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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先后贏得了美國社會學協(xié)會頒發(fā)的馬克斯·韋伯最佳著作獎，美國管理學會頒發(fā)的喬治·特里圖書獎最佳管理學著作獎。當下，生態(tài)學和制度觀正在呈現(xiàn)整合的跡象。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論述的，時間和空間是現(xiàn)在任何復雜的組織分析的核心特征。首先，新版除了引用該領域最新研究成果外，還增加了組織形式、共同體演化和多層次組織研究方法等新內(nèi)容，以及補充了一個簡要的方法論附錄，從分析單元、數(shù)據(jù)收集模式和觀察計劃等方面綜述了研究方法。其次，我們發(fā)現(xiàn)該書在許多高校高年級本科生課程和研究生專題課中被選為教材，因此，新版在每章末尾新增了復習題和練習。最后，作者在許多章節(jié)中還增加了詳細的研究案例，以此來闡明相應章節(jié)的概念。豐富的描述為概念和原理增添了生命力，并展示了如何將它們應用于真實的企業(yè)實踐中。

第3版前言
PREFACE
本書第2版有兩位作者，現(xiàn)在有三位作者。當奧爾德里奇、呂夫與愛德華·埃爾加出版社（Edward Elgar Publishing）討論出版新版時，他們意識到引入新視角會很有益處。李普曼是非常合適的人選，因為他在北卡羅來納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當時奧爾德里奇是他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主席，呂夫是該委員會的成員。從那時起，他不僅與奧爾德里奇合作發(fā)表過有關組織的論文，還與奧爾德里奇的另一個學生菲利普·金（Philip Kim）一起發(fā)表過相關論文。因此，當李普曼同意加入新版本的撰寫工作時，奧爾德里奇、呂夫都很高興。
為什么出版第3版？在組織研究方面，學術論著的數(shù)量急劇增長。在過去的15年里，由于新技術和其他因素的推動，文獻增長速度本身也有所提高。盡管本書第2版經(jīng)常被引用，演化框架已經(jīng)是理解組織及其動態(tài)性的一個強有力的框架，但組織研究前沿本身也在繼續(xù)演化。
第3版有什么新內(nèi)容？第一，除了引用該領域的最新成果外，我們還在許多部分增加了新內(nèi)容。例如，第8章增加了有關組織的時間和歷史視角的新內(nèi)容。第二，我們增加了一系列補充材料，讀者可以通過登錄網(wǎng)站www.e-elgar.com/textbooks/aldrich獲得。第三，我們更新了解釋不同概念的研究示例。翔實的描述使得概念和原則更生動，我們也展示了如何將這些概念和原則應用到實際的歷史案例中。
本書第3版大約引用了1 200篇文獻，與第1版和第2版大致相同。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是組織理論科研成果特別豐碩的時期，其中有影響力的演化論觀點現(xiàn)在仍被廣泛引用，這些文獻約占本書引用文獻總數(shù)的20%。另外20%的文獻要么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現(xiàn)代組織研究的“誕生”時期，要么來自20世紀90年代該領域?qū)嵶C和理論的完善時期。與此同時，在過去20年里，學者們發(fā)表了大量關于組織的新的研究著作。我們并不是說已經(jīng)詳盡無遺，但我們確實驚訝地發(fā)現(xiàn)，本書中60%的文獻發(fā)表于21世紀初。
關于組織學術研究的消亡，社會上有很多說法。事實上，奧爾德里奇和呂夫2014年參加了一場“組織社會學是否有前途”的激烈討論。至少從研究成果來看，人們對組織研究的學術興趣絲毫未減，在創(chuàng)業(yè)、制度、不平等和數(shù)字技術等領域的興趣特別濃厚。正如馬克·吐溫所言，該領域的支持者可能會打趣道：“有關它消亡的報道被夸大了。”對組織領域的新學子來說，未來的挑戰(zhàn)是：如何以累積的方式增加組織知識，并足夠靈活地接受新的觀點和解釋新的組織現(xiàn)象。
致謝
感謝朋友和同事提出的建議，這讓我們的寫作任務變得更加容易，我們已在本書第1版和第2版的前言中表達了謝意。這里，我們將特別感謝使本書第3版得以順利出版的朋友。
