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興石鋒教授主持把《語言變化原理》譯成中文出版。我希望這將有益于中國的語言變化的研究，使富有成果的漢藏系語言研究的悠久傳統(tǒng)得到增強。
　　語言變化的普遍理論是以在紙上、羊皮紙或竹片上存留下來的文字材料為依據(jù)建立起來的。歷史語言學家研究因偶發(fā)的歷史事件而幸存的文獻殘卷，已經(jīng)在歷史語音的構擬中取得了令人驚奇的成功。我懷著敬佩之意把他們的研究稱為：對于不完善的資料進行最充分的利用。這套書則是希望說明，他們的結論可以用進行中的音變證據(jù)來加以豐富并再現(xiàn)活力，這是基于記錄日常生活中即興語言的研究中得到的。
　　我第一次到中國是在1973年參加美國語言學會訪華團。這次交流之后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語言和語言學》（W.Lehmann主編，得克薩斯大學出版社）。我那個團組中的學者們對于中國和中國語言學的了解都比我強得多。我們訪問了很多城市，了解到當時為保護少數(shù)民族語言和推廣普通話，制定出各種結合實際考慮周密的語言政策。我還從他們正式講座的提要中學了一些漢語，并被夸獎學會“兩條腿走路”的意思，我自己工作中也有相似的情況，這可以作為西方語言學中的一個實例。
　　當時，極為重視語言研究的社會意義。我記得曾聽說有一個研究課題是要學生們采訪上海港的工人，以便證明革命京劇《海港》中的語言的正確性。然而，由于當時條件限制，并沒有像今天這樣的方式進行的系統(tǒng)的語言學研究。
　　在本書中展示的研究工作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顯示了日常生活中語言變異的研究如何證實我們對語言總體是一個系統(tǒng)的理解。漢藏系語言的發(fā)展在很多方面反映出跟本書各卷中涉及的英語、西班牙語，以及其他印歐語言研究得到的驅(qū)動力量是相互對應的。例如，最小努力原則單詞尾部信息量逐漸減少的效果是相同的。漢語在歷史上有著大量跟這一過程相對應的重新調(diào)整現(xiàn)象。
　　另一方面，正在進行中的音變的社會分布使我們對于我們所生活的社會有更多的了解。用于在美國劃分進行中音變的社會經(jīng)濟層級，當然不同于在中國的城市中隨機樣本的結構。但是我們?nèi)匀黄谕�《語言變化原理》書中展現(xiàn)的年齡、性別、以及城市／農(nóng)村的分析維度，會在漢語的社會語言學研究中有著同樣的重要性。
　　在任何這種社會語言學研究的中心地帶，我們都希望能夠發(fā)現(xiàn)支配著本書各卷中所報告的研究工作的兩個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