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托馬斯·哈里斯

我想談?wù)劦谝淮我姷结t(yī)學博士漢尼拔·萊克特的情景。
1979年秋，因為家人生病，我回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家鄉(xiāng)待了十八個月。當時我正在寫《紅龍》。里奇村的鄰居很熱心地把他的排屋借給我住。那排屋建在一大片棉花地中間，我就到那里寫作，經(jīng)常到深夜。
寫小說， 一般都從個人見聞下筆， 然后再添補上前前后后的來龍去脈。在密西西比的這座里奇小村，在這樣艱苦的環(huán)境里，我看到調(diào)查員威爾·格雷厄姆正在受害者一家的房里，在所有人被謀殺的房間里。他在看死者的家庭錄像。那時我還不知道兇手是誰。我艱難地調(diào)查，看前后都發(fā)生了什么事。我跟隨威爾檢查房子和犯罪現(xiàn)場，一片漆黑中，他看到什么，我不多不少也都看到了。
有時候我會留著燈走出小屋，穿過平坦的田野。遠遠地回望，這房子就像海上的一艘船，我的四周只見三角洲的無邊暗夜。
很快我就跟那些半野生的狗混熟了。它們?nèi)�五成群地在田里游蕩。有些偶爾會有農(nóng)場工人家喂喂，但大部分時間它們得自己覓食。在寒冷的冬天，大地凍得干硬，我開始拿狗糧喂它們，很快，每周用掉的狗糧多至五十磅。它們到處跟著我，這一群可真不少——大個兒的，小個兒的，比較友善的，還有兇悍不讓碰的。它們晚上和我一起在野地散步，就算看不到，也能聽到它們都在周圍，在黑暗中喘著氣，邊走邊嗅。我在小屋寫作時，它們就在前門廊等著，滿月時分，便能聽到它們的歌號。
我困惑地矗立在屋外的茫茫曠野，在黑夜的中心，喘息聲包圍著我，眼前依然籠罩著臺燈的光。我試圖想象現(xiàn)場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在我昏暗的視野中只有幻影、暗示和非人類的視網(wǎng)膜反射月光發(fā)出的時隱時現(xiàn)的幽光。毋庸置疑，那里肯定發(fā)生了什么事。你要明白，寫小說的時候，你并不是在憑空捏造。它是確然存在的，你只需把它找出來。
威爾·格雷厄姆必須找人請教，他需要幫助，這他心里明白。他也知道該去找誰，早在考慮此事之前就知道了。我知道格雷厄姆在一樁舊案中曾受過重傷。我也知道他很怵向他最好的顧問討教。那段時間，我每天都會滋生痛苦的回憶，晚上寫作時，我對格雷厄姆的處境也感同身受。
因此，和他一同前往巴爾的摩精神病犯罪醫(yī)院時，我還是有些懼怕的。氣人的是，在開始辦正事之前，我們在那里碰到了一個你在日常工作中也能碰到的傻瓜，弗雷德里克·奇爾頓博士，他整整拖延了我們兩三天時間。
我發(fā)現(xiàn)可以將奇爾頓留在開著燈的小屋里，然后在黑暗中看著他，我那些野狗朋友圍在我身邊。這樣我便身在暗處，便隱形了，正如我對于筆下的角色是隱形的，我和他們同處一室，看他們思量著自己的命運，卻鮮少給予幫助。
終于擺脫了無聊的奇爾頓，我和格雷厄姆來到暴力兇犯區(qū)，鋼鐵大門在我們身后砰地關(guān)上，發(fā)出可怖的響聲。
我們慢慢走近萊克特博士的病房。格雷厄姆緊張了，我聞到他身上散發(fā)的恐懼氣味。我還以為萊克特博士在睡覺。他閉著眼，僅憑氣味就認出了格雷厄姆，著實讓我吃了一驚。
我依然享有寫作中一貫的豁免權(quán)，我是隱形的，對于奇爾頓、格雷厄姆和其他人都是，但面對萊克特博士我卻很不自在，根本拿不準他是不是真看不到我。
像格雷厄姆一樣，我當時也感覺（現(xiàn)在依然如此）萊克特博士的審視叫人不安、不勝侵擾，就像做頭部X光透視時大腦里嗡嗡的雜音。他們說得很快，放到現(xiàn)實中，那語速就像兩人在激烈辯論。我緊跟他們的談話，慌亂地做筆記，筆記多得漫到了本子的頁邊空白， 書桌最上面能寫字的地方也都寫滿了。會面結(jié)束后， 我筋疲力盡———腦海中回響著精神病院此起彼伏的爭吵和哭號；我里奇村小屋的前門廊有十三只狗在歌號，它們閉目而坐，仰頭朝向滿月，多數(shù)都低吟著它們介于O和U之間的單元音，還有些只是跟著哼哼。
我必須在腦海中上百次地再現(xiàn)格雷厄姆與萊克特博士的那次會面，以便理解他們的話，去除那些額外的干擾，牢房的吵鬧，犯人們的號叫，它們讓有些字詞聽不清楚。我仍然不知道是誰犯下的罪行， 但從那時起我開始意識到我們一定會查清，一定會找到他。我也意識到書中人物若想查清此事，則需付出可怕的甚至慘痛的代價。而結(jié)果的確如此。
許多年后，我剛開始寫《沉默的羔羊》的時候，并沒想過萊克特博士會回來。我喜歡《黑色星期天》中的達麗婭·利雅得，想寫一部核心角色是女強人的小說。因此，我從克拉麗絲·史達琳寫起，但小說寫了沒兩頁，我就發(fā)現(xiàn)她必須去找這位博士。我非常喜歡史達琳，我覺得自己有些嫉妒萊克特博士，因為他是那么輕而易舉就把她看透，而這對于我卻是難以企及的。
到我為《漢尼拔》搜錄素材時，我驚奇地發(fā)現(xiàn)博士已經(jīng)開始獨立選擇自己的生活了。也許你會像我一樣發(fā)現(xiàn)他的奇特魅力。
我一直害怕寫《漢尼拔》，害怕自己被蹂躪和撕裂，害怕必須目睹的抉擇，也為史達琳擔驚受怕。最后我還是放手了，因為你只能放開角色，讓萊克特博士和克拉麗絲·史達琳按照他們的天性決定事態(tài)發(fā)展。其中也有一些尊重的因素吧。
一位蘇丹說過：“我不養(yǎng)獵鷹——是它們和我一起生活。”
1979年冬天，當我走進巴爾的摩精神病犯罪醫(yī)院，厚重的鐵門在我身后重重地關(guān)閉時，我絲毫不知道走廊盡頭等待我的是什么；當命運的門閂滑進鎖扣時，我們何曾聽到它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