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辭傳》是對《易經(jīng)》的通論,相傳為孔子所作。這本書通過對《系辭傳》的逐句講解,使我們看到,《易經(jīng)》卦爻辭背后的天道,并更進一步,把天道轉(zhuǎn)為人道,使六十四卦成為六十四種德性的修養(yǎng)?梢哉f,《系辭傳》建立了一套占卜與天人之道及人性修養(yǎng)相融的《易經(jīng)》的儒家哲學。讀過這本書,才真正理解了孔子思想的高遠和深廣。
這是孔子的學易心得
讀《系辭傳》,順大勢,成大事。
不讀《系辭傳》,無以了解孔子之偉大;
不讀《系辭傳》,無以了解《易經(jīng)》之深邃。
通過《系辭傳》,孔子把《易經(jīng)》中
陰陽剛?cè)、相感相?yīng)的宇宙觀,
轉(zhuǎn)變成一種精神的、德性的生命哲學,
建立起一套開物成務(wù)的實用哲學,
一種居安思危、窮則思變的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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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與《易經(jīng)》
一、我為什么寫這本書
討論孔子思想對《易經(jīng)》的貢獻,這已不是一個新論題,前人曾或多或少地觸及過它。而我之所以特別在這里加以論述,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自孔子把《易經(jīng)》轉(zhuǎn)入哲學的園地后,直到宋明,演變成儒家的易理而成為儒家形而上的根據(jù);可是《易經(jīng)》本為占卜之書,由這種神秘成分,也演變?yōu)橄髷?shù)讖緯的思想。這兩條路線的發(fā)展,雖然都導源于《易經(jīng)》,卻涇渭分明。也就是說,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自能分清這兩條路線的不同。盡管由陰陽象數(shù)之學,《易經(jīng)》影響到后來道教的煉丹思想,但在中國哲學的園地上,仍以儒家的易理為主。至于由象數(shù)變?yōu)樽従,再演變成風水、算命的方術(shù),盡管其中也有各自的依據(jù),但它們都只是把命運寄托于外在的因素,而不是內(nèi)在的德性。所以就易理來說,這是一種下墜、一種失落。當今社會,這種術(shù)數(shù)之學卻大為流行,不僅一般人迷于此道,甚至許多知識分子也趨之若鶩,這一方面說明了他們精神的空虛,但同時也表明儒家易理還未能充分發(fā)揮作用,未能充實人們的精神,才使得人心為術(shù)數(shù)所乘。
第二,《易經(jīng)》傳入西方學術(shù)界后,各種翻譯琳瑯滿目,但這些翻譯都是為了占卜的目的,書店中也都把它們陳列于占卜星象或東方宗教之列。就拿最為西方學術(shù)界所推崇的衛(wèi)禮賢(Richard Wilhelm)的《易經(jīng)譯解》一書來說,作者自謂該書的觀點本于李光地的《周易折中》,而《周易折中》乃是集錄宋儒們對于《易經(jīng)》的看法,由此可以知道,衛(wèi)禮賢的《易經(jīng)譯解》也是提倡儒家易理的著作?墒聦嵣希S多西方學者和讀者是把它當作占卜之書來運用的。
譬如,按照該書所示,用三個銅錢卜得一卦之后,便可依照卦文去卜問吉兇。當然,這本是中國的一種通俗的易占方法,日常使用也無可厚非。問題是,西方的讀者們占得一卦后,便完全拘泥于衛(wèi)禮賢的解釋而不知變通,也無法變通。因為他們不能讀原文的《易經(jīng)》,又沒有其他相關(guān)的中國哲學知識來會通研究,所以他們?nèi)绻嘈拧兑捉?jīng)》,就只有把衛(wèi)禮賢的解釋當作《易經(jīng)》的原意來奉行,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余地和判斷的憑借。可問題是,衛(wèi)禮賢的解釋往往加進了許多自己的臆解,而且又解得自成其理,使讀者無法質(zhì)疑。于是衛(wèi)禮賢的注解之于翻譯的《易經(jīng)》,就像《彖辭》之于原始《易經(jīng)》一樣,混在一起而不可分。有時,衛(wèi)禮賢的一句猜測之詞也被誤認作易理。如他在艮卦中說:可能該卦含有瑜伽修煉的原則,居然就有西方讀者把該卦當作瑜伽來修煉。
由于以上的原因,我們認為儒家的易理實有待加強的必要,因為這并不只是為《易經(jīng)》多加一種解釋,而是能轉(zhuǎn)占卜為智慧,使《易經(jīng)》深入到精神道德的層面,對人心的失落與空虛有所貢獻。
二、孔子與《易經(jīng)》的關(guān)系
