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雖然我的深圳作協副主席要等換屆才能免去，但我實實在在是一個已經辦理退休手續(xù)的人。為準確核算我的退休工資，社保部門把我的檔案翻了一個底朝天，結果發(fā)現我的初級、中級職稱是助理工程師、工程師，但副高、正高職稱卻是文創(chuàng)二級、一級，它們準確無誤地記載了我從一名專業(yè)工程技術人員向作家轉變的過程。

我認為工程師和作家的本質一樣，都是“創(chuàng)作”，只不過區(qū)別于側重“工創(chuàng)”還是“文創(chuàng)”而已。科學家的任務是發(fā)現自然規(guī)律，工程師則利用這些規(guī)律創(chuàng)造發(fā)明出有利于人類健康與進步的新產品新技術，這和文學理論家與作家的分工一致。對于我1988年獲得安徽省自然科學獎，我認為是當時沒有嚴格區(qū)分“科學”與“技術”的結果，好比如今仍然有人認為作家就該是“文學家”一樣�？晌艺娴牟皇恰拔膶W家”，只是特別善寫而已。1990年我原單位冶金部馬鞍山鋼鐵設計研究院舉辦科技成果展，我一個人展出的論文和著作超過全院2000多名工程師的總和，這并不表明我的專業(yè)水平力蓋群雄，而僅僅是因為我特別善寫，這也可以解釋2001年我卸任上市公司高管后，為什么能突然成為“高產作家”。

善寫主要是遺傳。我很小就記得父親一天到晚在寫，更記得當年父親為如何藏匿小說書稿而流露出的焦慮與恐懼。盡管由于時代局限，父親寫了一輩子的書卻沒有出版一本，但他善寫的基因卻遺傳給了我。自2003年正式成為“坐家”以來，我平均每年在省級以上純文學期刊發(fā)表四個中短篇，正式出版三部長篇，至今為止，已正式出版長篇小說和中短篇小說集五十部。
但此情景到2020年似乎戛然而止，并非我失去了寫作的興趣與能力，而是如今的出版業(yè)遭遇了空前的窘境，我手上已經積壓數本書稿了，還寫嗎？
正當我打算放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而只為雜志社寫中短篇甚至只寫散文隨筆的時候，得知中國文史出版社打算精選我的七部小說再版，只是版稅可能不如首版那么高，問我能不能接受。我不敢相信這樣的好事正好砸到我頭上。我打電話給周思明老師，他和我一樣，特別善寫，我們并稱深圳的“二高”，我是高產小說家，他是高產評論家，“一天不寫就難受”，所以我們雖然私下交往不多，但彼此視為同道人，并且我相信作家是常年埋頭拉車，而評論家有時會抬頭看路，所以這種類似天上掉餡餅的事，我首先向周思明求證。
“真的�！敝芩济鞣浅：V定地說，“肯定是真的�！�
“為什么？”我問，“你憑什么這么肯定？”
“因為我*近接到北京一家文學研究機構的電話，他們約我寫一篇有關‘創(chuàng)業(yè)文學’的綜合評論，還特別提到了你，說你的小說無論以前叫老板文學、商情文學還是財經小說，現在都歸類為‘創(chuàng)業(yè)文學’，這說明，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之際，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業(yè)被提到更高的位置，這時候他們不再版你的小說再版誰的？”
我信了，趕緊簽訂再版合同。

