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導 言

戰(zhàn)爭與政治的交互作用，是宋朝初創(chuàng)時期重要的驅動力量。戰(zhàn)爭與政治不僅塑造了帝國的疆域范圍和治理結構，而且使宋朝的特征和文化得以形成。這兩種力量作為開國君主宋太祖（960976 年在位）的權力來源，幾乎密不可分；但在第二位皇帝宋太宗（976997 年在位）統(tǒng)治時期逐漸分離；到了第三代君主宋真宗（9971022 年在位）時，則至少就皇帝權力而言已幾乎完全分離。這一過程一直被簡單地解釋為文人力量（civil power）崛起并取代武人力量。但是，政治權力向政府官僚的轉變存在著具體的、歷史的原因，不會因為某種旨在強調文化價值超過軍事價值的帝國規(guī)劃而發(fā)生。吊詭的是，十一世紀初出現(xiàn)的文官主導型政府，是經(jīng)由半個世紀的戰(zhàn)爭與個人政治（personal politics）而產(chǎn)生的。

因為文官的權力不出中央政府，所以十世紀末，他們在政府官僚體制中被賦予了權力。初，位于開封的帝國政府沒有多少權威。軍事和政治權力都屬于皇帝個人，而皇帝的權威來自他的軍事勝利，以及他與中央禁軍將領們的私人聯(lián)系。通過這些私人紐帶，宋太祖才能夠集中王朝軍力用于征伐而非內斗， 繼而以軍事勝利謀求政治穩(wěn)固。之后，王朝與皇帝個人逐漸分離，而且由于征服戰(zhàn)爭的勝利，帝國政府獲得了權力。一旦中央政府獲得了權力，那么服務于其中的官僚也會獲得權力。與此同時，軍事問題雖然仍要求在中央政府中保持龐大的官僚機構，但是已經(jīng)成為邊緣的或外圍的事務。武人服務于朝廷，由朝廷發(fā)放俸祿，統(tǒng)領帝國軍隊，而不再維持藩鎮(zhèn)力量。所有這些發(fā)展，都是由軍事勝利驅動、由政治斗爭形塑的。宋代早期歷史的這種特殊走向，并不具有順理成章的必然性。

十世紀末的宋朝政府，還不是十一世紀時那個由一群進士及第的文官主導的政府。掌握權位的武人或文人，都沒有顯赫的功名。十世紀時的宋朝文化為十一世紀時繁榮的士人文化奠定了基礎，但是它絕不同于那種文官主導、政治驅動的文化。十一世紀時對何為適宜、何為正當?shù)睦斫猓�以及視士人主導政府為歷史必然的觀念，極大地影響了對宋初歷史的書寫。但在十世紀時，軍事與政治事件產(chǎn)生的作用與反作用引導著王朝發(fā)展的進程，這一進程并沒有明顯的歸處。

從十一世紀開始， 宋朝建國就被描繪成一個非軍事化、文官掌管軍務的過程，也是長期支配中國政治的暴力史的終結。然而，北宋的奠基之君們并沒有摒棄戰(zhàn)爭，而是成功地利用戰(zhàn)爭，幫自己解決了大量政治與疆域問題。在宋朝政權的創(chuàng)建過程中，單次戰(zhàn)役對朝堂內外產(chǎn)生的影響，與其攻城略地的直接效果同樣重要。因此，戰(zhàn)爭以及其中更基礎性的戰(zhàn)役在宋帝國建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還必須從政治活動和領土取得等方面加以探討。宋太祖的政治命運與軍事命運實際上是一體兩面的，軍事勝利就是他的政治成就。帝國建基于武力征討的勝利，而宋太祖的皇帝威嚴也深深植根于此。

到了太祖之弟太宗即位后，戰(zhàn)爭與政治之間的這種關系也并未隨之立即改變。雖然宋太宗迅速安插心腹之人進入政府， 但他依然認為鞏固皇位需要軍事勝利。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對的。兄長的征服遺愿尚未完成，宋太宗仍然需要向軍事精英們宋太祖確立的皇室與宿將聯(lián)姻政策下的產(chǎn)物證明自己。太宗的問題在于，作為軍事統(tǒng)帥，他力不從心。順利征服北漢的榮耀一過，緊接著就是在試圖攻奪燕云十六州時遭遇的慘敗和奇恥大辱。此后他的軍事履歷也都乏善可陳。對他而言， 切斷或至少削弱政治與戰(zhàn)爭之間的聯(lián)系變得十分必要�；适易陨砼c軍事間的紐帶，以及對遼戰(zhàn)爭期間軍隊所凸顯的重要性， 都使宋太宗無法完全拋棄軍事。他很可能感到疑慮，自己為此采取任何明顯的舉措都會威脅到皇位。他只能逐漸地將政府的中心轉移到?jīng)]有實權的文官上來。

