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國現(xiàn)代史學家中，能像顧頡剛（18931980 ）那樣中外聞名的，沒有幾人。而像顧那樣﹐以名人專家的身份，高屋建瓴，對其領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評論的，似乎更為少見。由此看來，本書實在是彌足珍貴了。俗話說：文品如人品。這表明，兩者之間又有聯(lián)系。那么，就讓我們首先從作者談起吧。
民國時期的學界，流傳有這樣一句話：我的朋友胡適之。用來諧戲那些以認識胡適（18911962 ）為榮、并將他常掛在嘴邊炫耀的學人。這句話一方面顯示胡適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適的為人。的確，胡適之交游，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車夫馬弁，在同類學者中，并無幾人可及。但其實，真正能成為胡適朋友的人，也實在沒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們當中，顧頡剛絕對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 年，胡適自美歸國，任教北京大學。雖然在回國以前，他已經在《新青年》上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博得一些名聲，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與角度，將中國傳統(tǒng)的經學史研究，擴大和轉變?yōu)轭愃莆鞣降恼軐W史研究，則仍然讓他感到是一種冒險，因此心存不安。胡適的這種不安也十分自然，因為他所面對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幾歲，自幼便受到傳統(tǒng)學問熏陶的學生。在他們當中，顧頡剛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蘇州世代書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譽為江南第一讀書人家的顧頡剛，在去北京念書以前，不但已經熟讀了那些所謂的經書，而且還旁涉各類書籍，并培養(yǎng)了對歷史研究的興趣�？尚业氖牵�胡適的新方法、新態(tài)度不久即為顧頡剛所認可，顧還為他在同學中說項：
他雖沒有伯弢（陳伯弢胡適的前任）先生讀書多，但在裁斷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顧還拉了另一位舊學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論的同學傅斯年（18961950 ）去聽胡適的課。由于傅和顧的認可和支持，年輕的教授胡適才在北大站穩(wěn)了腳跟。
與他的老師胡適相比，顧頡剛雖然沒有暴得
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謂不早。他于1920 年北大畢業(yè)，由胡適介紹入圖書館工作，并協(xié)助胡適編書。在工作中，他很快就發(fā)現(xiàn)了古史傳說之可疑，因此追根尋底、順藤摸瓜，發(fā)現(xiàn)了一連串的問題，由此而發(fā)起了古史辨的爭論。此時的顧頡剛，才三十左右，但已經全國聞名了。與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學生領袖傅斯年、羅家倫（18971969 ）等人，尚在海外輾轉留學。他們雖然比顧年輕幾歲，但耳聞顧頡剛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贊嘆道：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傅斯年1926 年底回國以后，創(chuàng)辦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輝煌的作為。而當年向胡適鄭重推薦顧頡剛的羅家倫，在回國之際，則寫信給顧頡剛，希求后者的幫助，謀求教職。a可見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顧頡剛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轉變，從一位年輕的學生，成為了國際知名的學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學的同學，
a 傅斯年評語見《傅斯年全集》（臺北：聯(lián)經出版事業(yè)公司，
1980），頁14991542 。羅家倫推薦顧頡剛事見顧潮《歷劫終
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7），頁60 。羅在回國以前致信顧頡剛，則見于《中山大學周
刊》，214（1928 年1 月），頁399401 。
