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道德家都一致認為，耽溺于悔恨是不可取的情緒，做錯了事就應該認錯，努力加以補救，勉勵自己以后好好干，千萬別老是為錯誤難過。在爛泥里翻滾并不是清潔身體的好辦法。
藝術也有道德，它的許多信條跟一般的道德信條相同，至少相似。因為作品不高明而悔恨跟因為行為有錯誤而悔恨一樣，都是不可取的。應當找出毛病，承認毛病，以后盡量避免重蹈覆轍。回頭咀嚼十五年前的文學作品中的問題，要想把當初沒弄好的東西補綴得天衣無縫，拿中年的時光來彌補那另外一個人當初的自己所造成并遺留下來的藝術上的缺陷，必然會徒勞無功。因此我讓這本《美麗新世界》保留了它的本來面目。作為藝術品，這本書有不少的毛病，但是我擔心要糾正它恐怕得重新寫過才行。可作為年齡更大的另一個人，修改起來是大有可能不但會改掉故事的毛病，而且會抹掉它原有的長處。因此，為了抵制誘惑，以免耽溺于藝術的悔恨之中，我寧可把它的好好壞壞一律保留，而去考慮別的問題。
可是，故事里嚴重的缺點似乎至少還得提一提。那就是，只給了野蠻人兩種選擇：在烏托邦過混沌的日子或是在印第安村過原始的生活。后者在某些方面要多幾分人情味，但是在其他方面卻照樣怪誕不經。我在寫這本書時有一個念頭：人類被給予的自由意志不過是讓他們在混沌和瘋狂之間進行選擇。我覺得這念頭很有趣，而且很可能是事實。不過為了戲劇效果，我讓野蠻人說出的話比他所受到的宗教培養(yǎng)所能容許的清醒得多了。培養(yǎng)他的是一些一半懷著生殖力崇拜一半信仰酷烈的苦修的教徒。實際上，讀過莎士比亞也不足以成為他可能說出那種話的理由。當然，到后我讓他脫離了清醒狀態(tài)，讓他重新受到身上土生土長的苦行主義的控制，以瘋狂的自我懲戒和令人失望的自殺做了結束。從此以后這些人便這樣痛苦地死去了，這叫這本寓言的作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氣他覺得有趣，他崇拜美，他是個懷疑論者。
我今天并不打算證明清醒是不可能的，相反，我倒深信它可能，而且希望多看到一些清醒，盡管我也跟過去同樣肯定清醒是一種相當罕見的現(xiàn)象，并為此感到難過。因為在我近幾本書里都談到過清醒，特別是編過一本由清醒的人談清醒，談怎樣做到清醒的文選，而又有一位著名的學院派批評家告訴我說，我代表了危機時代的知識階層的一種可悲的癥狀。我認為教授先生的言外之意是，他和他的同事們代表的就是成功的可喜的癥狀。對人類有貢獻的人是值得應有的尊重和紀念的，讓我們?yōu)榻淌趥冃藿ㄒ蛔�神殿吧。那神殿應該修在歐洲或是日本某個被劫掠一空的城市的廢墟上，在那古代遺骨洞穴的門口，我愿意刻上幾個六七英尺高的簡單的詞，莊嚴紀念世界的教育家們：SI MONUMENTUM REQUIRIS CIRCUM SPICE.。
還是回到未來吧……我如果要重新寫這本書，我會給野蠻人第三個選擇，在他那烏托邦與原始生活的兩難選擇之外再給他一個可能性：清醒這個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實現(xiàn)，就在一個由某些從美麗新世界中流放出來和逃亡出來的人組成的社會里，地點在保留地附近。在這個社會里，經濟是亨利 ? 喬治式的分散經濟，政治是克魯泡特金的合作式政治，科學和技術像安息日一樣是為人設置的，而不是讓人去適應它、受它奴役的（就像我們現(xiàn)在一樣，而在美麗新世界里尤其嚴重）。在那個社會里，宗教是對人類終極問題的自覺的、理性的追求，是對遍及宇宙萬物的道理體高超的神性或是梵天的統(tǒng)攝全局的知識的追求。生活的壓倒的哲學應該是一種高級的功利主義，其中快樂原則須從屬于終極目的原則在生活的每一次偶發(fā)事件面前需要提出而且回答的問題是：這種思想或行為對于我或盡可能多的人追求人類的終極目標能做出什么貢獻？產生什么干擾？