奧爾德里奇一如既往地感謝朋友、家人和同事，他們中大多數(shù)人的名字曾出現(xiàn)在前兩版的前言中。在過去的10年里，他在世界各地做了100多場報告：一些是有關創(chuàng)業(yè)的，一些是有關創(chuàng)客空間的，還有一些是有關新創(chuàng)業(yè)團隊的。他還向?qū)W生和青年教師分享寫作經(jīng)驗，以及如何做專業(yè)報告。在旅行中，他喜歡參觀有趣的地方、會見熱情的學生，并品嘗新的美食。在獲知一些優(yōu)秀的學術機構坐落于盛產(chǎn)鱒魚的溪流附近后，他在空閑之時還從事飛釣活動。妻子Penny陪他多次旅行，其中一些旅行讓他們有機會看望兩個兒子Steven和Daniel以及他們的家人。Steven很享受曾在硅谷連續(xù)創(chuàng)業(yè)的職業(yè)生涯，作為一個新的職業(yè)足球隊的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他開啟了新的職業(yè)生涯。2015年，Daniel從普渡大學轉(zhuǎn)到美國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擔任全職教授，負責一個安全管理項目。和他爸爸一樣，他也喜歡在書中表達自己的想法。從第2版開始，Yehudis和Dov Bev加入了Gabriel、Jackson、Yaakov的行列，這讓奧爾德里奇在退休前也忙個不停。
呂夫很喜歡與新一代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一起工作（并向他們學習），因為他們從事組織和創(chuàng)業(yè)主題的研究。自本書第2版出版以來，學生們似乎更多地關注組織創(chuàng)造的問題和組織提供的解決方案。演化視角當然更適合這類問題。呂夫曾在普林斯頓大學社會組織研究中心工作，尤其是在該中心的創(chuàng)始人、無畏的領袖Paul DiMaggio的領導下，呂夫受益匪淺。在杜克大學，組織學術共同體繼續(xù)參與到經(jīng)濟社會學項目中。Colin Birkhead是會議的定期組織者和貢獻者，事實證明，在本書第3版進入最后階段時，他在準備教材和編輯方面提供了很多幫助。一如既往，特別要感謝Jen和Donovan，他們每天都在學校、醫(yī)院、協(xié)會和運動隊的組織世界中穿梭。
李普曼感謝奧爾德里奇和呂夫邀請他參與撰寫本書。20年來，他們一直是李普曼的良師益友，能與兩位一起撰寫本書讓他受益匪淺。也要感謝李普曼在邁阿密的同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法默商學院創(chuàng)業(yè)研究所“棕色包系列”的參與者——Rhett Brymer、Michael Conger、Tim Holcomb、Matt Regele、Brett Smith和Chris Sutter，他們歡迎李普曼加入他們的討論，他們的討論使李普曼了解到了最新的文獻，并在第3版中提出了一些尖銳的論點。Maeve Harrington和Dion Mensah提供了出色的研究協(xié)助。最重要的是感謝Christy、Amelia和Sam，他們不斷地讓李普曼的生活變得比他20多年前在奧爾德里奇的研究生課程中讀到本書第1版時所想象的更好。

第2版前言
PREFACE
本書第1版只有一位作者，現(xiàn)在這一版有兩位作者。當世哲出版公司（Sage Publishing）請求奧爾德里奇修訂本書時，他意識到在這5年中發(fā)生了太多的事情，他不能再獨自完成這項任務了。幸運的是，他只需要環(huán)顧一下辦公室四周，就能找到另一位對演化理論和組織分析有著濃厚興趣的學者。呂夫1999年到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工作，同年本書第1版問世。當時他剛在斯坦福大學獲得了社會學博士學位，而斯坦福大學正是本書中許多論點的搖籃。與學者斯科特一起工作，使呂夫?qū)χ贫确椒ㄓ辛松羁痰睦斫�；在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的科研經(jīng)歷，則培養(yǎng)了他對生態(tài)分析的興趣。呂夫2002年回到斯坦福大學，隨后又轉(zhuǎn)到普林斯頓大學工作，這使得本書的合作撰寫變得更加復雜。呂夫回到東海岸后，可能是由于與奧爾德里奇處在同一個時區(qū)，且又在社會學系工作，似乎加快了撰寫的進度。無論是什么原因，我們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愉快且富有成效的項目。