未免感嘆：士別三日，則當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話來說就是：幾年不見頡剛，不料成就到這么大！a的確，在20 年代末30 年代初，顧頡剛名聲非但蜚聲國內，而且已經遠播海外。美國漢學家恒慕義（Arthur W. Hummel ）在《美國歷史評論》上撰文，介紹顧頡剛、胡適關于古史的討論，并把顧頡剛的《古史辨》第一冊自序，譯成了英文出版，題為《一個中國歷史學家的自傳》，儼然把顧頡剛視為當時中國史學界的代表。b恒慕義的作法，也為后來的學者所認可。1971 年，美國史學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 ）出版了中外學術界第一本有關顧頡剛學術生涯的專著，題為《顧頡剛與中國的新史學》，把顧頡剛視為中國現(xiàn)代史學的代表人物。c施耐德愿意為一位當時還在世的中國學者立傳，這
a見上引《傅斯年全集》，頁14991542 。
b恒慕義的文章為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4:4（1929），頁715724 。他之翻譯顧頡剛之自序，見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Leyden: J.B.Brill, 1931）。
c施耐德的書見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在美國的學術界也屬少見，由此可見顧頡剛的名聲與威望。而在國內，雖然顧頡剛的名字，稱得上是家喻戶曉，但真正對他的學術加以研究的，則要在他過世多年以后。這里的原因，與顧頡剛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聯(lián)系，這在顧頡剛女兒顧潮寫的《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的后半部分，有比較清楚的描述，此不贅言。中文學術界對顧頡剛以及古史辨加以專題研究的，始在20 世紀80 年代末，如劉起

的《顧頡剛學述》、王汎森的《古史辨運動的興起》等好幾種。德國漢學家吳素樂
（Ursula Richter ）于1992 年亦出版了《疑古：作為新
文化運動結果的古史辨與顧頡剛》，再度證明顧頡剛
之國際名望。a
1..坦誠相見、文如其人
也許是早年成名的關系，顧頡剛與胡適一樣，
a 劉起

的書為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出版。王汎森的書1987 年由臺北允晨文化事業(yè)公司出版。吳素樂的則見Zweifel am Altertum: Gu Jiegang und die Discussion ber Chinas alte Geschichte als Konsequenz der Neuen Kulturbewegung ca, 19151923（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2）。
在生前有意無意地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如前述有關顧頡剛與胡適之間最初的接觸，就是由顧頡剛自己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提供的。因此，他們不但能因其成就而為學界所注意，也由于材料豐富的關系，使后人能不斷為之樹碑立傳。但是，他們兩人之間還是有所不同的。胡適成名之后，一舉一動都在眾目睽睽之下，而他又有史學的訓練，深知史料的重要，因此他所遺留下來的文件，包括日記和手稿，非但字跡工整，而且思想清晰，沒有曖昧之處。即使有曖昧之事，胡適也注意不留下痕跡。如他與美國女友威廉斯的友情\ 戀情，則主要經過對方所保留的書信，而為今人所知。顧頡剛則稍有不同，堪稱性情中人，樂意披露自己的感情。這里的感情，并不專指男女之事（當然也有他對譚慕愚長達半個世紀的情愫），而是指他對學問、人生、友情的看法。顧頡剛的《古史辨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旦有了機會，往往下筆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不快。幾乎每次古史辨討論結集，只要是他負責，他就會寫一篇長序，直抒胸臆，將前因后果娓娓道來，其中的甘辛苦澀，一并呈現(xiàn)，讓讀者知曉。因此讀他的序言，宛如讀郁達夫的小說，有一種淋漓盡致的感受。他們都是五四時期的人物，都受到那時提倡的個人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種種影響，雖然治學興趣不同，但個性風格有相似之處。顧頡剛的這種文風和性格，對歷史學家來說，則是莫大的喜事，因為他自愿地提供了許多不可多得的材料，為史家和讀者了解他的為人治學，有極大的助益。略微可惜的是，本書篇幅不大，又以評論旁人的作品為主，因此并不能讓顧頡剛盡興發(fā)揮。但是，他的文風性格，還是有所體現(xiàn)。他所用的評語，非常直接、干脆，沒有保留。他有時甚至將幾個人的同類作品加以比較排名，分出名次，充分表現(xiàn)了他直率、真誠的個性。
當然，顧頡剛能這樣做，不僅與他的性格有關，更因其史學名家的地位。由此，顧頡剛這種名家評名作的作法，構成了本書的一大特色。本書寫于抗戰(zhàn)勝利之后的1945 年，此時的顧頡剛，雖然剛過五十，但就其威望成就而言，已經是史學界的耆宿。由他出面評述當代中國史學（顧有合作者童書業(yè)和方詩銘兩人），自然有點青梅煮酒論英雄的味道，讀來十分過癮、親切。但是，顧頡剛并不自大高傲，而是力求公正。這一點又與他的性格人品有關。