在我設想的修改本里，這個受到原始人群培養(yǎng)的野蠻人先得有機會直接了解到由一些追求清醒的人自由合作組成的一個社會；明白了它的性質，然后才被送到烏托邦去。這樣一改，《美麗新世界》就會具有藝術和哲學（如果對小說作品也用得上這樣大的字眼的話）的完整性了。而在這兩方面，以本書現(xiàn)在的情況看，顯然是不足的。
但是《美麗新世界》是談未來的，而談未來的書，無論其藝術或哲學的質量如何，它所做出的種種預言推敲起來先得有一副可能應驗的樣子，才能引起大家的興趣�，F(xiàn)在，十五年后，站在當代歷史的下坡路上的有利地勢看來，這書的預言有多少是可信的呢？在這段痛苦的時間里發(fā)生了什么事能證實或否定我1931年的預言呢？
我的預言的一個明顯的大漏洞立即出現(xiàn)了。《美麗新世界》里面沒有提到核裂變。實際上這事是頗為奇怪的。因為在本書寫作之前許多年，使用原子能的可能性已經成了普遍的閑談話題。關于這個問題，我的老朋友羅伯特 ? 尼科爾甚至還寫過一個很成功的劇本。我記得自己也在一本20年代末出版的小說里偶然提起過它。因此正如我所說，在我主福帝700年時，火箭和直升機竟然還沒有使用核裂變能，就似乎很奇怪了。這個疏忽也許不能夠饒恕，但至少還是容易解釋的�！睹利愋率澜纭凡⒉皇且槐緸榭茖W而提倡科學的書，它是把科學作為能夠影響到人類個體的東西而提倡的。它沒有提起物理學、化學和工程學的成就，因為覺得承認是理所當然的。它所特別描述的科學進步是指可能應用到人類身上的生物學、生理學和心理學研究的未來成果。要根本改變生命質量只有依靠各種生命科學。研究物質的科學在某些方面的應用可能破壞生命，或者讓生命令人難以忍受地復雜和痛苦起來。它們若不是由生理學家或心理學家當作工具使用，是難以改變生命本身的自然形態(tài)及其表現(xiàn)形式的。原子能的釋放標志著人類歷史一次了不起的革命，卻不是影響深遠的終極革命，除非我們把自己炸為飛灰，從而結束歷史。
這場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不應該在外部世界進行，而應該在人類的靈魂和肉體上進行。生活在一個革命的時代，薩德侯爵自然會利用這種革命的理論來為他那特殊商標的混沌辯解。羅伯斯庇爾進行了一種浮光掠影的革命：政治革命。巴貝夫深入了一些，嘗試了經濟革命。薩德認為自己是真正革命性的革命的使徒，那革命超出了政治和經濟革命之外，是對每個男人、女人和孩子的革命。以后他們的身體要成為大家的性財產，他們的心靈要被清洗，洗掉自然的一切禮儀，洗掉傳統(tǒng)文明苦心培養(yǎng)的一切心理壓抑。薩德主義跟真正有革命意義的革命之間當然沒有必要的或不可避免的聯(lián)系。薩德是個瘋子，他那場革命的多少帶有自覺性的目標是普遍的混亂和毀滅。統(tǒng)治美麗新世界的人可能不清醒（就清醒的意義而言），但他們并不是瘋子。他們的目標不是無政府主義而是社會的穩(wěn)定。他們是為了獲得穩(wěn)定才使用科學手段進行了后的、個人的、真正革命性的革命的。