為什么要撰寫第2版？第一，年輕的組織研究者們不斷取得全面而深刻的經(jīng)驗性研究成果，豐富了演化方法的案例。我們認為已經(jīng)積累了足夠多的新材料，有理由舍棄第1版中的一些材料，代之以最近5年發(fā)表的資料。第二，動態(tài)研究設計中所體現(xiàn)出的發(fā)展觀，提供了明確的證據(jù)，使我們相信人們對演化方法有了越來越深厚的感情。許多研究者認為，演化方法為不斷發(fā)展的組織研究領域提供了綜合的理解手段，他們對本書第1版給出了十分積極的評價。本書在社會學和管理學的科研群體中很受歡迎，它獲得了美國社會學協(xié)會組織、職業(yè)和工作分會2000年頒發(fā)的馬克斯·韋伯最佳著作獎，美國管理學會1999年頒發(fā)的喬治·特里圖書獎最佳管理學著作獎。第三，我們看到了生態(tài)學和制度觀逐漸整合的跡象，許多經(jīng)驗性項目正在發(fā)生決定性的歷史性轉(zhuǎn)變。正如我們在本書中所論述的，時間和空間是現(xiàn)在所有復雜的組織分析的核心特征。
第2版有何新內(nèi)容？首先，除了引用了本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之外，本書還增加了關于組織形式、共同體演化和多層次組織研究方法的新章節(jié)。我們增加了一個簡要的方法論附錄，從分析單元、數(shù)據(jù)收集模式和觀察計劃三個方面綜述了研究方法。其次，我們發(fā)現(xiàn)本書在許多高年級本科課程和研究生課程中被用作課本，因此我們在每章末尾添加了研究問題。最后，在許多章節(jié)中，我們增加了一個詳細的研究示例，以此來闡明章節(jié)中的概念。豐富的描述為概念和原理增添了生命力，并展示了如何將它們應用于真實的歷史案例。
與第1版一樣，本書第2版包含了大約1 000篇參考文獻。文獻的發(fā)表日期顯示了我們自己的知識偏好，以及組織分析演化方法本身的“演化”。就許多方面而言，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是組織理論發(fā)展的分水嶺，特別是演化方法的發(fā)展。來自這幾十年的文章及專著大約占據(jù)了我們參考文獻的30%。20世紀90年代是學者們熱衷于對許多組織觀點進行經(jīng)驗性改進的時期，這同步反映在參考文獻中，近一半的參考文獻是這10年間的。自本書第1版出版以來的數(shù)年里，許多組織觀點得到了進一步的經(jīng)驗性改進，演化觀的核心（即過程）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如創(chuàng)業(yè)和組織涌現(xiàn)。我們無法對最近的文獻進行全面的審讀，因為它幾乎涉及了《管理科學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等專業(yè)性期刊的每篇文章，以及《美國社會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和《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等通用性期刊的1/4～1/3的文章。即使對最近的文獻進行選擇性研究，我們也收集到了2000—2005年超過150篇的文獻，并將它們列在我們的參考文獻中。
致謝
在朋友和同事的幫助下，我們的任務變得輕松許多。許多參與本書第1版出版工作的人在很多方面幫助了第2版的完成。由于我們已在第1版的前言中感謝了他們，而第1版前言就在本版前言之后，所以這里僅特別挑出真正為我們承擔“雙重任務”的人。從頭到尾通讀了本書第1版和第2版的兩個人：Ted Baker和Linda Renzulli。斯蒂芬·李普曼在北卡羅來納大學完成了博士論文，也許是由于奧爾德里奇和呂夫是他的論文委員會成員，他急迫地閱讀了全書的底稿。Valery Yakubovich也閱讀了整本底稿并提供了意見。Phil Kim與奧爾德里奇、呂夫在創(chuàng)業(yè)團隊方面的合作為第4章貢獻了洞見。Linda Putnam和Joel Iverson閱讀了第5章和第6章，為我們提供了廣泛的意見和新的參考文獻。Geoffrey Hodgson和Thorbj?rn Knudsen讓我們獲悉了演化經(jīng)濟學的最新進展。Klye Longest更新了所有的國內(nèi)外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對參考文獻進行了校對，并對數(shù)據(jù)和概念做出了新的解釋。