顧頡剛雖然出身書香門第，但他的成長，卻并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坐擁書城，整日之乎者也，只啃那幾部經書。相反，他由于年幼體弱，一直為其祖母所呵護，從祖母那里，聽來不少民間故事，由此而培養(yǎng)了他對民俗文化的興趣。以后到北京求學時，又迷上了京戲。因此他對中國的精英和通俗文化，都有興趣。這或許也影響了他的人品性格。顧頡剛雖然出身世家，自己又很早成名，但他的待人接物，則較少名士氣，而是顯得真誠、寬容，愿意以各種方式獎掖、提拔后進。他的治學，也往往高低兼涉，不但研究深奧的經學與史學，也對通俗的戲曲和民俗文化充滿了興趣。甚至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些想法，如所謂層累地造成的古史傳說的說法，正是他從對戲曲劇情的演變的探究中啟發(fā)而來。這一層累地造成的古史傳說，是顧頡剛疑古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他從戲曲的演變中看出，一部劇作的劇情，往往始簡而繁，經過幾代人的加工，而變得愈益生動逼真、跌宕起伏。他由此提出，人們對古代文明的認識，也經歷了同樣的演化路線，愈到后代，其對古代的認識，似乎愈益清晰，因此其描述變得愈益復雜生動。其中的原因，顯然是因為后人摻假虛構所致。他在那時所舉的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傳說中的圣賢禹，或許只是古人的一種圖騰崇拜，并不是一個真人。只是到了后來，人們才把古史傳說擬人化，將堯、舜、禹等奉為遠古的三代圣主。他的這一說法，激怒了當時不少守舊的學者，視顧頡剛為大逆不道。但顧頡剛對古史傳說的解釋，從人們的常識出發(fā)，顯得簡明易懂，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而且，他不僅僅做基于常識的猜想，而且用考證史料的手段，提供了古人作偽的許多證據，因此使得古史辨的運動，在20 世紀20 年代為國人所廣泛注意。它也揭示了傳統(tǒng)文化的弊病，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tǒng)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提供了有力的學術論證。
但是，深知治學艱辛的顧頡剛，并沒有因此而停滯不前，而是希求通過進一步的研究，特別是對新史料的發(fā)掘和利用，對古史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在科學的、而不是在傳說的基礎上，重新認識并恢復古代文明的面貌�？上У氖�，許多對顧頡剛沒有研究的人，往往不了解他的這一想法，而是將他簡單看作是一位疑古的、破壞型的學者。而其實，顧頡剛是想先破而立、甚至破中求立的。因此，他還是一位建設性的學者。他在本書上編第五章評論經今文學派時，已經提到破壞與建設本是一事的兩面。
本書的寫作結構，比較明確地表現(xiàn)了顧頡剛的這一重要的、常為人忽視的另一面。本書有三編，代表了三個部分，主要描述民國史學由舊轉新的過程。在顧頡剛看來，傳統(tǒng)史學中有不少有益的成分，為新史學的成就起了一種鋪墊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新史學的成功，主要歸之于新史料的開發(fā)，這自然包括那時對文獻史料的考訂與批判，而古史辨之功勞獨大。但他的重點，則是要強調實物史料的發(fā)現(xiàn)與運用，如安陽甲骨文的出土、西北文物的發(fā)現(xiàn)、敦煌石室的發(fā)現(xiàn)和銅器的新發(fā)現(xiàn)。他把這些實物史料，列于文獻史料之前，同時還把傳統(tǒng)史學中運用實物史料的成就，特別加以列出，以顯示新舊史學之間的聯(lián)系。于是，細心的讀者就能感覺到，雖然顧頡剛把古史辨的運動列于書末（第五章），但他并不認為古史辨集了新史學的大成，或代表了新史學的最高成就。相反，顧頡剛眼中的新史學，以對實物史料發(fā)現(xiàn)和運用為主要核心和標志。而對實物史料的發(fā)掘與運用，顯然并不是顧頡剛所長，也不是他成名的主因。而是他昔日的好友、今已有齟齬的傅斯年的一貫主張。傅斯年所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史學只是史料學為信仰，以我們不是讀書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為口號，以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
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和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為目標，對中國文明的遺址，進行了一系列的科學發(fā)掘，由此而對中國的古史，獲得了新的認識。a這一新的認識，重建了古史的某些真實性，與古史辨所得的結論相反。雖然顧頡剛沒有完全改變他
a見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傅斯年全集》，頁13011312 。
懷疑古史的立場，從他在本書中將安陽殷墟發(fā)掘的日期弄錯這一點來看，他也沒有過于注意他昔日同窗的工作，但是他畢竟是一個誠實的學者，有一種科學的寬容與大度，因此他能承認實物史料的發(fā)現(xiàn)與運用，代表了新史學的主要成就和發(fā)展方向。
