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們已經走過五分之一的歷程，似乎我們昨天還在暢想未來，今天時間已經匆匆走過，誠如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依然，令我們難以忘懷的流淌的時間，穿越的空間，纏繞于我們腦海中美好的記憶——歷史，構成我們的昨天、今天，還有明天。
　　當年，司馬遷著《史記》，以《五帝本紀》為書首，“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今日言之，可謂開啟中華文明五千年之先河；稍晚，司馬貞補《史記》闕云，以《三皇本紀》為開篇，“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闕”，自今日言之，由五千年上溯一萬年，展現中華文明歷史淵源，借用《文言》的話說，可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現在，我們大家越來越多的把目光聚焦于中華文明探源過程中，越來越多的把精力投身于中華文明探源進程中，追隨司馬遷的足跡，從夏商周斷代工程推進到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承繼司馬貞的遺志，從五帝時代考索到三皇時代探究，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始終是我們揮之不去的歷史之問，時代之問，未來之問。
　　武紀東先生的大作《鳳出東方》一書，以考古資料為基礎，以文獻資料為依歸，自覺運用“二重證據法”原則，注重傳說資料與歷史事實的對讀，注重地理優(yōu)勢與人文歷史解讀，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從多學科、多層面、多視角，探討顓臾古國前世今生，發(fā)現“東方伊甸園”——“東方君子之國”及“昆侖之丘”，本是古代華夏帝王的“封君之地”，本是古代華夏諸神所居之地，構成我們今天華夏民族和華夏文明的起源之地。
　　我們覺得，這里有兩點不可忽略的基本特質，一是作者不虛言、不空實，結合現有的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辨彰學術，考鏡源流，以為華夏民族的歷史記憶源自大汶口文化，“三皇五帝”傳說實際上就是大汶口人關于祖先的傳說，這些歷史記憶的主要傳承者都是黃帝之孫顓頊的后裔：秦贏、楚人和太史公家族，主要載體是《山海經》《楚辭》和《史記》；二是作者不虛美、不空玄，通過對魯中南山區(qū)，尤其是沂蒙山區(qū)的地理環(huán)境、山川名稱和古城古國等歷史遺存的田野調查，以為位于沂蒙山區(qū)腹地桑（東汶河）、梓河流域的“顓臾風國”就是《山海經》中記載的“顓頊之國”“君子之國”，也就是古籍記載的“東方君子之國”，是華夏民族龍鳳圖騰的原型地，是華胥氏、伏羲、女媧的風姓祖國。
　　其實，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乃是中華文化的母題，也是中華文化的解題。換言之，即以昆侖丘或昆侖山為主脈的地域文化，也就是昆侖文化。
　　上下幾千年來，我們始終求索昆侖文化，她的地理坐標方位，她的文化價值取向，從靜態(tài)的自然地理到動態(tài)的人文地理，不斷地尋找、不斷地挖掘、不斷地豐富、不斷地發(fā)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華昆侖文化，她是創(chuàng)世的歷史，也是創(chuàng)世的神話，歷史被神話所籠罩，神話也被歷史所認知，相互交融，合為一體，構成我們中華乃至世界上古文明的創(chuàng)世文化，或日創(chuàng)世文化體系。
　　如何探討昆侖文化，如何解讀昆侖文化，也始終是擺在我們面前亟待解決的重大學術問題。
　　武紀東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秉性純良，聰慧好學，熱愛家鄉(xiāng)，熱愛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善于發(fā)現問題，勇于創(chuàng)見新識，在反復研讀先秦典籍和專家學者著作的基礎上，經過多次田野調查，歷經5年冥思苦索與分析論證，終于發(fā)現蘊含在先秦典籍和神話傳說中有關華夏民族和華夏文明之起源秘密，在其妻弟、妻妹及愛人同學、同事和生前好友的大力支持下，與其從事教育工作的胞弟武凱旋、弟妹劉嵐一起撰寫出兩本共計89萬字的專著：《鳳隱于林——“桃花源”考論》和《鳳出東方——古代華夏“君子之國”“昆侖之丘”考論》，前者已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并發(fā)行，后者也即將付梓，我為他們的辛勞，感到由衷高興，更為他們的執(zhí)著追求，無比佩服。正如作者所言，能夠復原先秦典籍的記載和相關神話傳說，權當拋磚引玉，為我們深入研究華夏民族和華夏文明起源提供線索和參考，為傳承華夏民族優(yōu)秀文化盡綿薄之力。
　　寫到這里，我還想補充說一句，有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在中華民族發(fā)展史上，從來還沒有像今天這樣，我們如此地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闡釋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它不僅是時代發(fā)展的需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是歷史傳統的必然——五千多年文明，我們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要特別重視挖掘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精華，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把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努力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以史為鑒，開創(chuàng)未來！
　　以上，承蒙武先生厚愛，寫下如此文字，權當學習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