在第1版的前言中，奧爾德里奇指出，他在寫作時并沒像隱士一樣把自己封閉起來。他的好運一直延續(xù)到了他寫第2版的時候。他像以前一樣訪問了許多研究所和大學，包括撒丁島的AILUN中心、丹麥的奧胡斯商學院以及地處美麗溫哥華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等。2000年，瑞典小企業(yè)研究基金會授予他“年度創(chuàng)業(yè)研究者”獎，使他能在過去5年中多次前往丹麥、挪威和瑞典，進而加強了他與斯堪的納維亞地區(qū)的聯(lián)系。當他2003年成為社會學系系主任時，他的旅行有所放緩，但他的同事們總是能理解他跨國發(fā)來的包含著特殊字符的郵件。在本書第1版中，奧爾德里奇贊揚了家人所做的貢獻�，F(xiàn)在，他已是三個孩子的爺爺了，他希望Gabriel Tzvi、Jackson和Yaakov能傳承家庭對于旅行的這份熱愛（這三個孩子都已有了護照，其中兩個孩子有了自己的飛行�？涂ǎ�
呂夫受益于同事和學生的集體性知識，這些人來自北卡羅來納大學、斯坦福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他的組織研究方法尤其受益于榜樣斯科特。斯科特是一位慷慨大度的導師，也是該領域成果最多的學者之一。呂夫?qū)⒌?版的許多想法在高年級本科生和研究生課程上進行了“實驗性”檢驗，我們非常感謝學生們的誠實以及他們所提供的具有建設性的反饋。最后，呂夫要感謝他的家人一直以來對他的支持。2003年，他回到北卡羅來納與Jennifer結婚。Jennifer是一名社會工作者，也是一名熱誠的北卡羅來納人。隨著本書的撰寫工作在2005年接近完成，Jennifer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Edison。他還沒有學習正式組織的相關知識，但已經(jīng)可以給學生傳授很多有關生活的經(jīng)驗了。

第1版前言
PREFACE
1979年，我在《組織與環(huán)境》一書的前言中寫道：
在試圖為學生和同行寫一本關于組織社會學的書時，我覺得沒有必要回顧理論家在過去20年中提出的所有“觀點”，也沒有必要再去制造那些似乎無休止的關于測量指標和方法的爭論，這些爭論一直困擾著該領域。相反，我試圖提出一個觀點，將所有社會科學中組織研究的概念和研究成果結合起來，同時保留國內(nèi)外具有歷史和政治敏銳性的研究者所取得的成果。借助于將原始研究者的意圖重心稍加轉(zhuǎn)移，我發(fā)現(xiàn)經(jīng)濟史、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學、組織的社會心理學、組織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中的大量文獻都可以被整合到一個包羅萬象的框架中。
20年后，也就是1999年，我的意圖依然不變：尋求一個總體框架，對圍繞組織變革的問題進行調(diào)查。正如我將在第1章和第2章中解釋的那樣，我之所以使用演化方法，是因為它是理解社會變革的通用框架。該理論適用于多個層次的分析，并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變異、選擇、保留和爭奪的過程，正是這些過程共同在演化系統(tǒng)中產(chǎn)生了模式化改變。我首先使用演化理論來解釋新組織是如何構建的，在后面的章節(jié)中，我將探討種群和共同體涌現(xiàn)的歷史情境。
本書的使用方法
本書是按章節(jié)順序撰寫的。大部分概念在首次出現(xiàn)時我就給出了定義，后續(xù)章節(jié)中的論點是建立在之前出現(xiàn)過的概念基礎上的。
鑒于該領域在過去20年中發(fā)生的巨變，本書與《組織與環(huán)境》那本書的參考文獻幾乎沒有重疊。在約1 000篇參考文獻中，一半以上來自20世紀90年代，約1/3來自20世紀80年代�！豆芾砜茖W季刊》是我引用最多的期刊，約占參考文獻的7%。另有兩種管理學期刊共占6%，三種主要的美國社會學期刊共占10%。其余77%的參考文獻是從各種期刊和書籍中挑選出來的，代表了不同的學科和方法。
智識起源
以前我用了很多不同的術語來描述我的觀點，但現(xiàn)在我更喜歡“演化”這種說法。我承
