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史學工作者探索的是過往的世界，因而必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畢竟，他們并不生活在過去的時代，根本無從親身經歷此前出現(xiàn)過的事物。退一步說，即便是當代人看待眼下發(fā)生的事情，也還是見仁見智，每個人的想法是不太可能完全一致的。進而言之，中國古代有著數(shù)千年的歷史，其中有精華，也有糟粕，后人對前代的認知除了依據現(xiàn)存的史料而外，從某種程度上說更如同猜謎一般。在這種情形下，任何人想徹底復原歷史都是不可能的，畢竟，現(xiàn)代人能夠見到的都是過去的點滴，甚至僅僅只是碎片而已，要以這些散亂而零碎的部件重新構建歷史的大廈，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盡管如此，歷朝歷代的歷史無論如何是需要盡可能地弄清楚的，這也是史學工作者所面臨的艱巨任務。
歷史的進程是異常復雜的，如果簡單地以某種模式加以歸納或是總結，是無助于找尋事實真相的。更為重要的是，隨著時代的變遷，人類文明的內涵是不斷變化的。因此，研究歷史是不能放過任何細節(jié)的，只有盡力弄清歷史發(fā)展的每個環(huán)節(jié)，才有可能再現(xiàn)過去的種種面相，也才更能接近歷史的真實狀態(tài)。以中國古代史為例，不同時期無疑都有其獨特的發(fā)展歷程，也有與其時代相應的風貌，這些都有別于其他時代的人和事。正因如此，僅僅憑借個人之力是很難弄清如此長時段內所出現(xiàn)的各種歷史現(xiàn)象的，畢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讀完浩如煙海的史籍，于是史學界才有了斷代史、專門史之類的學科分類。在這種情況下，后世學者對歷史的認知大體上只能是局部的，而非全面的。因此，當史學工作者從事某個時代或某一領域的具體研究時，往往是帶有濃厚的情感色彩的，明顯的例子就是學者大凡都會對自己研究的對象抱持美好的愿望，如研究漢代、唐代或是其他時代的學者多是肯定該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占有如何如何的位置，也就是說，正面評價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其主流，反而忽略了某些所謂非主流的歷史現(xiàn)象。顯而易見，這種情形對于史學研究而言并不是十分有利的。
也許是愚鈍的緣故，筆者對斷代史的理解無疑是粗淺的，盡管從事宋代研究已經多年，但自我感覺似乎仍然是門外漢，尤其是在與學生一起逐字逐句地解讀有關宋代的典籍之時，很多史料讀過多次，每次都會碰到不解的字詞，好多看似理解的文獻，卻有些似懂非懂，要做出精準的判斷應該說是相當困難的。其原因在于，古人在記錄歷史或是書寫其他文獻時有其特定的環(huán)境和立場，更為重要的是，古人需要為尊者、長者甚至是死者諱，因而在他們看來沒有歧義或者說很容易理解的文字，卻極有可能給后人留下完全不同的看法。舉例而言，宋朝在選拔管理佛教和道教事務的僧官、道官之時，宋真宗專門頒布詔令，要求其前提條件是行業(yè)優(yōu)長者。毫無疑問，宋人應該是完全能了解其中含意的，否則他們將無法按照皇帝的旨意進行實際操作，畢竟這是當時統(tǒng)治者的意圖，其屬下臣僚必須無條件地加以遵從。然而，就是這看似簡單的五個字，對于現(xiàn)代學者而言，其解讀卻是相當困難的。關于行與業(yè)，前者自然是指德行，后者應該是其在佛教、道教方面的造詣。實際上，要是細致地考究起來，兩者都存在巨大的模糊空間，即以何種標準或是從哪些方面來判斷其所謂的優(yōu)長，雖然能夠意會其字面意思，但卻是個讓人無法確定的問題。應該說，從具體選拔的過程來看，宋人大體上不會出現(xiàn)疑慮和困惑，反而是后世之人由于不能身臨其境而難解其確切含義。由此可知，解讀歷史語言是必須要考量其語境的，即后來人需要盡可能地接近歷史上當事人的立場，方才有可能領悟史料及其周遭的狀況。
近年來，學術創(chuàng)新已然成為中國未來發(fā)展的大趨勢，要達成這一目標，并非只是口頭上說說就能實現(xiàn)的，而是要通過腳踏實地的努力方能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史學界自然也不例外。毫無疑問，歷史研究幾十年來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應該看到，很多史實是有待進一步厘清的，也有很多領域是需要不斷開拓的。就宋代研究而言，雖然有眾多典籍流傳至今，足以應付相關專題的探討，但以前似乎更多關注史料本身的含意，而忽略了對史料背后及其周邊情形的解析和追究，這種狀況的出現(xiàn)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史料的解讀還遠遠不夠精細，因而很難梳理其潛在的重要價值。平心而論，相對于宋代研究，無論是隋唐史，還是明清史，學界都非常重視正史之外的史料，如金石文字等。長此以往，若不能充分挖掘此前關注不夠的史料，那么，這對于拓展宋代研究的新領域是極為不利的。
在中國古代，兩宋時期無疑是有其重要地位的，雖然其武功遠遠不及漢唐以及后來的元明清各朝，但其文治卻是眾所周知的高度發(fā)達。大體上可以說，宋代奠定了此后中華民族文化發(fā)展的基礎，甚至一直延伸到了中國的近現(xiàn)代。一方面，宋代確定下來的很多制度被后代所沿用，如科舉考試的各種規(guī)范實際上都是在宋朝完善起來的，這些體制化的設計既是宋代社會發(fā)展的重要保障，無疑也是宋人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另一方面，宋學是影響至為深遠的理論系統(tǒng)，并漸漸滲透到中國人的靈魂深處，尤其是宋儒所闡發(fā)之微言大義，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中國人待人接物的重要標尺。更重要的是，宋人的文明程度和普通百姓的生活狀況在當時的世界上是值得稱道的，甚至可以說，宋代的中國無論是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都是首屈一指的，取得了令全世界羨慕的巨大成就。有鑒于此，不斷推進宋代之研究對于中華民族未來的發(fā)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當然，兩宋社會也不全然都是輝煌的，其中也存在諸多難以克服的弊端，宋人及此后各代的學者對此進行了必要的總結。眾所周知的是，宋代武功之不振，在面對周邊各少數(shù)民族政權時，宋人似乎缺少防范和抵御的能力，每每處于下風。同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和與戰(zhàn)一直是貫穿兩宋歷史的主線之一。通常而言，國力之強盛往往意味著軍力之強大，而宋朝恰恰打破了這種觀念，姑且不管出現(xiàn)這種狀況的緣由，但無論如何這在中國古代歷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由此可知，宋代無論內政還是外交一定存在很多問題，這些都是有待進一步探尋的。
拉雜寫了這些，姑且算作是序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