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珞珈山下的哲學殿堂

我于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讀書，進校時已31歲了，真是所謂“老童生”。進校時，同班同學最大的有34歲，最小的才16歲。我們78級哲學系兩個班，六十幾位同學，僅兩位女生。這是非�；钴S的群體，各色人等都有。

我們這幾屆同學，尤其是高齡生，真是叫如饑似渴地學習，拼命地學習。只有我們這種經(jīng)歷的人才真正懂得珍惜讀書的時間。

大學時代正值思想解放運動，武大圖書館和哲學系資料室的書多，來來往往講演的人也多，思想上真正活躍了起來。這時開始了對“文革”的反思。

現(xiàn)在看這個班上的校友，“朝野”、上下、內(nèi)外、左右、極左極右都有；有位列正部的官員，還不止一位；有國有大型企業(yè)的黨委書記，也有被放逐的人物。這個班的代表性人物有：企業(yè)家、社會活動家、慈善家艾路明，他讀書時就參加過多學科討論會，在信息極不通暢的情況下有直渡長江的創(chuàng)舉；畫家、詩人周中華，他讀書時就以創(chuàng)作哲理漫畫并在《諷刺與幽默》上發(fā)表而成名；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刊物《青年論壇》的創(chuàng)辦人兼主編，后擔任過廣州市社科院副院長的李明華；才氣橫溢的作家、詩人黃亞屏、王紹培、王珍莉；多才多藝的攝影家高望峽；書法家龍育群；有點神秘性的王鳴；分析哲學家陳亞軍；當時不起眼，現(xiàn)在是行政學大家的胡象明教授；還有美學家王杰、思想家蘇偉、數(shù)學家陳子儀以及幾位轉(zhuǎn)行學法律、當大律師的友人韓傳華、王和平等。

我與周民鋒、李明華同學年齡偏大，意氣相投，我們合編了大學生哲學刊物——油印本的《求索》，刊登哲學學子的習作�！肚笏鳌烦鲞^3集，后來系領(lǐng)導怕出事，找我談話，不讓繼續(xù)編印了。

我讀本科生時兼任校學生會學習部的成員、副部長、部長，組織了不少多學科的講座與競賽。那時沒有電話，我很費力地跑一些系辦公室和一些老師的家里，聯(lián)系不同學科的老師給同學們開講座。我記得，我聯(lián)系過物理系的老師講“黑洞”。

我們的學習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主要內(nèi)容，學馬哲原理，學馬哲史，尤其學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與毛澤東哲學，孟憲鴻（系主任）、譚臻（系副主任）、朱傳棨、李硯田、雍濤、黃德華、凌相權(quán)、徐瑞康、涂贊琥、司馬志純、林先發(fā)、楊庭芳等老師給我們講過課。胡壽鶴老師調(diào)來晚一些，似未給我們78級本科生上過課。劉綱紀老師講美學，張巨青老師講邏輯，陳克晶老師講自然辯證法。后來落實政策，汪國訓與程靜宇老師伉儷回到我們系任教，我與他們打交道略多一點，程老師協(xié)助唐老師教我們古代哲學名著選讀的課。中哲史教研室段啟咸（教研室主任）、田文軍、陳殿云老師也給我們上過課。

我們有幸聽陳修齋先生、楊祖陶先生講授“西方哲學史”（上大課，77、78級及旁聽者160多人同聽，如醉如癡），又系統(tǒng)地讀了黑格爾的《小邏輯》《精神現(xiàn)象學》與四冊《哲學史講演錄》，羅素、梯利的哲學史，賀麟先生的一些書及一些西方哲學漢譯名著，一點點笛卡兒、休謨、康德的書，才算是入了哲學之門。

遺憾的是，我沒有掌握哪怕是一門外語。過去中學學的是俄語，進大學后應選學英語就好了，當時圖方便，偷懶，就靠中學學的一點俄語對付了，后來研究生階段的外語也是俄語。學了多年俄語，聽說能力差，也不能用。沒有掌握好外語，是我一生很大的局限。

真正熱愛起中國哲學，緣于進武大以后聽蕭萐父先生、李德永先生、唐明邦先生講授“中國哲學史”。蕭先生講課不多，講起來常常脫離教材，旁征博引，放得很開。他對思想解放的渴求，對國事民瘼的關(guān)切，對人類、民族、人民之命運的叩問與反思，啟人良多。

