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史海管窺》出版后，得到師友多方鼓勵。應博瑞森的掌門人張本心先生之邀，經過修訂、補充、重新編排，增加了較多內容，更名為《歷史深處的管理智慧》，分三冊出版。

當初寫這些稿子的動機，是想在歷史與管理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從中汲取更多的智慧�，F(xiàn)在市面上這類書籍越來越多，但總體上依然存在著學科隔閡。以管理為主業(yè)的作者，往往從實用角度出發(fā)，缺少深邃的史家眼光；而以歷史為主業(yè)的作者，往往沉迷于典章故事，對現(xiàn)實的理解則流于膚淺。打通歷史與管理的任督二脈，可以提高企業(yè)經營者的品位。

在舊作《史海管窺》的序言中，筆者曾經說過：英國學者柯林武德在《歷史的觀念》中認為，歷史學是思想的一種形式，神學是關于信仰的思想，自然科學是關于外界的思想，而歷史學則是關于人類的思想。歷史學要回答的，就是弄清楚人類在過去的所作所為。歷史學的基本方法，就是解釋各種各樣的證據，認識人自身。要知道我們能干什么，就必須看我們過去干過什么。說到底，管理必須從人出發(fā)，而人又是歷史的產物。無視歷史，就會受到歷史的懲罰。藐視歷史，可能會一時顯赫，但終會被歷史所藐視。凡是試圖把歷史踩在腳下的人，多半會被歷史踩在腳下。英國的那位主編過《劍橋近代史》的名人阿克頓勛爵（Lord Acton）有許多廣為流傳的名言，但有一句名言卻往往被人忽視，即歷史的教訓就是所有人都不會從歷史的教訓中真正學到教訓。

我們不可能割斷歷史，當我們試圖走出現(xiàn)實的迷宮時，歷史的路標一直在那里招手。一本好的歷史書，可以使我們在喧囂之中回歸沉靜，可以使我們在浮躁之后回歸坦然。中國歷史過于繁復，這種繁復表現(xiàn)在同類事情總在不斷上演，如果就事論事，難免失于膚淺。了解點歷史的真相，對于深化人的思維有好處。歷史不是一個個事件的堆砌，不是一連串年代的累積，也不是一些叱咤風云人物的業(yè)績賬簿，歷史是一種智慧。透過歷史，我們才能更準確、更深刻地定位現(xiàn)實。

但是，不要期望歷史能夠給當代的管理活動提供現(xiàn)成的答案。比附式的解說歷史，機巧式的套用歷史，恰恰會失去對歷史的尊重。歷史的功用，在于增進人們的智識思考，而不是提供現(xiàn)成的模仿范例。對于經營管理來說，當代管理學發(fā)源于歐美，有著濃厚的西方色彩。這種管理學，有著強烈的工具理性追求，具有嚴密的數(shù)理支撐，這正是它的優(yōu)勢所在。現(xiàn)代管理絕不能排斥由工業(yè)文明產生出來的人類智慧，如果試圖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來對抗機器大生產孕育出來的當代管理，那等于是用大刀長矛之類冷兵器對付飛機大炮。我們可以說畢昇的活字印刷術早于古登堡，但如果現(xiàn)在還要用木活字版或泥活字版取代古登堡印刷機，那多半腦子有點問題。然而，這不等于我們可以徹底拋棄或者割斷自己的傳統(tǒng)。從技術的角度看，傳統(tǒng)的管理方法早已過時；但從精神的角度看，傳統(tǒng)的文化積淀早已滲透了我們的血脈。管理必須有理性和技術，但不僅僅是理性和技術。對歷史經驗的探索，對前人智慧的領悟，恰恰可以彌補理性的單一和冷峻。