太宗之子真宗繼承皇位時，帝國的官僚體系仍未健全，且有一場重大戰(zhàn)爭亟待解決。真宗的即位不存在那么多爭議，他似乎也不像其父那樣感受到來自軍事精英的諸多威脅。但是，當他能夠在安撫軍事問題上稍稍抽身時，先皇的培養(yǎng)再加上朝中新崛起的文官的主導，使他開展了一場持久的修文運動，以敦促官員服從他的意志。他的個性和教養(yǎng)使他沒有簡單地利用皇帝的支配權力去逼迫他們這樣做。他也沒有受到他們的威脅這也許導致了他及之后的宋代皇帝們對待官員的寬大方式。真宗的修文舉動，加上與遼國敵對狀態(tài)的解除，去除了軍事行為對皇帝權力的政治影響，這種情況一直延續(xù)到十二世紀。

所有這些軍事和政治成功的基礎，在于精英（在宋初主要是軍事精英）與皇室之間密切的交往關系。宋太祖的個人紐帶和領袖地位，對引領王朝步入正軌尤為重要。初將宋朝政權扭結在一起的是私人紐帶，以及維持這一紐帶的效忠關系。宋朝建國并不成功，因為太祖利用官僚體制削弱了許多前朝將領的軍事和政治權力。他通過與這些將領的私人關系說服他們放棄權力，讓自己成為皇帝。太祖沒有通過暴力，而是靠著對皇室與宿將聯(lián)姻從而加強聯(lián)系的許諾（他一直遵守著）實現(xiàn)了這一點。因此，宋朝建國是一個極為個人化的故事：接近權力的一小撮人通過協(xié)商而擁護其中一人施行統(tǒng)治。

有關宋朝建國的非軍事化、非政治化和個人化的詮釋，是此前對帝國的實體和政治構造的全部理解。在導言的余下部分， 我將扼要地討論這些詮釋。在第二章中，我會轉向本書的方法論；之后我將詳細敘述宋帝國的建國過程，戰(zhàn)爭與政治的作用將會得到更完整地呈現(xiàn)。我的分析將會從概述五代十國開始， 接著按照時間順序敘述從周世宗到宋太祖、宋太宗時期的軍事和政治活動，后結束于澶淵之盟達成不久的真宗朝。

宋朝建國的非軍事化

楊雄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唐室之亂極于五代，而天祚有宋。太祖皇帝順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天下定。

范祖禹的《唐鑒》一書寫于十一世紀，他將宋朝建國解釋為非軍事化過程，雖然顯得有些，不過卻與同時代許多宋朝官員和歷史學者的看法如出一轍。b 開國僅一百年后，創(chuàng)造帝國的那些行動就被簡單地忽視了，取而代之的是兵不血刃、必然發(fā)生的建國敘述方式（第二章中我會討論歷史編纂的議題）。但這種超乎自然的建國方式，還是因為宋朝無力完全恢復唐朝的疆域而站不住腳，這種無能為力漸漸地通過宋太祖采用的所謂先南后北戰(zhàn)略而得到掩飾。

960 年 2 月 3 日的兵變， 讓宋太祖成功地從后周將領的位置上再進一步，成為宋朝皇帝。雖然隨后正式建立政權看似輕輕松松，但是宋太祖卻不得不連續(xù)十六年南征北戰(zhàn)，以創(chuàng)建一個名實相符的帝國，讓自己成為名副其實而非徒有虛名的皇帝。因為太祖及其后的皇帝們在政治和軍事上都較為成功， 所以宋代政治家和歷史學者們才視宋朝立國為必然。這種目的論式的觀點并不是一種偶然，其背后的動因是要把宋朝放到中華王朝的正統(tǒng)譜系中。那些土地曾屬于漢、唐帝國而不屬于宋帝國的政權，都被說成是恢復中央的原有統(tǒng)治，這就從修辭上確立了宋朝源自漢唐的正統(tǒng)地位。

正統(tǒng)王朝的建立通常滿足三點假定，中國歷史學者們認為宋朝也滿足這三個條件。首要在于，天下只有一位正統(tǒng)之君， 他因為德行而享有天命，世間的其他統(tǒng)治者都要承認他的至高地位。其次，戰(zhàn)勝舊朝、建立新朝的能力也來源于天命。后一點，華夏民族所居之地理所當然是正統(tǒng)皇帝統(tǒng)治下帝國的中心。這些假定不光預設了對帝國建立的歷史描寫，而且使宋代君主和官員在評估建國過程時有了偏見。