討論孔子與《易經(jīng)》的關(guān)系,這也是一個老問題。這個問題可分為三方面:一是孔子是否讀《周易》;二是《周易》卦爻辭與孔子的關(guān)系;三是十翼與孔子的關(guān)系。
關(guān)于孔子讀《易經(jīng)》的問題,本是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因為《史記》里明言: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shù)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孔子世家》)
《論語》里也有明文可資佐證:
子曰: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
縱然有人把這句話的易字,按照《魯論》的版本改為亦字,變?yōu)椋何迨詫W,亦可以無大過矣。但在《論語》中,又明載了孔子引述《易經(jīng)》的爻辭: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y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子路》)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一語,明明是《易經(jīng)》恒卦九三的爻辭。可見,孔子讀《易經(jīng)》自是鐵案如山,不容置疑的。
關(guān)于卦爻辭為孔子所作的問題,也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因為自古以來,學者對于卦爻辭是文王所作,或卦辭為文王所作、爻辭為周公所作的傳說沒有特別的異議。只有清儒皮錫瑞在《經(jīng)學通論》中說:
史遷、揚雄、班固、王充但云文王重卦,未嘗云作卦辭爻辭。當以卦爻之辭并屬孔子所作。蓋卦爻分畫于羲文,而卦爻之辭皆出于孔子。如此則與《易》歷三圣之文不背。
近人熊十力先生更說:
《周易》完全為孔子創(chuàng)作,本與文王無干。細玩《論語》子畏于匡章?鬃幼匀沃,自信之篤,可知其無所襲于文王也。皮錫瑞橫斷文王全無所作,亦逞臆太過。余謂文王當有總論六十四卦要旨之文。(《原儒·原內(nèi)圣第四》)
又說:
漢人有謂文王作卦辭、爻辭?鬃又蛔魇,此說全無根據(jù)。證以《史記·蔡澤傳》以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為孔子之言。則《周易》完全出于孔子,斷不容疑。(《原儒·原內(nèi)圣第四》)
以上兩種看法都欠缺正面和積極的證據(jù)。固然卦爻辭為周文王所作也無確據(jù),但卻不能因此而推給孔子。至于《史記》中蔡澤說的話:圣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此處的圣人顯然是含混的指稱,可以當作圣人們來看,我們沒有理由硬說這里的圣人就是指孔子。而且只憑這一句話和孔子自信之篤,而斷言全部《易經(jīng)》出自孔子,也未免過于武斷。我們既然承認孔子說過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易》,則可見在孔子時《易經(jīng)》已成書,不只是六十四組符號而已。既然成書,必有卦爻辭,否則何以判吉兇?既有卦爻辭,孔子便不會廢之而自創(chuàng)新辭,因為孔子自言述而不作。再就卦爻辭來說,除了乾、坤等某些卦的文義極為明顯而傳神外,有許多卦爻辭頗為費解,而且黏著在占卜的神秘色彩里,如果孔子是親作這些卦爻辭的人,豈不是他有意助長占卜?這與孔子的一貫精神不甚相符。所以,認為卦爻辭為孔子所作的看法,并不為學術(shù)界所采納。
關(guān)于十翼是否為孔子所作的問題,卻是個大問題。自司馬遷明言孔子寫《序》《彖》《系》《象》《說卦》《文言》后,唐代以前的學者都沒有異論。直到宋代的歐陽修,他在《易童子問》中首先懷疑十翼不是孔子所作,認為像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系辭上傳》第十一章)等話不是孔子的思想。此后,關(guān)于十翼的作者是誰,是一人還是多人,是孔子還是七十二子中的某些弟子,或者是稍后的儒者,便成為中國學術(shù)史上一個聚訟不決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前人論述太多,引不勝引,本文也無意逞一己之見,平添枝節(jié)。不過歸納現(xiàn)代學者對十翼的看法,大致可以說:十翼并非成于一人之手,當然不可能是孔子一人的親作。那么其究竟是哪些人的作品?卻都無法提出具體的人物,只能說是七十二弟子和后儒所傳述了。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易經(jīng)》全書。先秦的子書都非成于一人之手,這一點前人已有定論,如孫星衍、嚴可均、馮友蘭等(詳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第一篇第二章)。子書如此,經(jīng)書更是如此。戴君仁(《談易》)、黃慶萱(《周易縱橫談》)都認為,《易經(jīng)》是一部叢書。這種看法顯然比較客觀,近乎史實。