2..寬容大度、中肯客觀
顧頡剛不僅對新派學者如傅斯年持一種寬容、支持的態(tài)度，他對其他類型的學者，也一視同仁，能幫忙處便幫忙，能推薦處則推薦，因此他之提拽后進，在當時的學術界十分出名�？箲�(zhàn)以前，初出茅廬的學者，常常追隨三大老板，分別是胡老板（胡適），傅老板（傅斯年）和顧老板
（顧頡剛）。但胡與傅都有機構的支持，財力雄厚，傅斯年創(chuàng)辦了中央研究院最早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的關系，非同一般。而胡適則是北大文學院院長，又掌控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勢力更是龐大。而顧頡剛僅僅是燕京大學的教授、北平研究院歷史組的主任，財力不能與前兩人相比。他之所以能成為青年人追隨的對象，主要是他的學問和他的愛才。a顧頡剛對錢穆（18951990 ）的提拽，就是一段佳話。錢穆在1929 年以前，由于家貧而沒有受大學教育，輾轉于無錫、蘇州等地的中小學教書，利用業(yè)余時間治學。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遇見在蘇州養(yǎng)病的顧頡剛。顧頡剛慧眼識才，在讀了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手稿之后，推薦錢入京教書，先到燕京大學，以后又推薦他到北京大學教授中國上古史，使得錢穆能進入當時學術界的主流。雖然在1931 年以前，錢穆還沒有公開批評胡適、傅斯年等人的治學方法和對中國傳統(tǒng)的態(tài)度；他甚至還在早先出版的《國學概論》中對胡適所開辟的新途徑表示出一種欣賞的態(tài)度。b但是，就錢穆的教育背景來看，要他像那些接受過科學訓練的新
a參見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頁179 。
b有關錢穆與胡適等科學史家的關系，參見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余著《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頁718 ；傅杰《錢穆與甲骨文及考古學》《中華文史論叢》，第64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248307 ；以及王晴佳《錢穆與科學史學之離合關系，19261950 》《臺大歷史學報》（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第26 期（2000 年1，2 月），頁121149 。
學者那樣注重研究實物史料來擴張史學研究的范圍，則顯然可能性不大。對此顧頡剛自然不會不知道。但他照樣竭力推薦錢穆，表明了顧頡剛之愛才與寬容的品格。
顧頡剛這種寬容大度、在探究學問方面不抱成見的態(tài)度，使得本書的內容增色不少。上面已經提到，本書寫于1945 年，在艱苦的抗戰(zhàn)之后，學術界百廢待興、急待重整。但如何重整、重振，則是面對當時人的一個嚴峻的挑戰(zhàn)，因為抗戰(zhàn)的爆發(fā)，已經分化了中國的學術界。在中華民族面臨嚴重危機的時代，學者們做出了不同的選擇，不少改變了原來的治學路線，因此而形成了與戰(zhàn)前不同的派別。本書既然是以《當代中國史學》為題，自然必須有一種包容一切、兼顧大家的態(tài)度，將這些不同的派別一一作評。顧頡剛之寬容大度、不含偏見的品格，在本書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xiàn)。上面已經提到，他雖然自己并不參與考古發(fā)掘，卻堅持認為新史學的特長在于開發(fā)新史料、特別是對實物史料的重視與運用。同時，他還力圖突破政治的偏見，不以政治見解來決定學術著作的取舍。如他在本書下編第一章第二節(jié)通史的撰述中，提到的數(shù)位史家，從政治態(tài)度和教育背景衡量，都不能算是新式的學者，如呂思勉、繆鳳林和錢穆，但顧頡剛對他們一視同仁，純以學術質量為標準加以評論。他對錢穆的
《國史大綱》，有這樣的評語：錢先生的書最后出而創(chuàng)見最多，盡管他對錢穆那樣以一人之力寫作中國通史的作法，并不特別贊成。顧頡剛在書中的議論可以為證，他寫道：通史的寫作，非一個人的精力所能勝任，而中國歷史上需待考證的問題又太多，因此最好的辦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斷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個時代，作專門而精湛的考證論文，如是方可以產生一部完美的斷代史，也更可以產生一部完美的通史。
