)。筆者相信，只有這樣，才能描繪出相當清晰的畫面，從而給讀者留下準確的印象。這樣的研究取徑，讓筆者對這個問題只能采用歷史研究而非理論研究的方法。換句話說，筆者所關心的是展現(xiàn)特定時期內相關情境和進程中的歷史事實，而不是普遍適用的一般觀念或范圍廣泛的系統(tǒng)性組合。只要資料允許，筆者盡可能地從不同角度查閱、研究每組事實，也盡可能地將每組事實放在各種各樣的背景下進行研究。因為任何制度 或任何體系的完整意義，必須放在歷史與社會的脈絡里，才能夠充分掌握。因此，筆者常常感到很有必要研究那些超越本書主題的現(xiàn)象，也不得不去觸及超出本研究所設定時期之外的某些狀況和情況。

史料來源

使用的史料必須仔細甄別。有關19世紀中國和關于中國問題的記敘和資料雖然很容易搜集，但是，同現(xiàn)階段的調查研究直接相關的材料并不很多，也不是每一條都可信。如何處理這樣的材料，這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

中華帝國的鄉(xiāng)村農(nóng)民絕大多數(shù)目不識丁。他們的日常生活和所作所為通 常不會引起那些能讀能寫的知識分子的注意，因而大部分未被記錄下來。一些官吏和知識分子經(jīng)常提到的民間疾苦，可能只是重述一般性的看法，而不是展示鄉(xiāng)村生活的真實情況。此外，筆者從形形色色的中文史料中收集到的相關材料，對本研究也不是全然或直接有用。研究原始經(jīng)濟生活的歷史學家往往滿足于古人留下來的只言片語，即使留下這些記載的古人對我們今天所感興趣的問題一無所知。研究距離今天相對較近的一段中國歷史，可以比較利用的材料數(shù)量很多，因而比起那些研究原始經(jīng)濟生活的歷史學家來說，筆者算是幸運的。不過，筆者還是情不自禁地希望過去記載中國歷史的作者早已預料到今天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和面臨的需要。19世紀的作者雖然經(jīng)常把引人入勝的一份份材料遺留下來，但卻點到為止，因而稍后時代的讀者讀起來，往往茫然不解�；蛘�，在其他例子中，可以在某個特定的史料中找到關于此時此地的有用資料，卻找不到彼時彼地可資比較的資料。

由于可以利用的資料本就缺乏，同時筆者所能找到的記錄也很有限，因而本研究所用的資料也同樣缺乏，同樣有限。由此產(chǎn)生的問題是，筆者對中國鄉(xiāng)村的研究，看起來像是一段段史料的拼湊，在一些地方描述得較好、較完全，而在另一些地方卻出現(xiàn)空白，或者使人迷惑不解。為了彌補這一缺陷，并防止誤解，筆者有時采取了下列權宜之計：只要有可能，對每份史料所涉及的地方和時期都要說明，這樣，讀者就不但能評價筆者所引證的各段史料，而且還能評價筆者根據(jù)所引史料所作出的結論是否正確；在一些情況 下，筆者會借用少量19世紀之前或之后的相關的資料，來填補一些不可避免的空白。

容許所引史料有可能出現(xiàn)的偏見或不正確性，產(chǎn)生了另一個問題。筆者在研究中引用了大量官方資料，而這種資料幾乎毫無例外的是根據(jù)官方立場記載的。此外，如果方便，或者有必要，帝制時代的官吏總是喜歡言過其實、隱藏問題、粉飾太平。他們總是把那些由他們處理的報告看成一項令人生厭的例行工作，因此在匆匆了結之前并未了解報告是否屬實。對于那種涉及嚴重后果的文件，筆者做了比較細致的處理，但目的并不是要保證它的正確性或真實性，而是要確認涉及的官員沒有被牽連或承擔超過他們應該承擔 的責任。

地方志的客觀性或真實性比官方文獻要高一些，這為本書提供了相當多的必不可少的資料。在對當?shù)丨h(huán)境、事件和人口的記載中，有些修纂者比另一些更為認真盡力或游刃有余，但還是有相當多的地方志因修纂者有失偏頗、弄虛作假或粗心大意而失去價值；主持修纂的地方紳士以及某些情況下的地方官吏，實際決定內容及修撰方針，他們常常無法免于自私的偏見；任何一本地方志的修纂者，都由許多人組成，他們的學識水平參差不齊，執(zhí)行任務時常常合作得很糟糕，管理也不理想。因此，即使沒有刻意的錯誤陳述，出現(xiàn)無心差錯和省略也是有可能的。一位聲名卓著的中國歷史學家甚至說，大多數(shù)地方志屬于那種瞎編亂抄的東西，完全不可相信。大多數(shù)地方志都把地理及相關問題作為其中的一部分，即使在這部分，資料也常常不適當、不準確。在很多情況下，晚近重修的版本照抄十年前或百年前的版本，并未做出必要的修訂，因而從中看不出其間到底發(fā)生了什么變化。有時，在小地方或偏遠地區(qū)，由于缺乏可靠材料，即使是最為認真的修纂者也無力修出令人滿意的方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