今天，我們重新觀察歷史與管理的關系，可以得到更深刻的認知。社會科學領域的大家，往往在深厚的學術浸淫之中面向歷史追索智慧，探求本源。經濟學家熊彼特曾經說過，經濟學包括歷史、統(tǒng)計和理論三大塊，如果讓他重新開始，他將歷史。其理由有三：，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shù)臍v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xiàn)象；第二，歷史提供了好的方法讓我們了解經濟與非經濟的事實是怎樣聯(lián)系在一起的；第三，我相信目前經濟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錯誤，大部分是由于缺乏歷史的經驗，而經濟學家在其他條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經濟分析史》卷，第29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縱觀當今的管理學界，理論的叢林已經十分茂盛，統(tǒng)計的實證研究也遍地開花，唯獨歷史的分析論證依然薄弱，因此，在歷史中發(fā)掘管理智慧，尤為重要。實踐中的企業(yè)家，也可從經驗中感受到閱讀歷史著作有可能比理性計算獲得更多的管理啟迪。著名管理學家德魯克，曾經強調斯隆的自傳《我在通用汽車的歲月》是好的管理教科書；而與德魯克齊名的大師馬奇，則一直用文史名作當領導力教材。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fā)速發(fā)展，越來越多的人寄希望于中國在管理領域獲得重大突破，人們對中國話語、中國范式的期望也越來越大，而要掌握中國話語，構建中國范式，就離不開歷史積淀。只有認真考察文化基因、行為習慣、民族心理中的歷史遺傳，才可真正領略中國人的管理智慧。從組織角度看，中國傳統(tǒng)的組織建制和運作機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從領導角度看，文武昭宣，唐宗宋祖，個個具有中國特色；從用人角度看，制度安排和選拔鍛煉，有著濃郁的本土情境和歷史傳承；從決策角度看，選擇考量和制約機制，處處表現(xiàn)著中國式思維；從價值準則看，禮樂文明和教化體系，彰顯著中國獨有的治國理政方式。所有這些，都值得我們仔細研究，考察其內在奧秘，端詳其外在表現(xiàn)，獲得相應的感悟和理解。

西學進入中國后，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西學之長在其分科促成的精細，西學之短亦在其分科造成的隔閡。中國的管理學科，深受來自西方的影響。這種影響從積極方面看促進了中國向現(xiàn)代化的轉型，而從消極方面看則是以西方的眼光觀察本土資源，置自身于他者地位�，F(xiàn)代化以失去主體性為代價。研習中國歷史，重建中國自身發(fā)展中的主體地位，可以促進西學與中學的融合，推動理論與實踐的對接，實現(xiàn)理性與情感的滲透，用中國話語說明管理智慧。中國的進步，既有來自外生變量的應對，也有來自內生變量的滋潤。把外來影響與內部生長因子融為一體，方可不失根本。

在中國的管理研究中，既要防范歐美中心主義對本土思想的貶低和沖擊，又要防范天朝老大心態(tài)對本土思想的夸張和虛驕。中外互為參照，而不是互為支配，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體現(xiàn)多元化。在管理思想的研究上，真正體現(xiàn)出理一分殊的中國思想。以中國的人性假說為例，它從儒家和法家的爭論中展開，以善惡為分野和論證標的，不能簡單套用卻可以與西方的經濟人和社會人假說比較。在歷史事件中，可以看到支配中國人行為的、已經變成無意識層次的人性假設之內涵和表現(xiàn)。再以中國的社會組織為例，它早產生于歷史上的宗法制，并形成了禮制體系，演化出王朝官僚制。不能照搬但可以參照韋伯和巴納德的理論，以歷史記載說清中國人的行為場域、行為平臺和運作規(guī)則，從中發(fā)掘中國特色的組織原理，并進一步探討中國歷史上的組織體系演變。至于中國傳統(tǒng)的行為規(guī)則和管理技巧，更需要從多個角度論證其中的本土特色；中國傳統(tǒng)的管理思想，更需要還原儒墨道法各家各派思想源流中的管理洞見。本書期望能夠在這些方面有所建樹。

對中國史有著深刻洞見的陳寅恪先生，強調真正的學問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二是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他以佛教為例來說明這一現(xiàn)象：是以佛教學說，能于吾國思想史上，發(fā)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動一時之人心，而卒歸于消沉歇絕。近雖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終不能復振。其故匪他，以性質與環(huán)境互相方圓鑿枘，勢不得不然也。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tǒng)，有所創(chuàng)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tài)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載《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83-285頁，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在管理實踐中，以外來學說引領未來之走向，以本土地位確立經營之根本，正是陳寅恪先生的心愿所向，也是當今中國管理學界的使命。本書試圖為實現(xiàn)這種使命有所貢獻，期望得到讀者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