由此可見，顧頡剛本人的治學路徑，與胡適、傅斯年的比較一致。胡適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前半部之后，為了佛教的問題，做了不少專題的考證，以致至死都未能完成下半部。有人因此將胡適譏為半部書作者，但其實，胡適的這種作法，雖然讓人有些失望，但也表明了他治學嚴謹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而傅斯年更為極端，他干脆認為通史的寫作不是現(xiàn)代史學研究的目的。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傅斯年寫道：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a當然，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傅斯年的態(tài)度也有所改變，認識到通史的教育對振興民族自信的重要，因此提議在北大開設中國通史課，并鼓勵張蔭麟、吳晗寫作通史。對此顧頡剛在本書中有較高的評價，特別提到該書集合數(shù)人的力量，寫一通俗的通史。但他并不因此而貶低錢穆的《國史大綱》。如果我們再考慮到錢穆在《國史大綱》的引論中，曾對所謂科學派的治史，有嚴厲的批評，那么我們就更能體會顧頡剛之寬容與大量了。
顧頡剛不但對當時人看來守舊的學者有一種包容的態(tài)度，他對馬克思主義史家如郭沫若、陶希圣（以當時情形來看）等人，也充分評價他們著作的學術價值，認為他們是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
a見《傅斯年全集》，頁13011312 。
的大師。其實，顧頡剛雖然自己那時不信奉馬克思主義，但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長處，則一目了然。他在本書的引論中已經提到：自唯物主義史觀輸入中國以后，更使過去政治中心的歷史變成經濟社會中心的歷史，雖然這方面的成績還少，然也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這在當時是一個十分中肯的評論，體現(xiàn)了顧頡剛作為一個杰出史家的眼光與睿智�？上У氖�，馬克思主義史學雖然為中國的史學研究提供了這樣一個方向性的轉折，但后來的發(fā)展，卻也走了不少彎路。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到了20 世紀80 年代以后，才有了明顯的進展，逐漸演變成為當代史學的主流。
3..名家名作、風格鮮明
走筆至此，我們已經將顧頡剛的為人與治學，結合本書的內容特色，做了一個大致上的論述。《孟子》有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為了更清楚地了解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的優(yōu)點和貢獻，我們還必須簡單討論一下該書的地位和背景以及我們現(xiàn)在閱讀此書的意義。首先談一下本書在中國史學研究上的地位。中國的史學傳統(tǒng)，以其歷史悠久著名，兩千年來沒有間斷，可謂源遠流長。既然是歷史研究，就必然以追求真實為其目標。中國的古代史家很早就認識到直筆的重要。但是，中國史家也有借用史實來闡發(fā)政治理想、道德理念的傳統(tǒng)�？鬃拥拇呵锕P法自然是一遠例，更親近的例子是司馬遷的太史公曰，為以后不少正史家所延承。換言之，史評這一傳統(tǒng)，在中國文化中，也有長久的歷史。但是，要說史學史的研究，即對史學寫作這一文化事業(yè)從觀念到方法等各個方面加以系統(tǒng)研究的工作，則要等到與西方文化有所接觸以后才正式成為一門學問。有人或許會說，中國古代也有劉知幾的《史通》、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等評論史學的名作，由此可以證明史學史的研究在中國也早已存在，但在筆者看來，這些著作的出現(xiàn)，從中國史學傳統(tǒng)的大背景看，只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并不能證明傳統(tǒng)學者已經有意識地認識到史學史研究之獨立性。
我們說史學史的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沖突
的背景下才出現(xiàn)，也不是說史學史的研究是從西方移植到近代中國的（當然中國學者也確實參考了近代西方研究史學的方法、觀念和理論），而是說在兩種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才使得（迫使？）中國學者反思、反省自身的史學傳統(tǒng)，因而刺激、促成了史學史研究在中國的誕生。身處20 世紀初年的梁啟超和章太炎，面臨西方從軍事到文化的強大挑戰(zhàn)，提倡對文化傳統(tǒng)進行革新。在做這些文化革新的嘗試時，他們自然將兩種文化加以對照，結果發(fā)現(xiàn)它們之間雖然有許多不同，但就史學研究而言，卻也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于是梁啟超寫道：于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但是，梁也注意到中西史學的不同：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a但中國傳統(tǒng)的史學，在推廣民族主義這一方面，則欠缺一籌，因此他提倡新史學。與他同樣對傳統(tǒng)學問有深厚素養(yǎng)的章太炎，在觀察了中西史學的異同之后，也提出史學革新的要點，是要提倡通史
a梁啟超：《新史學》，《梁啟超史學論著三種》（香港：三聯(lián)書店，1980），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