而同時，我們還處在也許是后革命前的一次革命的初級階段，這次革命的下一階段可能就是原子戰(zhàn)爭。要是這樣的話，我們就用不著白費功夫去對未來做種種預言了。但可以設想的是，我們還能有足夠的頭腦，即使不能停止一切戰(zhàn)爭，也能像我們18世紀的祖先一樣讓行為理智起來。三十年戰(zhàn)爭難以想象的恐怖實際上給了人們一個教訓。在那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歐洲的政治家和將軍們有意識地拒絕了引誘，在大部分斗爭中沒有把軍事力量使用到毀滅的極限，也沒有戰(zhàn)斗到把對方徹底消滅。當然，他們是侵略者，貪求著利益和榮譽，但他們也是保守派，決心不惜一切犧牲保衛(wèi)自己的天下，不讓它受到侵犯那才是他們所關心的現(xiàn)實。而在我們這過去的三十年里，保守派卻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右翼民族主義者和左翼民族主義者。后的保守政治家是藍斯當侯爵五世。他給《泰晤士報》寫信建議，次世界大戰(zhàn)應該像18世紀大部分戰(zhàn)爭一樣以妥協(xié)的方式結束，那份曾經是保守派的報紙的編輯拒絕發(fā)表他那封信。于是民族主義的激進分子為所欲為，其結果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法西斯主義、通貨膨脹、蕭條、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歐洲的毀滅、幾乎是無所不在的饑荒。
那么，假定我們能夠像我們的先輩們從馬德堡吸取教訓一樣，從廣島吸取足夠的教訓，我們就可能期望一個不算真正和平，但毀滅性受到限制的有限戰(zhàn)爭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核能將被限制在工業(yè)用途上。很顯然，其結果會是一連串全面的速度空前的經濟變革和社會變革。人類生活的一切現(xiàn)有模式都會被粉碎，不得不臨時設想出新的模式來適應原子能這個不講人情的事實。穿現(xiàn)代服裝的普洛克路斯忒斯（原子科學家）將讓人類睡到他們自己制造的床上去。要是人類的長短不對，他們可就要大倒其霉了，就得挨抻或是被砍掉腿它跟實用科學真正大踏步前進之后所帶來的挨抻和截肢相同，只是厲害多了。而這類遠非不痛苦的手術將會由高度集中的集權主義政府來執(zhí)行。這是無法避免的，因為近的將來跟近的過去很可能相像，而在近的過去，由主要是無產者進行的大規(guī)模生產的經濟所帶來的技術的飛速變化，有一種造成經濟和社會混亂的傾向。為了對付混亂，權力集中起來了，政府加強了控制。在原子能得到控制之前，全世界的政府都極有可能多少出現(xiàn)整體集權主義化的情況，而在控制原子能的過程中和以后則似乎肯定會如此。只有反對集權、主張自治的大規(guī)模群眾運動才有可能阻擋目前向國家主義發(fā)展的傾向，而這種運動現(xiàn)在并沒有可能出現(xiàn)的跡象。
當然，還沒有理由說明新集權主義就會跟老集權主義相同。使用大棒和死刑執(zhí)行隊、人為的饑饉、大規(guī)模監(jiān)禁和大規(guī)模流放的政府不光是不近人情的（現(xiàn)在已沒有人注意人情了），而且是明擺著缺乏效率的。而在先進技術的時代，缺乏效率可是反對圣靈的大罪。一個真正有效率的集權主義國家應該是大權在握的政治大亨和他們的經理大軍控制著整個奴隸人口；而對奴隸不用威脅，因為奴隸喜歡被奴役。培養(yǎng)他們喜歡被奴役是現(xiàn)在的集權國家分配給宣傳部門、報紙編輯和教師們的任務。但是他們的辦法還很粗糙，很不科學。老耶穌會會員們曾吹噓，如果讓他們負責兒童教育，他們就可以保證成年人的宗教思想。那只是他們的主觀愿望�，F(xiàn)代的教師們在為他們的小學生設置條件反射的方面，很可能還比不上教育了伏爾泰的天主教教士。宣傳工作偉大的勝利不是做了，而是沒有做。真理是偉大的，但是從實際觀點看來，更偉大的卻是回避真理。