以叢書的觀點來看《易經(jīng)》,卦爻辭的寫成年代較早。據(jù)近代學者,如顧頡剛、余永梁、李鏡池和屈萬里等人的考證,大致成于周代初期。至于是誰所作,雖無定論,但從卦爻辭的內(nèi)容可以看出,它完全是當作占卜之用的。不過,周代用《易經(jīng)》的六十四卦來占卜,自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商代用的是龜卜,是以讀龜甲上的裂紋來知吉兇禍福的。這種純粹寄托于龜甲的方法,除了迷信龜能通靈之外,別無意義可言。到了周代的《易經(jīng)》,用蓍草來占卜,以六十四卦為依據(jù)。盡管其中有許多神秘的色彩,但六十四卦的各爻關(guān)系畢竟有某些理路可循。盡管卦爻辭里有許多不能盡解的地方,可是仍然蘊藏了很多前人的智慧和經(jīng)驗。所以在古代的占卜中,《易經(jīng)》是較為進步而且有價值的。
孔子之所以對《易經(jīng)》有興趣,并不是為了占卜,而是在于卦爻辭!兑捉(jīng)》是周代的筮法,為王官所掌。王官在當時是學術(shù)的中心,《漢書·藝文志》便有諸子出于王官之說。所以研究卦爻辭便可以吸取前人處理天道與人事問題的許多智慧,這是孔子之所以要學《易》的原因。另一方面,在春秋以前,卜筮是決定國家政事的大典,它左右了政治也指導了人生,是古代的一種精神信仰,所以研究卦爻辭,可以了解如何借神道以設(shè)教,這是孔子之所以要傳《易》的原因。
孔子的學《易》,是為了要深察卦爻辭中的微言大義;孔子的傳《易》,卻為后世傳下了不朽的十翼。
十翼雖然不是孔子親作,卻不能說不是孔子思想所灌注。否則孔子只知學《易》,而沒有傳《易》,他的學《易》便毫無意義了。孔子五十以學《易》五十而知天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轉(zhuǎn)換?鬃游迨畾q以后直至離世,在那么重要的二十余年中,如果說他和《易經(jīng)》的天道思想毫無關(guān)系,這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他的這套思想正表現(xiàn)在十翼之中。所以十翼也可看作孔子的另一部《論語》,只是這部《論語》是由他的弟子們記載了他對易理和天道的看法,以及稍后的儒家們附加的一些他們對《易經(jīng)》的研究和注解。
在卦爻辭和十翼之間有座橋梁,這座橋梁就是孔子的思想。沒有孔子的思想,十翼就沒有生命;沒有十翼,《易經(jīng)》也只是一本古代的占卜之書而已,絕不會對中國的哲學文化、社會人生產(chǎn)生那么大的影響。
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去看看,孔子的思想是如何把占卜的《易經(jīng)》轉(zhuǎn)變?yōu)槿寮业囊桌淼摹?br />三、孔子思想對《易經(jīng)》的貢獻
在這里我們用孔子思想四字,而不直說孔子,是因為十翼不一定是孔子親作,乃是弟子們秉承了孔子對《易經(jīng)》的看法而加以發(fā)揮的,所以也是順著孔子的思想而發(fā)展的。我們說孔子思想對《易經(jīng)》的貢獻,就是要強調(diào)在《易經(jīng)》的源頭上孔子所付出的心血和智慧,這比他是否親手寫某一兩篇有關(guān)《易經(jīng)》的文字更為重要。
關(guān)于孔子思想對《易經(jīng)》的貢獻,可以從四方面來討論。
(一)為占卜揭開了天道
原始《易經(jīng)》本為占卜之書,卦爻辭只告訴我們?nèi)绾稳デ蠹軆矗瑓s并不會說明原因和道理。因為占卜本是神秘的筮法。譬如乾卦,卦辭只有元亨利貞四字。關(guān)于這四個字,前人的解釋都是就《乾·文言》而說的,可是近人大多只將卦爻辭當作占卜之辭,而忽略其哲學意涵。如高亨便說:
乾、隨之元亨利貞,猶言大享利占耳!段难浴贰蹲髠鳌匪牡轮f,既無當于乾、隨二卦之旨,亦大有背于《周易》全經(jīng)之義。(《周易古經(jīng)今注》第五篇)