認在過去幾十年里我所研究的方向存在某種缺口。20世紀70年代早期，傳統(tǒng)研究方法“把單個組織而不是組織種群作為研究對象”（Aldrich，1971，p. 280），我認為“組織-環(huán)境”視角可以更正這一常見的偏差。我認為“以往關于組織特性的研究，忽略了它們對于組織在多樣的、不斷變化的組織環(huán)境中的適應能力的貢獻”（Aldrich，1971， pp. 281-282）。此后，在Pfeffer（1972）關于“組織相互依賴”（organizational interdependence）以及Yuchtman和Seashore（1967）關于“系統(tǒng)資源方法”（system resource approach）的幾篇論文的基礎上，我于1975年使用了“資源依賴”（resource dependence）和“資源依賴視角”（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這兩個術語（Aldrich，1976a，1976b；Mindlin and Aldrich，1975，p. 382）。然而回想起來，我應該在組織種群的基礎上做更多的研究。
后來我有機會與Pfeffer合作撰寫一篇關于“組織環(huán)境”的綜述性文章，我選擇了自然選擇模型（natural selection model）來對比我與Pfeffer的資源依賴模型（resource dependence model）所體現(xiàn)的不同思維方式（Aldrich and Pfeffer，1976）。在那篇論文中，我與Pfeffer共同開發(fā)的許多主題都在后來出版的《組織與環(huán)境》一書中得到了詳細的闡述，我在書中把我所使用的研究體系稱為“種群生態(tài)學”（population ecology），與“自然選擇模型”一詞交替使用。后來，Bill McKelvey讓我認識到，對于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來說，“種群生態(tài)學”這個詞太過狹隘，因此在1983年，我們選擇了“種群視角”（population perspective）一詞（McKelvey and Aldrich，1983）。
現(xiàn)在，我確信最好使用“演化視角”（evolutionary perspective）、“演化方法”（evolutionary approach）或“演化理論”（evolutionary theory）等術語，因為社會科學中的演化思維已經(jīng)走出了早期不成熟的階段。如果讀者想進一步討論此問題，請參考我對內(nèi)涵豐富的“演化”一詞的討論（Aldrich，1979， pp. 51-54）。演化理論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例如，Baum和Singh （1994a）設法召集了一大批學者參加學術會議，該會議的核心是使用演化理論來研究組織，這在20世紀70年代是無法想象的。隨后，Baum和McKelvey（1999）毫不費力地找到了愿意為聚焦演化問題的會議做出貢獻的學者。我希望我的書能鼓勵其他人也開始從演化視角來思考問題。
致謝
我享受寫這本書的過程，雖然它花的時間比我預期的要長。1992年，我和編輯Sue Jones在拉斯維加斯舉行了一場簽約晚宴，她以為用不了幾年我就會把一份手稿交給世哲出版公司。1996年，當她把編輯職位移交給Rosemary Nixon時，我們意識到，本書的創(chuàng)作周期應當以“年”來計而不是以“月”來計了。在最初的幾年里，Sue給了我極大的鼓勵，不管我錯過了多少個自我設定的截止日期，Rosemary對這個項目的支持從未動搖過。
在整個過程中，許多朋友和同事都參與了該項目，為了保證他們對成果負責，我決定給予他們應有的功勞。
首先，本書的許多想法最初都是在與我的學生和其他同事合作撰寫的過程中形成的。Udo Staber一開始與我在康奈爾大學合作研究商業(yè)團體，后來又研究社會網(wǎng)絡。Jane Salk和Jack Beggs在北卡羅來納大學讀書期間就加入了我們的隊伍。Ellen Auster也和我一起在康奈爾大學工作，并繼續(xù)進行組織間戰(zhàn)略的研究。在北卡羅來納大學，Amanda Brickman Elam、Pat Ray Reese、Linda Renzulli和Cathy Zimmer參與了創(chuàng)業(yè)和社會網(wǎng)絡的研究，他們與Paola Dubini合作完成了本書的意大利文版。Arent Greve和Bengt Johanisson開展了斯堪的納維亞地區(qū)的部分研究。Ted Baker使我對企業(yè)活動中涉及的戰(zhàn)略人力資源問題有了新的認識，并在許多項目中擔任了非常重要的合著者。同樣在北卡羅來納大學，Courtney Sheldon Hunt激發(fā)了我對電子商務進行實證研究的可能性的好奇心，Amy Kenworthy表示Donald Campbell還有很多東西要教我。Jane Weiss的影響一直延續(xù)到我的寫作中，一種基于歷史和比較視角的風格貫穿其中。大家非常懷念她充滿活力的樣子。
