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 序
《把孩子抱回家》（Bra barnet hem）講的是一個母親的故事，作者希拉·瑙曼（Cilla Naumann）用了 25 年才把它講完。
1990 年，希拉·瑙曼次登上從瑞典斯德哥爾摩飛往哥倫比亞波哥大的飛機，目的是成為一名母親她要去領養(yǎng)她的個兒子亞當。在飛機上，她開始記日記，打算把它
寫成一個故事，來講述一個家庭歷史的起點。
2014 年，她又去了一趟波哥大，帶著她的兒子亞當去跟他的親生母親馬格達見面�！栋押⒆颖Щ丶摇肪褪菄�繞這一趟旅行展開的。這是希拉·瑙曼的部自傳體小說。
對于這樣一個背景框架，相信很多讀者在腦海里已經有了大致的故事設定。然而當我讀到這部小說的時候，它的豐富性和細膩感還是大大超出了我的意料。不是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特殊的人生經歷，但我相信每個人都能在這部小說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即便作為一名男性讀者，故事的每一個細節(jié)也能讓我感同身受。
在主線故事之外，這部小說還有一條平行的線索。那是一個叫安娜的女孩。她一出生就被母親遺棄，從小在修道院長大，成年后在各種家庭當保姆，照顧年幼的孩子。她渴望成為母親，因此希望被她照顧的孩子永遠都不要離開她。而雇主家街對面孤兒院門口發(fā)生的場景，又在不斷地撕扯她內心的傷口。
我的故事和安娜的故事交替出現(xiàn)，仿佛融合在了一起，然而事實上，從頭到尾它們都沒有任何交集。
這是一部關于母親的小說，母親的類型格外多元：失去了自己孩子的母親、收養(yǎng)別人孩子的母親、遺棄孩子的母親、跟被遺棄的孩子相見的母親、每年去孤兒院見一次孩子卻又不把孩子帶回家的母親、年邁失憶的母親、不了解孩子的母親、想擁有別人孩子的母親、在孤兒院門口迎接孩子的母親、害怕失去孩子的母親……在命運的洪流中，在那些隱秘的角落里，每一位母親都是一個矛盾體。
小說的主人公一直在尋找一種身份認同：我和馬格達，究竟誰才是亞當?shù)哪赣H？如果我是孩子的母親，那么眼前這個嬌小的女人，她又是誰？這種身份認同上的迷惘，常常是通過一些不經意的細節(jié)突然跳出來的。比如從丹麥回瑞典的路上，只因邊防站的工作人員問了一句這是誰的孩子，突然間，那個夏夜就變得不再是藍色，在那之后的每一次外出度假，都成了我的一個心結。再比如，我的家族成員的大腳趾旁都有著同樣的凸起，這個特點在我的鞋子上留下了印記，盡管有段時間我跟亞當穿同樣大小的鞋子，但是他的鞋子卻被他的腳塑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形狀。就是這樣無處不在的細節(jié)，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冒出來，將我和我們擊中。
就像很多文學作品一樣，這部小說也在追問我從哪里來的問題。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身份。安娜一直試圖從她有限的出生記錄中尋找、還原自己生命的歷史。她擔心哪怕是僅有的這點記錄，也有可能存在偏差。那樣的話，她對母親所有的想象都有可能是錯的，這讓她有一種被拋棄的無助感。而我寫日記的初衷，就是為了給亞當、給自己、給家庭留下文獻資料，讓那些空洞、未知和不完整永遠都可以得到追溯。
同樣，這部小說也在探討我要去哪里的問題。18 歲的安娜離開了修道院，卻不知道自己的歸宿在哪里。當她賺了錢之后，搬進了一套屬于自己的公寓。在那里，她一個人睡，睡在自己的床上，有自己的床單，有生以來次擁有一扇上鎖的門。她向雇主提的要求是，每天一定要回自己的公寓住，無論她多么疲憊，無論要趕多遠的路。因為那是真正屬于她自
己的家。在見到了親生母親馬格達之后，亞當要去實施自己在哥倫比亞的冒險，而我則要獨自回瑞典的家，回到我另外兩個同樣也是被領養(yǎng)的孩子那里，回到我自己的母親那里。
也許從把孩子抱回家的那一刻起，所有的母親就開始不斷地失去孩子。
這也是一個關于孤獨的故事。成年后的安娜重訪兒時的修道院，當年一起長大的孩子們都離開了，就連他們的面目都是模糊的，只留下了一個群像；兒時的茅房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廁所；當年住的大廳被拆掉了；在電鋸的咆哮聲中，院子里那些熟悉的刺槐樹倒在了地上。悲傷就像一個毀滅一切的巨浪，涌進了她的心里。安娜心中的歸宿消失了，她成了一個沒有歷史的人。與此同時，在我的心里也有一片屬于自己的溫暖明亮的沙灘，記憶常常會不知不覺把我?guī)�去那里。在沙灘上，我松掉了媽媽的手，當我回過頭時，她已經不在了……也許我們每一個人，在離開母體之后，終將孤零零地面對整個世界。
在提到波哥大這座城市的時候，作者多次用到鏡子之城這個詞。鏡子之城源自哥倫比亞作家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經典作品《百年孤獨》：這座鏡子之城或蜃景之城將在奧雷里亞諾·巴比倫全部譯出羊皮卷之時被颶風抹去，從世人記憶中根除，羊皮卷上所載一切自永遠至永遠不會再重復，因為注定經受百年孤獨的家族不會有第二次機會在大地上出現(xiàn)。用哥倫比亞作家筆下的鏡子之城來形容該國首都，應該不只是希拉·瑙曼的隨意之筆。在《把孩子抱回家》這部小說中，哥倫比亞是瑞典的鏡像，波哥大是斯德哥爾摩的鏡像，馬格達是我的鏡像。盡管種族不同、膚色不同、家境不同；地理氣候不同、自然風光不同、社會風貌不同、政治文化不同……但是他們都從對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很多瑞典人看來，波哥大是世界上不安全的城市之一，然而對于一個迫不及待想要成為母親的人來說，危險之地也變得光芒四射。瑞典被很多人認為是世界上生活水平較高、社會開明平和的國度，然而主人公我卻在成為母親的那個夜晚，在電視里目睹了一起發(fā)生在瑞典的射殺移民事件，那個原本田園牧歌般的家鄉(xiāng)，從此在心里不復存在。此時母親的意義，超越了種族和地理的界線，成了人類共有的情懷。鏡子之城讓我們從多維的角度看到了社會的現(xiàn)狀和自己的內心。
希拉·瑙曼是一位近年來十分活躍的瑞典作家。她生于 1960 年，是瑞典報紙之一《今日新聞》的記者。她于1995 年開始出版小說，處女作《水心》（Vattenhjrta）即獲得
瑞典凱達普獎（Katapultpriset）新人作品獎。她至今一共出版了 14 部小說。2008 年，希拉·瑙曼獲得瑞典九人協(xié)會冬季獎（Samfundet De Nios Vinterpris）；2009 年和 2012 年，兩度獲得瑞典奧古斯特文學獎（Augustpriset）提名。《把孩子抱回家》出版于 2015 年，獲得瑞典廣播電臺小說獎（Sveriges Radios Romanpris）提名。作為譯者，能有機會將這位作家和這部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我感到非常榮幸。希望通過希拉·瑙曼的作品，大家對瑞典當代文學尤其是女性文學有一個更加直接的了解。在此特別感謝主編石琴娥老師獨具慧眼地將這部小說收入北歐文學譯叢項目。由于時間倉促，翻譯過程中定有不少錯漏之處，也懇請各位讀者海涵。
徐昕
202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