這里,元亨利貞只是告訴我們,卜到了這一卦可以舉行大祭,這是有利的一占。這樣的卦辭,好像是一種神的諭令,它本身是神秘的,而它告訴我們?nèi)绾稳プ龅姆椒▍s是粗淺的。也就是說,它對卦爻辭背后的本體是關(guān)門式的,不容我們?nèi)ジQ測。由于我們無法在上一截通上去,于是在下一截的行動就變成了盲目的信仰。這就是一般占卜筮術(shù)的特色。
對于這種封閉式的筮術(shù),十翼的作者(按:以后凡用十翼作者一語,皆指孔子及其以后的弟子)卻為我們開了一個天窗,使我們看到了卦爻辭背后的天道。如在《乾·彖傳》里即對元亨利貞四字解釋說: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tǒng)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在這里,十翼作者用元亨利貞四字很簡要地勾畫出了《易經(jīng)》的天道思想。元是指萬物資始,也是指天道的創(chuàng)生萬物;亨是指大明終始,也是指天道的周流不息;利貞是指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也就是說,人稟天道,各得性命之正,而人能保此性命之正,便可與天道相和相合。
在這里,元亨利貞后面不是一個作威作福的神靈,而是純粹至善的天道。這種天道,既不像一般宗教里的上帝和天堂的觀念,也不像西方的宇宙論是一個物質(zhì)聚散的場所,而是指天地生物的功能。這種功能在宇宙來說,是自然而然的發(fā)展,可是人參與其中,卻能助成天地生育。這是中國哲學里天人合一的思想,這種合一不是合一在神秘的感應(yīng)上,而是合一在生化的功能上。
《彖傳》作者首先在乾卦上揭示出這種天人合一而生化不已的天道思想,在之后的各卦中,《彖傳》幾乎都是以這種觀念來解釋卦辭的。如: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彖傳))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屯·彖傳》)
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需·彖傳》)
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彖傳》)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yīng)乎天而時行。(《大有·彖傳》)
從這幾個卦的《彖傳》里,已可以看出十翼作者是如何強調(diào)這種天人合一而生化的功能的。
在《論語》中,孔子雖然沒有正面去談?wù)撎斓,但在《易?jīng)》十翼里卻發(fā)揮了這種思想。我們不能因《論語》中沒有涉及天道,便認為孔子思想不重視天道。其實,除了十翼之外,還有一本談?wù)摰教斓赖臅,就是《中庸》。《中庸》相傳為孔子之孫子思所寫,其年代正好和十翼的年代相當,該書對天道的看法也和十翼一致,如: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第一章)
這段話可以說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思想是互相生發(fā)的,也就是說,在《論語》之外,孔子關(guān)于天道和性命的思想,有一個很重要的發(fā)展。
吳怡,1939年出生,浙江青田人,中國著名哲學家。畢業(yè)于中國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系,中國文化大學哲學博士。曾任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及研究所主任,臺大、師大、清華、東海等大學兼任教授,美國加州整體學研究院終身榮譽教授,教授中國哲學史、老莊哲學、禪學研究、易經(jīng)哲學、儒家經(jīng)典、以及中國整體生命哲學與心理學、以及禪宗碧巖錄等。著有:《中國哲學史話》《老子新說》《莊子新說》《易經(jīng)新說》《易經(jīng)應(yīng)該這樣用》《中國哲學術(shù)語講稿》《整體生命心理學》《中國哲學發(fā)展史》《系辭新說》等近三十部中文著作,以及Chinese Philosophical Terms(《中國哲學關(guān)鍵詞》),The Book of Lao Tzu(《老子翻譯》),The Mind of Chinese Chan(Zen)(《禪心》),The Book of Changes and Virtues of I Ching(《易經(jīng)與易德》)等英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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