宋朝建國過程中那些不符合理論模型的方面，都被涂抹得與理論一致。范祖禹書中所言就清楚地顯示，對其他政權見到宋朝勝利的必然性就望風披靡的描寫，掩蓋了它們在何種程度上臣服于宋朝。戰(zhàn)爭結束后的領土取得宣示了天命所歸的軍事實力，這其實顛倒了起因與結果的次序。

享有天命的好證明就是控制漢唐時期的疆域范圍。不過，宋朝建國以及由此而來的正統(tǒng)性，二者都不完美。盡管它在與南方政權和北漢的較量中連連獲勝，卻敗給了草原帝國遼。第三位皇帝宋真宗不得不接受遼國對曾屬于唐帝國的燕云十六州的占領，此外還不得不面對遼朝皇帝的存在。就此，他延續(xù)著對五代君主（或許還有宋太祖）來說非常自然的承認。相比于通過澶淵之盟做出領土讓步以結束宋遼敵對關系，與遼朝皇帝平起平坐更加不合理想。宋朝已然攻占并恢復了漢唐時期的大部分領土，盡管美中不足，但是宋朝已能順當?shù)匦�稱自己得到了天命。這就需要構建一套關于宋朝建國的敘述，以調和中國歷史慣說與歷史事實間的張力。不過，折中只會在理想與現(xiàn)實間兩相捍格。

每位皇帝在帝國軍事和政治構建中所扮演的角色都不相同，其影響因素包括軍事命運、前任遺囑和個人性情，但是這三位皇帝及其官員們的行為都應被整合進一個對宋帝國如何及為何這樣成形的統(tǒng)一解釋。這就需要進一步解釋，一個正統(tǒng)王朝為何無法戰(zhàn)勝遼朝、拿下燕云十六州，從而再現(xiàn)漢唐的廣袤疆域。人們認為，宋朝如此建國，全部責任都在皇帝們的決策，因為無論是遼朝的意圖，還是錯綜復雜、變幻莫測的軍事因素，都不能籠統(tǒng)地放到一起解釋。這種設想顯著地抬高了燕云十六州代表軍事虛弱的象征價值，完全超出了它們原本僅限于軍事范疇的重要性。簽訂澶淵之盟、放棄燕云十六州，就成了宋朝既定戰(zhàn)略的合理結果。但是，是哪種戰(zhàn)略呢？宋朝初年，針對軍事行動的奏議不勝枚舉，但只有趙普于 968 年提出來的先南后北戰(zhàn)略保證了宋太祖的戰(zhàn)績，也規(guī)定了征服戰(zhàn)爭的不完美結局。從結構上看，趙普的提議成了整個宋朝征服戰(zhàn)爭的一幅藍圖。這一戰(zhàn)略甚至早在宋朝建國前就被提出，這個事實似乎讓這種神話變得更加可信了。

先南后北戰(zhàn)略從初提出到貌似被采用，都是在后周（951960）時期。后周即趙匡胤取代的那個政權。955 年，后周第二位皇帝周世宗要求官員們進獻致治之法。刑部官員王樸的奏議據(jù)傳獲得了評價，并被載入后來的史書，用以描述計劃中的統(tǒng)一戰(zhàn)略。除了呼吁一個開明進取、施行仁政的朝廷，王樸顯著的戰(zhàn)略要點就是先平定南方諸國，再移兵攻打北漢、奪取燕云十六州。趙普968年的提議與之相似， 但更為簡單。實際上，沒有哪位皇帝真正遵循了先南后北的順序。周世宗在占領南唐的部分疆土后就揮師北征，宋太祖南征勝利期間也伴隨著數(shù)次北伐失敗。

盡管宋太祖（及周世宗）征伐的實際順序與王樸、趙普的計劃大相徑庭，用先南戰(zhàn)略來解釋帝國建立的過程，還是受到了宋代歷史學者和文官們的歡迎，原因有三。，這讓他們能夠忽略太祖的一些敗績，讓太祖的軍事履歷成為道德力量和軍事實力的完美展現(xiàn)。第二，因為太祖的成功被視為不可阻擋的，所以從官員的建議中選擇正確的戰(zhàn)略，就比將領如何執(zhí)行戰(zhàn)略更加重要（當然，正確戰(zhàn)略的失敗總是可以被歸罪于拙劣的執(zhí)行能力）。在帝國建立的過程中，文官的作用也就比武人更重要。第三，這將奪取燕云十六州和對遼戰(zhàn)爭失敗的癥結歸因于計劃不足，而非道德上的缺陷或正統(tǒng)性的缺失。因果關系得以巧妙地建立起來，單次軍事行動的重要性被棄置不顧。同時， 對文官來說，起用文官、由中央政府掌控帝國等更具重要意義的過程得到了強調。這導向了另一種目的論式的結構，即宋朝建國之成功，原因在于強調文官治理而非武人治理，而不是軍事勝利為文官主導型政府創(chuàng)造了前提條件。