Bill McKelvey和我都是Donald Campbell的崇拜者，我們一起去錫拉丘茲拜訪了他。隨后我們一起寫了一系列的論文。Marlene Fiol重新點燃了我對組織社會心理學的熱情，讓我想起了Dan Katz以及密歇根大學的其他老師給我上過的令我感到壓抑的課程。Mary Ann Von Glinow激發(fā)了我對新公司面臨的人力資源問題的興趣，Gabriele Wiedenmayer與我合著了幾篇關于組織創(chuàng)建的生態(tài)分析的論文。Peter Marsden不僅把我招募到了教堂山分校，還與我一起參與撰寫了幾篇關于組織社會學現(xiàn)狀的文獻綜述。Nancy Langton和Jennifer Cliff讓我了解了加拿大對中小型企業(yè)人力資源管理的一種視角。在日本，Toshihiro Sasaki和我一起進行了一項銀團公會發(fā)展的研究，Tomoaki Sakano和我研究創(chuàng)業(yè)網(wǎng)絡，Tamiki Kishida試圖讓我信服權變理論的價值。
其次，許多人至少讀了本書的一部分，并對其進行了書面評論。排在首位的是五個真正擁有自我犧牲精神的人，他們至少通讀了兩遍，不僅提供了具有批判性的評論，還提出了新的內(nèi)容，極大地改善了我的論點：Ted Baker、Heather Haveman、Anne Miner、Linda Renzulli和Pat Thornton。他們的建議和鼓勵使我再次體會了強關系的價值，讓我為擁有這些樂于助人的同事而更加喜悅。
其他人閱讀了特定章節(jié)或段落，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評論：Kristina Ahlen、Linda Argote、Joel Baum、Nicole Biggart、Bill Gartner、Mary Ann Glynn、Lisa Keister、Jonathan Levie、Benyamin Lichtenstein、Leann Mischel、Mark Mizruchi、Jim Moody、Donnie Parker、Jeremy Reynolds、Paul Reynolds、Huggy Rao、Soodi Sharifi、Toby Stuart、Mark Suchman、Jim Wade和Theresa Welbourne。
然后，我在北卡羅來納大學開設了組織社會學和創(chuàng)業(yè)學課程，上課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耐心地閱讀了本書的多版草稿，并提供了建設性的反饋。數(shù)量太多，無法一一列舉，但他們的貢獻體現(xiàn)在了具體的案例和有價值的參考文獻中。
最后，我在教堂山分校的同事們營造了支持性的氛圍，在這里不僅可以討論組織理論，還可以探討我的另一項強烈的愛好——社會學教學。我要特別感謝Arne Kalleberg、Rachel Rosenfeld、Glen Elder、Lisa Keister、Sherryl Kleinman和Judith Blau。辦公室的職員把這本書整理得非常出色。從Deborah Tilley開始整理，由Erica Dawson和Leslie Whitley繼續(xù)完成，最后Jennifer Carpenter巧妙地把內(nèi)容整合到了一起。
在過去10年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并沒有像許多作者聲稱的那樣，坐在黑暗的閣樓或海邊的小屋里。相反，我享受到了世界各地許多研究所和大學的盛情款待。在幾個春末夏初期間，我在米蘭的博科尼管理學院和橫濱的慶應義塾商學院任教。由于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的慷慨解囊，我和妻子在溫哥華度過了幾個夏季。我很享受每年一次的維也納之行，我曾在經(jīng)濟大學的Josef Mugler中小企業(yè)研究所任教，也去過撒丁島，在Giulio Bolacchi的AILUN中心任教。Mike Useem把我介紹給了Bolacchi教授，Woody Powell和Paul Hirsch也加入了我的行列，在AILUN延續(xù)美國對社會學的態(tà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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