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年的春天特冷。春寒之中重讀魯迅《春末閑談》，品味著他對那種剝奪思想的治人之術的剖析，不禁怦然心動。因而聯想到大學之失魂與我輩讀書人精神之萎縮。那細腰蜂式的把戲，叫人“沒有了能想的頭，卻活著”。我們確實是“活著”，但幾人尚有“能想的頭”？思前想后，覺得我們的教育大概是有病，是不是中了那細腰蜂的□□？于是知識分子的“壞毛病”，便使我不禁生出種種像春寒般不合時宜的焦慮與憂思�！爸�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比�年前我寫過《失魂的大學》，去年又寫了《再談失魂的大學》，所慮之事依然存在，且有加劇之勢。因又有幾則隨感寫出，算是續(xù)篇。我倒是真心希望此種文字將無可再續(xù)，那時大學之真精魂便已歸來也。

一、教育：“民愛”□“民畏”

在論及政治與教育的差別時，孟子有一個說法：“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現在的教育，似乎已經背棄了這則古訓。你看，主其事者并不怎么措意于“得民心”的事，而是千方百計地忙著去“得民財”、亂收費、“搞創(chuàng)收”成為有中國特色教育的一大弊端。于是，本該是叫人愛的教育，便漸漸地叫人畏起來了。聽說滬上民謠有“□□教師□□□”之譏，北京則有百姓在民意調查中表示最恨兩種人：教師和醫(yī)生。這自然是一種言過其實的情緒化表達，但其中的警世之意不可小視。應該想一想，我們的教育到底生了什么“病”，才使得這個本來是那么高尚、圣潔、“民愛之”的事業(yè)，居然叫□□畏而恨之進而唾罵之？有一位朋友說，現在有一種非�！坝腥ぁ钡默F象，就是“政”與“教”互通有無、互為倚重、各得其所。在“教”界由“民愛”□“民畏”的同時，“政”界的人士卻紛紛從大學里弄到了碩士、博士、博士后以至兼職教授、博導的美稱，大大增加了從政的本錢，從而叫小民不敢不“畏之”，也不敢不“愛之”。有的政界人物，雖然一天也沒有真干過教書育人之事，卻宏論連篇，“指導”教育，儼然是一位大教育家了。而本該當教育家的大學的頭頭腦腦們，夠得上教育家如蔡元培、羅家倫、馬敘倫、葉圣陶者則鮮有其人，聽說他們要當政治家，看重的是“副部級”“正廳級”之類的行政待遇�！罢�”與“教”錯了位，“政”與“教”一鍋煮，迂腐的孟老夫子真可以休矣。

我們告別了計劃經濟，但計劃經濟時代的官僚津制與“左傾”教條主義并沒有隨之而去。我們迎來了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尚未完全形成，教育還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中那些最不好的東西結合起來，也就是官僚津制的“權”與市場運作的“錢”結了婚，迫使教育失其本義，叫□□望而生畏。具有啟蒙思想的清末詩人龔自珍有言，滅絕一個民族，先滅它的□□。我想補充說，還要滅它的教育——不滅教育何以滅其□□？從文化傳承上說，滅史是斷其根，滅教則絕其后。只有最短視、最沒出息的民族才不懼怕教育的毀滅；只有最不負責任的政治家才派不懂教育的人去管教育。當然，完全滅掉中國的教育是絕不可能的，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十年“□□□□□”曾使教育幾近滅絕，再往前推，如1952年的院系調整(伴隨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大躍進”等。我覺得，最可怕的還不是已經干過的那些使教育異化、□質的蠢事，而是支持那些蠢事的某種“思維定式”，還會借著權勢與金錢這兩翼，不時幽靈般地游蕩在今天教育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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