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時候我在中國，不懂到底什么是建筑，還以為那就是一種工程技術(shù)，腦海里完全沒有設(shè)計的概念。我那時候?qū)W的都是物理啊、數(shù)學啊，沒有學藝術(shù)、歷史。后來才明白，建筑其實是屬于藝術(shù)和歷史范疇的東西。在麻省理工學院，我學的是工程學。在那里，威廉·愛默生（William Emerson）第一次讓我思考了建筑的問題。1 麻省理工學院的建筑學院和哈佛大學有一些聯(lián)合項目，所以在沃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加入哈佛之前，我已經(jīng)接觸了哈佛。2 那時候麻省理工學院還沉迷于學院派風格（Beaux-Arts），所以當格羅皮烏斯和馬塞爾·布勞耶（Marcel Breuer）去了哈佛，我立刻產(chǎn)生了興趣，決定去那里讀研究生。

在哈佛讀研的最后一年，我在格羅皮烏斯教的班級學習。他允許每個學生自由選擇課題。我對他說我想做點關(guān)于中國的項目，因為我認為建筑和歷史緊密相連。他沒有提出任何反對意見，只是簡單地回應(yīng)道：“很好，你來證明一下吧�！蔽覜Q定為上海設(shè)計一座博物館。那時候，中國所有的博物館都被建成了新古典主義風格。在我看來，柱廊和三角山墻的藝術(shù)風格都是錯的，因為中國文物往往比較小。我了解中國藝術(shù)，因為我的家族一直熱衷于收藏中國古董。我認為博物館的設(shè)計風格應(yīng)該順應(yīng)其藏品的風格，格羅皮烏斯完全同意。1946 年，我在哈佛設(shè)計的這個建筑和蘇州博物館頗有相似的地方，只不過它早了60 年。

1948 年， 當威廉· 澤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 決定為韋伯奈普公司（Webb & Knapp）創(chuàng)立一個建筑部門的時候，我正在哈佛教書。3 他讓菲利普·約翰遜（Philip Johnson）列一個建筑師的名單，名單里有我。于是，我就去紐約工作了。我們到處看地，我也開始了解房地產(chǎn)業(yè)。不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們除了宏偉的想法，什么也沒建成。直到建造基普斯灣大廈才開啟了我的建筑生涯，也給了我信心。那段時間我崇拜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我胸懷大志，別看是初出茅廬，但是我想超越密斯。他喜歡把墻體遮蔽起來的方案，通常是在一個框架中間飾以玻璃和金屬。我說，想象一下把墻體本身當作立面裝飾，完全可以一步到位而不是分成兩步。這就是基普斯灣項目和后來澤肯多夫的低成本房子的靈感來源。

我為威廉·澤肯多夫工作了十年，雖然沒建幾座房子，但是我和我組建的團隊所做的工作，是做大規(guī)模的城市規(guī)劃，這給我們提供了當時其他的年輕建筑師所沒有的視野。在基普斯灣項目之后，我開始感受到低成本建筑的局限性，想做點不一樣的東西。第一個機會來自丹佛。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CAR）的沃爾特·奧爾·羅伯茨博士（Dr. Walter Orr Roberts）邀請我在一塊臺地上建一個研究中心。我欣然接受邀請。4 大氣研究中心項目給了我機會，第一次讓我能夠把建筑當作藝術(shù)來做。

繼羅伯茨博士之后，我的最重要的機緣是和杰茜·肯尼迪（肯尼迪總統(tǒng)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的昵稱——譯注）會面。那是1964 年，她為肯尼迪圖書館的事面試我。在所有她約見的建筑師里，我可能是最不像能成功得到這個機會的人，但是最終她選擇了我。后來有一些項目找到我，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我建了肯尼迪圖書館而獲得的聲望，比如華盛頓國家美術(shù)館東館。再后來，就像埃米爾·比亞西尼（Emile Biasini）說的那樣，正是因為我設(shè)計建造了華盛頓國家美術(shù)館，我生命中的又一個貴人——弗朗索瓦·密特朗才選中了我來設(shè)計大盧浮宮項目。生命中，你往往需要一些特別有遠見的人拉你一把。我很幸運，認識不少這種特殊人物。

我對公共建筑最感興趣，在我看來，最好的公共建筑項目就是博物館。博物館是我的心頭之好，因為它匯集了一切。盧浮宮是一個建筑，但是遠遠不止于此，它更是文明的符號。建博物館的時候，我變得博學。如果我不深入了解那些東西，就沒法設(shè)計。從我在哈佛師從格羅皮烏斯設(shè)計的第一個項目，到我最近的工作，博物館一直是最好的主題，它提醒我們，藝術(shù)、歷史和建筑其實是合而為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