這次再版的七部小說《高位出局》、《透資》、《上市公司》、《職業(yè)經理人手記》、《生死華爾街》和《蒼商》、《贏家》，其中前五部的初版均在清華大學出版社，《高位出局》、《透資》（《高位出局2》）和《上市公司》（《高位出局3》）都上了當年的暢銷書排行榜，其中《高位出局》還獲得中國書業(yè)2007年度“*商業(yè)圖書·新人獎”。其實我2001年底發(fā)表小說處女作，2002年辭職專門當“坐家”，2003年開始出版長篇小說，因此到2007年也已經不能再算“新人”了，他們之所以頒此殊榮，大概是該書多次加印，累計發(fā)行量比較大的緣故吧。
清華大學出版社一般只做專業(yè)書，如電子計算機之類，能一下子出版我的五部長篇小說，是因為他們把我的小說歸類為“財經小說”，如此，我的長篇小說又可被列為“財經類圖書”，從而符合他們的出版范疇了。
從年齡上說，我的創(chuàng)作比較晚，來深圳之前是冶金部馬鞍山鋼鐵設計院的工程師，但思想比一般的工程師活躍。1991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全面推進，我似乎看到了成為“大老板”的希望，于是辭職下海，投身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和中國市場經濟*成熟的城市——深圳，先后拼搏十一年，其間還去過海南和武漢，一度也似乎已經成為“大老板”，先經營七家娛樂城，后出任金田華南投資公司董事長，在廣州有二十三家連鎖超市、一個灰狗巴士公司和兩個地產項目。2000年上市公司新的財務制度落實后，金田集團退市，我的“事業(yè)”因之歸零。此后也應聘民營投資公司總經理或證券機構操盤等，但終究不適應再“打工”的生活。為了延續(xù)自己的“老板”夢，我開始寫小說，心里想，當不了大老板，還不能寫大老板嗎？于是，一口氣創(chuàng)作出版了十幾本書，內容都圍繞著“老板”，所以我的小說起初被稱為“老板文學”。后來《金潮》雜志發(fā)表文章，分析我的創(chuàng)作現象，稱我是“中國*爆發(fā)力的金融小說作家”，于是我的小說又成了“金融小說”。再后來，山東師范大學選擇研究我的創(chuàng)作作為碩士研究生的論文專題，論文稱我的小說為“商情文學”。*近，著名高產評論家周思明則告訴我，中國社會科學院下屬的《中國文學批評》雜志將我的小說歸類為“創(chuàng)業(yè)小說”。但我自己更認同清華大學出版社的“財經小說”定位。
這七本書中的故事都是虛構的，但其中的人和事都是有生活原型的，甚至有些就是我自己的經歷，有些是我身邊同事或朋友的經歷。比如《高位出局》當中的王艷梅，原型是金田退市后我當“坐家”前為其打工的女老板。那段時期我是動蕩的，也是迷茫的，除了給王艷梅這樣的民營企業(yè)老板當總經理之外，也有過證券公司和機構操盤經歷，這段時間雖然不長，但給我的沖擊卻是前所未有的——原來公司可以這樣運作！原來他們是這樣當老板的！原來股市的內幕是這個樣子！我的內心受到了強烈的震撼，這種震撼激發(fā)了我用小說的形式披露這些內幕的沖動，于是直接把這種自己的經歷與感受寫在《高位出局》《透資》《上市公司》《職業(yè)經理人手記》等小說中，其中《高位出局》中*長的那個故事曾經以《股市內部消息》的題目，發(fā)表在《中國作家》雜志2004年第6期上。
虛構成分*多的是《生死華爾街》，因為彼時我還沒有去過美國，更沒到過華爾街，寫華爾街只能靠虛構。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的直接動因是想用小說的形式揭示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內幕。中國作協創(chuàng)研部主任牛玉秋老師評價說：“在閱讀《生死華爾街》之前，我始終沒搞懂‘次貸危機’到底是怎么回事�？戳硕×Φ摹渡�死華爾街》，我不但自己明白了，而且還能給別人講解美國的‘次貸危機’了�！�
《蒼商》寫的是幾個湖南人闖深圳的故事。這也是有生活原型的。我雖然是安徽人，但1977年恢復高考后，我從安徽考到了湖南，班上同學有一半是湖南人或畢業(yè)后留在了湖南，他們大都分在湖南各地的冶煉廠，所以，小說中劉勁龍來深圳之前于冶煉廠干的那些事以及他昂首挺胸走出冶煉廠大門南下闖深圳的場景，在我當時寫的時候，腦海中呈現的就是我們班同學“劉勁龍”的形象，所以才讓讀者感覺這個人物很具體、很真實、很生動。
《贏家》寫了打工青年麻近水的故事。一看這個“麻”姓，就知道是湘西少數民族人，也因我兼任吉首大學教授，經常去湘西首府吉首市，并且湘西人客氣，每次去，作為湘西少數民族人的田茂軍院長都帶我領略當地風俗，所以在后來創(chuàng)作《贏家》時，不知不覺就把“麻近水”設計成了主人翁。
麻近水的故事令人心酸。不僅因為他得了尿毒癥，更因為他為之打工的老板與他是同期的考生，考分不如麻近水，卻因為是大城市的城市戶口而被錄取，考分更高的麻近水卻名落孫山。好在麻近水不屈不撓，*終憑著自身的努力終于在深圳站穩(wěn)腳，成為真正的“贏家”。
這七部小說中，主人翁與我本人真實經歷*接近的是《職業(yè)經理人手記》，該書也被稱為“中國*部本土MBA教材”，我也因此被邀請到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課�；叵胱约阂惠呑記]能成為清華的學生，卻當了一回清華的老師，也算是文學給我的莫大獎賞吧。
201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的長篇小說《圖書館長的兒子》，細心的讀者又給我留言：“原來這個才是真實的你�。　逼鋵嵍疾皇�，小說源于生活，又不等同于生活，《職業(yè)經理人手記》和《圖書館長的兒子》中的主人翁確實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完全是我自己經歷的真實寫照，否則，怎么會有兩個“我”呢？

丁力
2020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