大三的時候，我修“中國古代哲學名著選讀”課，使用的是中哲史教研室編的數(shù)冊油印本《中國古代辯證法史資料》，我發(fā)現(xiàn)了其中因刻印校對帶來的問題，有的是版本、底本的問題，我到圖書館遍查典籍，校對出百多條誤差，交給老師。這件事被蕭萐父先生知道了，他大為贊揚，曾在教研室會議上、在給研究生上課時表揚了我。不過，當時我只是一個本科生，并不知道蕭老師的褒獎，事過一年多后才知道的。

當時武大正處在改革的時代，在劉道玉校長的治下，學校制度很靈活。我修滿本科的學分，提前半年畢業(yè),等于跳了一級，與77級同學一道考上本校1981級碩士研究生。記得當時找過童懋林副校長和教務處領(lǐng)導談，說我想提前考研究生，他們都很支持，說我是優(yōu)等生，學分滿了就可以畢業(yè)，批準并推薦我報考研究生。好像當時有研究生科，附在教務處，只是在行政樓四層有一間西曬的小房。有一兩個工作人員，她們很熱情很敬業(yè)。我報名、拿準考證都在此。

我于1982年2月至1984年12月在武大攻讀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yè)的碩士學位，正式成為蕭萐父教授、李德永教授、唐明邦教授的入室弟子。

這三年對我走上學問之路是最為關(guān)鍵的時期。老師們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言傳身教，循循善誘，使我們受到基本的思想的訓練與文獻等方面的訓練。我們得益于三門基礎(chǔ)課：一是哲學史方法論，二是中國古代哲學文獻導讀，三是中國哲學史的史料學。當時的哲學史方法論課，中西哲學史專業(yè)的研究生在同一個班上課，這非常好。這門課領(lǐng)銜的是陳修齋、蕭萐父兩先生，楊祖陶、王蔭庭、李德永、唐明邦等先生也分別參加。同班同學有馮俊、李維武、高新民、黃憲起、黃衛(wèi)平、藍嵐、舒金城與我等，還有一些青年教師與外校旁聽者。這是讀書、討論課，我們學黑格爾哲學史觀與方法論原則、普列漢諾夫的五項論等，對于為什么說哲學史就是哲學，哲學就是哲學史，關(guān)于哲學史是否就是認識論史，什么叫“邏輯與歷史的一致”還是“歷史與邏輯的一致”，什么是哲學史上的“普遍”“一般”“具體”“個別”，什么叫“社會心理”“哲學無定論”，唯心主義哲學有沒有價值等問題，我們爭得面紅耳赤。老師們只是啟發(fā)、引導、點撥，他們重在培養(yǎng)我們的讀書能力、思維能力、表達能力。我們也去選修江天驥先生的現(xiàn)代西方科學哲學的課，對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jié)構(gòu)與范式理論及當時流行的皮亞杰的發(fā)生認識論、系統(tǒng)論頗感興趣。

除教學外，老師們忙于編教材和出席各種學術(shù)會議。蕭先生作為學科帶頭人，特別敏感，對哲學界各種討論及相關(guān)學術(shù)會議的新信息、動態(tài)都非常關(guān)注，如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的討論，哲學史上“兩軍對戰(zhàn)式的對子結(jié)構(gòu)”與“螺旋上升的圓圈結(jié)構(gòu)”，中國哲學范疇與范疇史研究，關(guān)于唯心主義的評價，關(guān)于孔子、《中庸》和宋明理學的再評價，唐蘭、馮友蘭、張岱年、馮契、王元化、李澤厚、龐樸、汪澍白先生的新觀點，《未定稿》上有什么新文章，《中國社會科學》的創(chuàng)刊，《考古》《文物》上介紹的新發(fā)現(xiàn)，馬王堆與銀雀山出土文獻的研究成果等，他都提示給我們，讓我們?nèi)リP(guān)注、理解、參與。他還把湯一介、龐樸、劉蔚華、陳俊民等先生請來給我們講課，打開我們的思路。黃衛(wèi)平同學寫了一篇文章與蕭老師商榷，蕭老師表揚了衛(wèi)平，還把這篇文章推薦發(fā)表。