宋太祖的軍事履歷或許可以證明他享有天命，然而太宗的歷史地位卻有點模糊不清。太宗在 979 年能夠成功消滅北漢，一定程度上是借用了太祖為削弱北漢所采用的方略。太宗乘勝直接移師攻遼，試圖奪取燕云十六州。但是遼軍的反擊沖垮了宋軍，迫使太宗逃離戰(zhàn)場。盡管太宗兩次企圖收復燕云十六州均遭失�。ǖ诙�次在 986 年），但至少都是采取攻勢。按照宋代史籍的觀點，太宗具有宏圖大略，只是執(zhí)行不力。太宗歸罪于自己的將領（其中許多人在太祖時期都戰(zhàn)功赫赫），然而他自身的失敗是顯而易見的。

接下來，真宗就得面對遼朝的存在了�？紤]到真宗是一位長于深宮的皇帝，我們可以理解他遠不如太祖、太宗那么孔武善戰(zhàn)。后世的中國政治家和歷史學者們都感到真宗對遼朝讓步過多，但他們也都承認，即便是在漢、唐時期，與貪婪、好戰(zhàn)的北方蠻族打交道也是一件費力的事。既然王朝采取守勢，那么宋真宗就被刻畫成保護王朝不受蠻族侵擾的形象。于是，當遼朝皇帝試圖毀滅新朝、征服中原時，宋真宗表現(xiàn)出了巨大的勇氣，他親臨險境，在澶淵趕走了攻入的遼軍。在結束雙方敵對狀態(tài)的盟約中，真宗做出了包含每年輸出賠款的正式讓步， 但表面上遼朝的讓步更大，因為他們不得不放棄針對中原的既定計劃。從這方面講，真宗是英勇而成功的。此外，基于對遼朝在澶淵之盟之前和之后始終想要滅亡宋朝的誤判，宋廷在十一世紀和十二世紀初一直認為，只有靠軍隊的忠誠警戒才能保證帝國的安全。直到 1126 年面對金軍的攻勢，這種臆想出的北方防御的成功策略才終土崩瓦解。當時，金軍剛剛攻滅了遼帝國。

南宋朝廷和后來的歷史學者將遼、金并為一談，視之為相似的、持續(xù)的蠻族威脅，而在澶淵之盟中被正式割讓的燕云十六州失地，則成了面對這種威脅的顯著例證。但在十一世紀，燕云十六州曾是宋朝不夠完美的建國方式的實在象征。它們初的戰(zhàn)略意義已經(jīng)讓位于其在宋代歷史意識形態(tài)建構中的位置，這種意識形態(tài)拼命掩蓋對遼朝的退讓。宋廷可以在內部文書中稱遼朝皇帝為契丹汗，從而否認遼帝國的存在及其統(tǒng)治者作為皇帝的威嚴。但是燕云十六州的失敗卻無從掩飾，而且從宋廷的角度來說，這為宋朝持續(xù)的敵意提供了合理的控訴理由。宋朝的這一立場忽略了遼朝對遭受宋太宗無端攻擊的憤憤不平的合理性，遼朝在十一世紀時的威脅更證實了宋朝的畏懼。并且，從那些在十二世紀金軍縱橫華北時、在十三世紀蒙古滅亡南宋時書寫歷史的學者的目的論視角看，草原帝國的實力和意圖都是可預料的必然結果。但在十世紀時，那種關于宋朝積弱、遼金意圖、先南戰(zhàn)略的探索式的簡單框架設計尚未完全成形和具體化。初期的宋帝國仍是強大的，它的內政仍是有活力的、個人性的、不確定的，軍事行動的后果還不可預見。

然而，在帝國的修辭術之下，是關于新王朝權力的內部政爭。首先，只有真實的軍事實力的內在價值，才能在面對政治領域的不確定性時提供可靠的屏障。但是，隨著王朝逐漸穩(wěn)定以及其中政治權力的價值不斷增長，有權勢的將領們用軍隊換取了極佳的行政職位和與宋太祖的親密關系。于是，他們僅僅聽從宋太祖那個利用自己在后周的軍事地位建立宋朝并總攬軍政大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