通過簡單地回避某些話題，在群眾面前降下一道鐵幕（這是丘吉爾的說法），把他們跟當?shù)卣�治首腦們認為不可取的事件和爭論分開，集權主義的宣傳家們對于輿論的影響要比他們用雄辯的譴責和猛烈的批判所能夠做到的有效得多。但光是不談仍是不夠的。既然要回避迫害、清算和其他的社會摩擦的跡象，就還得讓正面的宣傳跟反面的回避同樣有效。未來重要的曼哈頓計劃應是由政府支持的一個大規(guī)模調查，政治家和參加調查的科學家把它叫作幸福問題換句話說就是讓人熱愛被奴役的問題。而要人熱愛被奴役，沒有經濟保證是不行的。簡而言之，我設想大權在握的官員和經理們是可能解決長久的經濟保證問題的。但是經濟保證很快就會被看作是理所當然的，它的取得只是表面的、外在的革命。除非對人類個體的心靈和肉體進行深入的革命，否則熱愛被奴役是辦不到的。要完成這場革命，除了其他的工作之外，我們還需要以下的發(fā)現(xiàn)和發(fā)明：
一、經過大力改進的暗示技術通過對幼兒的條件設置和長大后的藥物（比如莨菪堿）輔助進行；二、高度發(fā)達的人才識別科學，使政府管理人員能夠把每個個體恰當?shù)匕仓迷谏鐣�經濟體系之內（職務與才能的不相稱會給社會制度帶來危險的思想，也可能使人們的不滿情緒得到傳播）；三、酒精和其他麻醉劑的代用品，比杜松子酒和海洛因更少危害卻能帶來更多的歡樂（無論現(xiàn)實怎么理想，人們總有經常離開現(xiàn)實去度假的要求）；四、萬無一失的優(yōu)生學體系，目的在使人的生產標準化，便于各部門經理進行工作。（這是個長期計劃，需要好幾代的集權控制方能奏效。）
在《美麗新世界》里，這種人類生產的標準化被推到了想入非非的，但也未必是不可能的。從技術和意識形態(tài)上看，我們距離瓶養(yǎng)嬰兒和波坎諾夫斯基化的半白癡多生子培養(yǎng)還很遠。但是到了福帝紀元600年，誰又知道什么事是不會發(fā)生的呢？至于那個更幸福、更穩(wěn)定的社會的其他特點的出現(xiàn)相當于唆麻、睡眠教育和科學種姓制度的東西就不見得會是三四代人以后的事了。就連《美麗新世界》里的性混亂也似乎并不太遙遠。有一些美國城市的離婚數(shù)字已經和結婚數(shù)字相當。毫無疑問，不用很多年，結婚證就會跟養(yǎng)狗證一樣出售，有效期十二個月。沒有法律會去反對換一條狗或同時養(yǎng)幾條狗的。隨著政治和經濟自由的減少，出現(xiàn)了以性自由的增加作為彌補的傾向。而獨裁者是會努力鼓勵那種自由的除非他需要炮灰或是需要許多家庭到無人區(qū)或占領區(qū)去殖民。至于在毒品、電影和收音機的影響之下做白日夢的自由，那是只會幫助他的臣民甘于被奴役的命運的。
綜觀這一切，烏托邦距離我們看來要比十五年前任何人所能想象的近得多了。那時我把它設想到了六百年以后，可現(xiàn)在那場恐怖似乎大有可能在一個世紀之內就落到我們身上那還是在我們能夠把持、沒有在那以前就把自己化為飛灰的情況下。實際上，除非我們選擇非集權化的道路，不把人當手段去追求實用科學，而是把實用科學當手段來產生一個自由人的種族，否則，我們就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或者是出現(xiàn)若干個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集權政權，把原子彈恐怖當作依仗，隨之而來的是文明的毀滅（或者，如果是有限戰(zhàn)爭，則是軍國主義的根深蒂固）；或者是一個凌駕于各國之上的集權主義政權在一般的科技突飛猛進與特殊的原子革命所引起的社會混亂的召喚之下應運而生，按照效率與穩(wěn)定的要求，發(fā)展進入烏托邦的福利專制。
您既然付了錢，就憑您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