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介紹了清明上河圖。八百多年前,北宋畫家張擇端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汴京城美麗的清明景象,此畫即是《清明上河圖》。通過這卷長達5米的畫卷,畫家將宋朝的歷史、社會風俗、宋代生活徐徐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并以此“宋代風俗畫”巔峰之作,進入宋代藝術史,探討兩宋風俗畫的興起、繁盛與衰落,及其在中國藝術史、歷史中的重要性,從而延伸至對整個中國繪畫史的梳理,以及中西風俗畫風格對比解析。
八百多年前,北宋一位名叫張擇端(約1085-1145年)的畫家,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汴京城美麗的清明景象,此畫即是《清明上河圖》。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各類畫史、筆記都對該畫贊譽頗高。圍繞著畫作出現(xiàn)了眾多的傳聞,時有猜測,時有傳說,時有造偽。這一切都是因為畫作創(chuàng)作完后不久便消失于世人的視野中。無數(shù)人想要一睹其芳容,卻很少有人真正見過。其實,它一直被收藏在皇宮內院,紫禁城保護了《清明上河圖》,同時也讓它成為“神秘”的存在。
1950年的冬天,注定是一個不平凡的冬天。這一年東北局文化部開始著手整理解放戰(zhàn)爭后東北地區(qū)留下的文物珍寶。一位剛剛步入中年的書畫鑒定專家被派來接手此項工作。誰也沒有想到,正是他在東北博物館臨時庫房中發(fā)現(xiàn)了“消失”八百多年的《清明上河圖》。這位專家,便是楊仁愷先生。
《清明上河圖》在東北博物館被發(fā)現(xiàn)時,有三件同名作品。一開始,工作人員選擇了一幅色彩濃烈的《清明上河圖》,真正的原作卻被擱置一旁。但是長期在榮寶齋工作的楊仁愷,憑借著豐富的書畫鑒定經(jīng)驗,認為那一幅更破舊的《清明上河圖》才是原作,理由有三:一是畫上各種編年、題跋記載確實為真;二是畫面內容與宋代文獻記載一致;三是繪畫風格具有明顯的宋代風格:工致、細膩、柔和。另外兩張很明顯是蘇州地區(qū)的摹本,內容無法與史料對應。楊仁愷激動不已,畢竟從北宋靖康之亂(1127年)至今,此畫已經(jīng)失傳八百余年。
楊仁愷將畫卷照片整理發(fā)表于東北博物館編印的《國寶沉浮錄》中。消息一出,舉世震驚。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先生,立即將此畫調往北京,經(jīng)各位專家學者進一步考證、研究、鑒定,最終確認了畫卷便是幾百年前的曠世巨制——《清明上河圖》“石渠寶笈三編本”。1955年,《清明上河圖》被國家相關部門撥交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珍存。兜兜轉轉,《清明上河圖》終于又回到了紫禁城。
在這幅長達5米的《清明上河圖》中,畫家張擇端細致地描繪了清明時節(jié)北宋都城汴京東角子門內外和汴河兩岸的繁華熱鬧景象。畫面可簡單分為三段。首段描繪了汴京市郊景象,樹木林立,阡陌縱橫,其中有農夫、車馬往來。中段則以“虹橋”為中心,展現(xiàn)汴河兩岸風光。虹橋正名為“上土橋”,是汴京水陸交通的重要匯集點。橋上車馬穿梭,商販密集,熙熙攘攘;橋下一漕船正欲放倒桅桿穿過橋洞,吸引了不少路人緊張旁觀。后段則匯集于市區(qū)街道。城中商店鱗次櫛比,各式邸店、藥鋪、飲子、卦肆、紙馬鋪等紛紛登場,紳士、官吏、仆從、大夫、走卒、婦孺、轎夫、乞丐等行走其中。小至車馬中的人物、攤販上的貨物、商鋪掛上的文字,大至空曠的原野、浩瀚的汴河、威嚴的城墻,各式各異卻又井然有序的場面再現(xiàn)了12世紀北宋汴京城的繁華景象。
或許有人疑惑,為什么我們需要如此關注《清明上河圖》?這是因為它在各個領域都具有重大的研究價值。從文化史出發(fā),畫面的細節(jié)構筑了窺見北宋市井生活的寬闊通道,我們能夠借此碰觸北宋百姓的日常生活、社會風俗和商業(yè)文化;從政治史出發(fā),《清明上河圖》展現(xiàn)了汴京作為王朝帝都的重要功能,無論是城市的景觀和布局,抑或是汴河的漕運場景,都是北宋政治權力在世俗社會的“一角”;而從藝術史來看,它更是“宋代風俗畫”的巔峰所在,是我們了解宋代繪畫的關鍵之作。
風俗畫之所以能在宋代登頂,背后所依托的是大宋王朝富庶的經(jīng)濟,王朝統(tǒng)治者對繪事等藝術文化的喜愛與追捧,以及市民階層在精神層面的需求。繪畫作品至此席卷了社會的各個階層,從宮廷到宮外,從貴族到平民。宋代風俗畫中不僅有繁華的城市場景和熱鬧的商貿活動,還有樸實的耕織活動和歡樂的鄉(xiāng)村生活。這些作品都是宋代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藝術縮影。在件件宋代風俗畫作中,觀者仿佛被帶回那個充滿魅力又富有活力的宋朝。
從《清明上河圖》到宋代風俗畫,其所代表的是中國繪畫和中華文明數(shù)千年的歷史和發(fā)展。5000年前的新石器陶器打開了中國繪畫的歷史敘述;夏商周將圖像紋飾牢牢地嵌入青銅禮器中;兩漢帛畫和畫像石以線條表現(xiàn)主題,使其成為中國繪畫的主要表現(xiàn)手段。至魏晉南北朝,中國繪畫終于走上大發(fā)展階段,繪畫題材以從用簡潔線條表達現(xiàn)實需求轉為用精細刻畫展現(xiàn)人物形象,中國繪畫自此走上更加專業(yè)化、獨立化的發(fā)展道路。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即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人物畫在隋唐發(fā)展成熟,相比于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以詩詞人物、風流名士為素材的人物畫,隋唐時期開始以現(xiàn)實人物為藍本,并發(fā)展出另外一個題材:仕女畫。五代至宋是中國繪畫史上的一個頂峰,奠定了中國藝術文化之后的走向,花鳥畫、山水畫成為中國繪畫史上最耀眼的明珠。對后世影響深遠的風俗畫也在此時誕生,《清明上河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元代繪畫打開了文人對過往藝術大師的再學習,而文人畫的興起,將詩畫相結合的表現(xiàn)方式促使書法與繪畫的融合,從而幫助明清開啟對中國繪畫的歷史梳理,將繪畫審美引領至更為微觀的筆墨之中。
時光流逝,《清明上河圖》持續(xù)不斷地與時下社會文化發(fā)生碰撞,畫作已融入了我們的文化認知,成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重要概念與里程碑。
就讓我們打開《清明上河圖》,回到最初的北宋時期,一睹汴京之景,一覽宋代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