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之所以論定屈原有戀美情結(jié)，其中含有對“美物”的愛戀，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考慮到南國楚地的環(huán)境、氣候、物產(chǎn)等自然因素。屈原的審美觀察力十分敏感，這與古人和自然之間的本能親和有關(guān)。天人合一、物我不分的詩性思維又將主體與自然的和諧關(guān)系上升到新的境界。南國楚地的豐富自然物，提供了詩人對自然美愛慕的客觀條件。屈原對自然美的審美沖動極度擴張，他迷戀香草花卉，山水云霞，虹霓日月，飛禽走獸……總之，詩人直覺地喜愛在他看來符合審美標準的自然對象。而這種本能的審美沖動，由于自然宗教意識的作用，詩人將自然領(lǐng)悟成為具有生命的精神對象，甚至將之作為宗教化的圖騰對象來對待，于是轉(zhuǎn)換為詩性的審美崇拜和審美迷狂：視之為自我生命和情感的異在或延伸，自然美被賦予了神靈的地位和深刻的意義，成為精神的棲居地和靈魂的家園，乃至具有了終極價值的象征。這就是屈原的美學(xué)邏輯。同時，詩人還將自然附會著人格內(nèi)容和倫理概念，這反映了先秦時代的“山水比德”、“水玉比德”的美學(xué)觀念對詩人的潛在影響。
　　屈原對“美物”的迷戀也可分為這樣幾類：一是以香草花卉為主要意象的植物類；二是以蟲魚禽獸、虬龍鳳凰為主要意象的動物類；三是以山水泉石、日月星辰、雷電云霞等為主要意象的無機物類。這三類對象，有些屬于現(xiàn)實世界的客觀存在物，有些則屬于詩人虛擬的神話世界的主觀想象品。
　　首先，《楚辭》較《詩經(jīng)》而言，有著更廣泛的自然美的表現(xiàn)，這一方面是因為在地域意義上，“《楚辭》文化”比“《詩經(jīng)》文化”具有更豐富的自然環(huán)境的決定因素，南方比中原有著氣候、土壤、植被的有利條件；另一方面隨著歷史、經(jīng)濟、技術(shù)、文化的發(fā)展，人們對自然的審美意識得到進一步的深化和張揚，“《楚辭》文化”顯然比“《詩經(jīng)》文化”具有了更廣泛而豐富的對自然美的體驗和概念。屈原在《楚辭》中涉及到多種植物，如有：江離、辟芷、秋蘭、木蘭、申椒、菌桂、蕙苣、留荑、揭車、杜衡、芳芷、秋菊、胡繩、芙蓉、幽蘭、瓊枝、榮華、杜若、芳椒、石蘭、疏麻、瑤華、女蘿、辛夷、幽篁、三秀、松柏、橘樹……有些草木，現(xiàn)實界并不存在，是神話意義上的象征品。它們一方面作為表情寓意的能指符號，另一方面也作為屈原心目中所珍愛的自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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