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信息并非一個新的社會現(xiàn)象。但歷史上不良信息的傳播范圍有限、影響較小。隨著人類步入大眾傳播階段，信息的大批量生產和傳播成為可能。這時，不良信息才成為社會發(fā)展進程中的常見危險因素，逐漸引發(fā)了包括政府、學術界在內的各界關注。和我國相比，西方發(fā)達國家媒體行業(yè)起步更早。在發(fā)展歷程中，除報紙、期刊、廣播和電視出現(xiàn)過煽情化、低俗化之外，在圖書領域，一些知名的作品也陷入過爭議的旋渦。
　　隨著大眾媒體的普及，社會上彌漫著由不良信息引起的焦慮情緒，特別是對其危害兒童和青少年群體身心健康的擔心。與之相應的學術研究應運而生，學術界對關于不良信息的研究傾注了很大的熱情。傳統(tǒng)媒體盛行的時代，傳播學、心理學領域關于不良信息的研究成果非常豐碩，其方法和理論對于今天開展相關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1994年，中國進入網絡信息時代，十幾億中國人正式與世界聯(lián)網。經過近三十年的發(fā)展，互聯(lián)網已經與人們的學習、生活、工作密不可分，為政治、經濟、文化的發(fā)展提供了巨大的助力。在人們享受互聯(lián)網帶來的種種紅利之時，網絡空間卻問題頻發(fā)，各類不良信息屢禁不止�；ヂ�(lián)網的特征使得不良信息傳播的速度更快、傳播的范圍更廣、傳播的影響更大、表現(xiàn)形式更為多樣，治理難度也更高。對于不良信息的治理和研究重心迅速從傳統(tǒng)媒體轉向了網絡空間。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網絡空間是億萬民眾共同的精神家園。網絡空間天朗氣清、生態(tài)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網絡空間烏煙瘴氣、生態(tài)惡化，不符合人民利益�！痹诨ヂ�(lián)網蓬勃發(fā)展的同時，治理工作定不能放松，尤其是在網絡信息內容方面。相關問題在科研和治理實踐層面，分別呈現(xiàn)以下兩種圖景。一方面，圍繞網絡不良信息的研究可以有很多個切入角度，如傳播效果、網絡治理、媒介素養(yǎng)等。這些視角給我們提供了觀察不良信息的多元化窗口，并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網絡信息有害、危害是如何發(fā)生的，以及如何進行預防和治理。另一方面，根據國內外實踐獲得的經驗，為了有效對抗不良信息，社會需要營造良好的網絡生態(tài)。綜合治理是網絡生態(tài)治理的發(fā)展方向，它強調政府、企業(yè)、社會、網民等多元主體的協(xié)同參與，同時也對媒介素養(yǎng)教育和主流媒體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對于普遍活躍于網絡上的青少年群體而言，建立適應時代特征的本土化綜合性干預框架，用以指導、監(jiān)督其健康上網則非常重要。
　　本書一方面以建立有效的網絡空間規(guī)則，指導青少年科學上網為主線，基于多學科視角，梳理了相關領域的理論和實踐成果，對于不良信息問題展開了全方位的分析和探索，有助于學術界和政府管理部門深層次理解不良信息問題；另一方面探析了主流媒體與主流價值觀的關系，并分析了媒介素養(yǎng)和媒介素養(yǎng)教育在時下的重要作用。此外，本書對于不良信息的治理理念和制度設計進行了一些本土化研究，探討了網絡信息內容的生態(tài)治理路徑，以及從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構建了青少年網絡使用的多元協(xié)同干預模式，并對未來研究提出了建議。
　　受時間所限，本書還存在以下不足，期待在未來能夠進行調整和增補。首先，本書在媒介素養(yǎng)教育、網絡生態(tài)治理方面對國外實踐關注不足，對相關案例、立法實踐論述得較少。其次，本書對認知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的相關成果的引入還不夠充分，面對浩如煙海的文獻，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最后，本書更多的是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探討不良信息問題，而相關議題還可以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展開分析，本書對于后者關注不足。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家人、朋友的關心和支持，他們是筆者創(chuàng)作的重要動力。顏丹紅、翁雨瀟、張茹茹三位研究生為筆者提供了許多幫助，感謝她們。另外，筆者要特別感謝蘇州大學出版社陳興昌、李壽春兩位編審對本書提供的建議和指導。
　　國內傳播學領域關于不良信息的研究仍有待深耕。筆者希望有更多的學者能夠關注到這一問題，當然也歡迎有其他學科背景的學者介入。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筆者深刻地理解到高質量學術成果需要以學者的勤奮和堅持作為前提。功不唐捐，筆者需要加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