老師們對我們非常關(guān)心，耳提面命，手把手教我們。蕭先生親自批解我們的習作，告訴我們?nèi)绾涡薷耐晟�，每每涉及文章架�?gòu)、資料搜集、鑒別與理解等，特別細心、耐心。他指導我重點讀王夫之的《尚書引義》。蕭先生也放心地讓我與維武、衛(wèi)平、金城等整理他的關(guān)于明清之際早期啟蒙與王夫之哲學方面的講義、文稿等，這種整理也是一種學習。我記得我整理過他關(guān)于王夫之認識辯證法論文的初稿。他有時把他最后的定稿再返回給我們看。他與唐先生帶學長蕭漢明兄、蔣國保兄、李漢武兄等與我們這屆碩士生（帶著經(jīng)他們修改了的我們的論文）出席了1982年在衡陽舉行的王船山學術(shù)討論會，讓我們參與討論，拜訪專家。我最初關(guān)于王船山的幾篇習作，都是經(jīng)蕭先生悉心指導、認真修改、熱心推薦發(fā)表的。這即是80年代初我在蕭公主編的《王夫之辯證法思想引論》和在《中國哲學》《江漢論壇》上發(fā)表的幾篇習作。這些事已過了30多年了，其細節(jié)卻仍然歷歷在目，永遠也忘不了，而且已化為我今天帶學生的行為。

我讀本科生時，旁聽了蕭公為研究生開的“中國哲學史史料源流舉要”課。講到近世，他偶然提及黃岡熊十力先生有《體用論》等書，值得一讀。我就到校圖書館去遍查熊先生的書（主要是《新唯識論》《十力語要》等）。我對熊十力其人其書漸漸產(chǎn)生了興趣。碩士階段，教研室原本讓我做司馬遷的歷史辯證法方面的碩士論文，后來我提出想做關(guān)于熊十力方面的碩士論文。在當時，老師們確定我做這個題目（“熊十力的認識辯證法初探”）是要有勇氣的。記得教研室全體老師出席了我們的碩士論文開題報告會，有的老師善意地同時又是非常嚴厲地批評了我對唯心主義哲學家熊十力評價過高。但蕭先生有定力，最后還是支持我按自己的思路去做。他讓我參加他與湯一介先生主持的《熊十力論著集》的搜集資料與點校工作，這一套書三卷本后來由中華書局出版。他指引、支持、幫助我與友人到湖南、北京、上海等地搜求熊先生著作、手稿、信札，通過寫信推薦等方式，讓我與友人遍訪與熊先生有關(guān)系的前輩學者。蕭老師指導我寫熊十力哲學的研究綜述，我通過廣泛搜集資料，又對資料條分縷析，整理出來，作為研究的背景與基礎(chǔ)。我又通過對認識論、直覺論和唯識學的學習來詮釋熊氏認識論。在蕭老師、唐老師、李老師的指導下，通過撰寫碩士論文，特別是通過他們對論文的點撥、指導、批評，我基本上掌握了做學術(shù)研究的步驟、方法、規(guī)范等要領(lǐng)，開始學會對文獻的解讀與詮釋，從事哲學學術(shù)研究。

蕭先生、唐先生、李先生指引我們走上學術(shù)之路。1984年12月，我留校任教，直接在三位老師的帶領(lǐng)下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我畢業(yè)之后，又多次重聽蕭先生給研究生的講課，在哲學史方法論、史料學等課程上，他真是與時偕行，講課時時有新的材料和新的思想，例如關(guān)于文化反思，源頭活水，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之間歷史接合點的思考，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關(guān)于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問題，古史研究與馬恩對人類學研究的方法論啟示，古史祛疑，哲學史研究中的純化與泛化問題等，都是在我們碩士畢業(yè)之后他反思的新成果，亦成為他的課堂教學新增加的內(nèi)容。在重聽這些課程后，我也幫助他整理過幾篇相關(guān)講義與訪談等。在我的成長過程中，處處離不開三位老師的指點與關(guān)愛。數(shù)十年來蕭、李、唐三師有意無意，看似不經(jīng)意地，其實是有意在提醒我，以四兩撥千斤的方式啟發(fā)我，讓我在做人、治學和善處各種關(guān)系方面更加健康、合宜與完善。我從內(nèi)心感謝恩師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