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對當代文學經典研究發(fā)生興趣，起因于2019年初我與陳劍暉、賀仲明一起為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擔任一套叢書當代文學經典研究叢書的總主編。該叢書一共13本，其中一本《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建構》由我與賀仲明主編，第一章中國當代文學與新中國精神就由我和我指導的博士生、后為中山大學博士后的李石撰寫。此套叢書本是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而籌劃的，但為了保證質量，放慢了進度，各書統稿修改花了不少時間，一直到2021年7月才整體推出。這恰好趕上建黨100周年的紀念。我與李石所撰寫的章節(jié)即第一章，經過我們反復討論修改，另外提煉之后寫成2萬字，以《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的生成》發(fā)表在《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上。

在《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的生成》中，我們著重考察當代文學經典的生成與新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歷史的互動關系，對什么是新中國精神及其在特定時期的不同表現形態(tài)做了梳理，并以動態(tài)辯證的方式來看待中國當代文學生產機制的變化，探討新中國精神如何通過審美轉換成為當代文學經典生成的動力。這也就是說，經典既是典范的，又是流動的，在經過不同時代不同的闡釋（比如再解讀）之后，還是可以重構的。例如現實主義作品《平凡的世界》就經歷過起伏跌宕的過程，最后在新時代里被確認為經典。文學經典化就是一個歷史化過程，它受到媒介生態(tài)、社會體制、思想觀念、審美標準等社會歷史條件的多重制約，也要回應現實社會與時代精神的變化，在新的時代語境中實現價值確定。正是從這點出發(fā)，我后來繼續(xù)考察了中國當代文學現實主義敘事傳統的構建，寫作了《中國當代文學現實主義敘事傳統的建構及其意義》，從文學理論的原理和中國當代文學現實主義發(fā)展歷史，以及中外文學相互交融的層面，肯定了中國當代文學現實主義敘事傳統的形成，并揭示出它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

在經典和文學傳統的生成中，國家話語也就是國家意志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從政治詩學的角度看，文學經典與傳統的生成脫離不了意識形態(tài)，然而，在新中國發(fā)展歷史中，國家文藝話語的形成又是合力構成的，而不是單一元素作用的結果，它包括有形與無形兩個層面。有形的是領導人的講話、國家的文藝政策及文藝組織機構；而文藝理論、輿論批評、評獎制度看似有形，卻常以無形的形態(tài)運行，市場要求文藝接受讀者的檢驗，它像一只無形的手，與文藝理論、輿論批評和評獎制度一起體現出國家話語的內在調控力量。這便是我寫作《國家話語與新中國文學的特征》的核心觀點。

進入新時代，中國精神的文藝表達，尋找什么樣的話語和表現途徑，怎樣建構中國文藝理論的話語體系，尤其在互聯網高度發(fā)達的時代，文藝評論有什么樣的應對之策，也是我們在如何生成與重構經典過程中必須重視的。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探索，對中華文化傳統的繼承與創(chuàng)造性轉化，對外來文學的吸收與融合，作家們的眼光更開闊了，文化自信更強了，寫作手法更多樣了，作品風格風貌也在發(fā)生著新的變化，這對評論家提出了更高要求。適應挑戰(zhàn)，提出新命題，討論新話語，將會成為評論家的常態(tài)。也正是在不斷評論、不斷闡釋的過程里，典范才會形成，才會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