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趙白生真正的自信，敢于自暴其短，甚至自我污名化。傳記，一方面大紅大紫、洛陽紙貴，成為紙媒時代的救命稻草。今年銷量首屈一指的《備胎》，即是顯例。另一方面，它官司纏身、備受詬病，里外不討好，就連故紙堆里覓生活的文學(xué)史家也不拿它正眼相看，而是一股腦兒把它打入冷宮。這些文學(xué)史家往往是失敗的傳記家，在文學(xué)史里不惜筆墨大寫特寫文苑傳，豈不怪哉！深而思之，其實不怪。存在決定本質(zhì)，作家決定作品，傳記原教旨主義者似乎一錘定音，但解構(gòu)分子并不買賬：傳記是英國文學(xué)的病。（75）弗洛伊德之所以厭惡傳記，是因為它表現(xiàn)了一個人如何聲稱自己了解另一人，這主張危險且具有誤導(dǎo)性。（92）傳記是一場血腥運動。（104）傳記是一種強(qiáng)奸……是對自我犯下的不可原諒的罪行。（104）誠哉斯言？文壇巨擘，如喬伊斯和納博科夫，更是火上澆油，無不發(fā)揮其毒舌的強(qiáng)大本領(lǐng)，紛紛給傳記家打棍子、戴帽子，措辭無不用其極：傳記家是傳記鬼（101）、心理剽竊家。流風(fēng)所及，現(xiàn)代主義者和新小說家對傳記避之唯恐不及，就不難理解。恐傳癥彌漫西方，埃爾米奧娜 · 李（Hermione Lee）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步傳記大師霍爾羅伊德（Michael Holroyd）的后塵，專辟一章，清算西方歷史上的文類偏見與歧視。1999年，上個世紀(jì)末，霍爾羅伊德就敲響了清算的鐘聲，寫了一篇反恐傳癥的檄文：《反對傳記案》（The Case Against Biography），并置于《紙上文章：傳記與自傳的手藝》（Works on Paper: The Craft of Biography and Autobiography）之首，目的不言自明：但我真正想一探究竟的是，我的傳記作家同行們將如何為自己辯護(hù)，如何為傳記伸張正義，如何發(fā)動反擊。But what I really want to find out is how my fellow biographers would defend themselves, what claims for biography they would make, and in what style they might launch their counter-attack.（19）埃爾米奧娜·李的反擊，雖然不能把諸如弗洛伊德、喬伊斯、納博科夫等巨頭一拳擊倒，但她的組合拳斷非花拳繡腿，而是步步為營，拳拳攻心。組合拳的首招史的輪廓，線條飄逸，頗有穆罕默德 · 阿里之風(fēng)：飛如蝴蝶，叮若蜜蜂。（Float like a butterfly, sting like a bee.）雖然埃爾米奧娜·李開頭聲稱，她無意把這本通識書寫成通史書，但貫穿始終的線頭依然是史。榜樣傳記，是按史的脈絡(luò)梳理的；國家傳記，緣史而作；偶像傳記，依史而書；甚至全書的整體結(jié)構(gòu)，也是按照傳記史的內(nèi)在邏輯而分主題勾勒的�？v通，是本書的一大特點。組合拳的重招，論的切口，洞中肯綮。通識書，即概論書的最大弊端在于，連篇累牘充斥著清單式羅列。作者的好意，用知識的火箭炮來密集轟炸，但讀者并不領(lǐng)情，覺得吃了滿口的雞肋。埃爾米奧娜·李的《傳記》，也有清單式羅列，而且還不少。但作者輔之以過渡性專題，如夢露專題、莎士比亞專題；更聚焦于里程碑研究，如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博斯韋爾的《約翰遜傳》、斯特雷奇的《維多利亞名流傳》。這樣，清單式羅列相當(dāng)于群眾演員，過渡性專題略等于配角，專題性研究無異于主角。如此有層次感的通識書，自然讓人像看了一部傳記大片，余韻悠長，回味無窮。但最關(guān)鍵者，無論是清單式羅列、過渡性專題，還是里程碑研究，串起這些組合拳的是作者的史識擲地有聲的論斷。例如，作者一一論述了傳記的十大規(guī)則，而最后拋出的一條規(guī)則卻是：規(guī)則十：傳記沒有規(guī)則（19）傳無定法。橫亙在面前的九條規(guī)則，似乎煙消云散。橫通，令人自由附體，豁然開朗，充滿著創(chuàng)造的沖動。史的縱通，識的橫通，有史有識，縱橫交貫，讓這部通識讀本指向傳記之本傳史之赤裸裸，記識之坦蕩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