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堯被殺
雍正在位只有十三年，他最信任的封疆大吏，主要有四人：一是西北的年羹堯，二是西南的鄂爾泰，三是河南的田文鏡，四是浙江的李衛(wèi)，號稱四大總督。
其中，年羹堯的功勛最大，他與隆科多一起，是推動雍正獲得帝位的最關(guān)鍵人物。
隆科多出身名門，為滿洲鑲黃旗人，一等公佟國維的兒子、孝懿仁皇后的弟弟，康熙六十一年（1722）輔佐雍正登基后，承襲了一等公爵位，擔任吏部尚書。雍正元年（1723），他與川陜總督年羹堯同時被加封為太保；次年，又兼管“理藩院”事務(wù)，負責監(jiān)修《明史》，擔任《清圣祖實錄》《大清會典》的總裁官。此后，時不時受到雍正的各種榮耀性封賞，可謂紅極一時。
但是好景不長，雍正三年（1725），因為年羹堯的獲罪，他受牽連，被迫交代罪行，以前的那些榮譽頭銜逐一被繳了回去。雍正說：“朕御極之初，隆科多、年羹堯皆寄以心腹，毫無猜防。孰知朕視為一德，彼竟有二心，招權(quán)納賄，擅作威福，欺罔悖負，朕豈能姑息養(yǎng)奸耶？”一句“豈能姑息養(yǎng)奸”，就讓隆科多從天上掉到了地下。
隆科多的罪行有：先與明珠、索額圖結(jié)黨營私；后與年羹堯重蹈前轍，不知悔改。雍正四年（1726），隆科多被查出曾收受年羹堯及總督趙世顯、滿保，巡撫甘國璧、蘇克濟的賄賂，就連他的家仆牛倫也仗勢索財。雍正下令對牛倫斬立決，革去隆科多的公職。此后，隆科多的罪狀不斷被發(fā)掘出來：如康熙臨死時，在帝側(cè)的隆科多身上藏有匕首；他自比諸葛亮，上奏說“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將至之時”；雍正祭祀壇廟時，他借口防刺客，隨便在祭案下搜查；雍正拜謁皇陵時，妄奏“諸王心變”；等等。這些都被視為大逆的行為。隆科多入獄后，擬有“大不敬之罪”五條、“欺罔之罪”四條、“紊亂朝政之罪”三條、“黨奸之罪”六條、“不法之罪”七條、“貪婪之罪”十六條，總計四十一條大罪，按律當斬，妻子為奴，家產(chǎn)要充公。雍正看了判決結(jié)果說：隆科多雖然罪不容誅，但當年擁戴自己為帝有功，現(xiàn)在要殺他于心不忍，決定從寬處罰，在暢春園外造三間小房，永遠監(jiān)禁隆科多一家。雍正六年（1728）六月，隆科多就死在監(jiān)禁的地方。（《清史稿》卷二九五《隆科多傳》）
作為雍正王朝初期隆科多在政壇上的最大盟友年羹堯，其命運則更為不幸。年羹堯，字亮工，漢軍鑲黃旗人，父親遐齡曾任刑部郎中�？滴跞�十九年（1700），年羹堯考中進士，任庶吉士。九年后，升官為四川巡撫�？滴跷迨�六年（1717），策妄阿拉布坦派人攻打西藏，四川提督康泰派兵征討，出黃勝關(guān)后軍士發(fā)生嘩變，被迫撤兵。年羹堯密奏康泰不可用，康熙認為他實心任事，逐漸委以重任，康熙五十七年（1718）特授其四川總督一職，同時兼管巡撫事。在西藏用兵問題上，自川入藏，年羹堯協(xié)同軍事，做得十分到位。以往用兵，軍隊所過之地，都要資助馬匹、盤費、衣服、食物，地方倉促無法辦理，一般都會挪用庫帑；等軍隊回師，也是如此。但這次從西藏用兵回京，從將軍到士兵，途中所得比正項還多，各官費用，動至萬金。這與年羹堯在地方上加征火耗的工作直接相關(guān)。
雍正即位后，召撫遠大將軍允禵回京，命年羹堯代理其職，以后加授二等阿達哈哈番世職、太子太保等職。青海的羅卜藏丹津等人反叛后，雍正派年羹堯率軍征討，并下令各地督撫等官和撫遠大將軍延信、防邊理餉諸大臣，軍事上都要聽年羹堯的調(diào)遣。年羹堯要求前鋒統(tǒng)領(lǐng)素丹、提督岳鐘琪做他的參贊大臣，也得到雍正的同意。
西北邊防一直是清代前期未能解決的重大問題，雍正派年羹堯前往彈壓，自是充滿了信任。雍正元年（1723）這次出兵，由于時間已是冬天，寒冷的天氣不適合作戰(zhàn)，年羹堯提出第二年再出兵的要求：“請選陜西督標西安、固原、寧夏、四川、大同、榆林綠旗兵及蒙古兵萬九千人，令鐘琪等分將，出西寧、松潘、甘州、布隆吉爾四道進討，分兵留守西寧、甘州、布隆吉爾，并駐防永昌、巴塘、里塘、黃勝關(guān)、察木多諸隘。軍中馬不足，請發(fā)太仆寺上都打布孫腦兒孳生馬三千，巴爾庫爾駝一千，仍于甘、涼增買千五百。糧米，臣已在西安預買六萬石。軍中重火器，請發(fā)景山所制火藥一百駝，駝以一百八十斤計�！保ā肚迨犯濉肪矶�九五《隆科多傳》）對他的用兵策略和軍需要求，雍正全部應(yīng)允。
雍正二年（1724）二月開始，年羹堯派岳鐘琪等人大舉出兵，羅卜藏丹津最后逃往柴達木，其母阿爾太哈屯及其親戚等全部被俘，并獲男女、牛羊、駝馬無數(shù)。策妄阿拉布坦最后被迫投降；年羹堯則派兵駐防巴里坤、吐魯番、哈密、布隆吉爾。平叛后，清政府在陜西、四川、云南三省邊外諸番之地，增設(shè)衛(wèi)所，加強控制；青海地方要三年入貢一次。岳鐘琪率軍四千，仍駐守在西寧。十月份，年羹堯回京受賞，雍正賜他雙眼花翎、四團龍補服、黃帶、紫轡、金幣，論功加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職。
在封疆大吏中，年羹堯的戰(zhàn)功赫赫，遠勝同儕。據(jù)史書記載，年羹堯才氣凌厲，仗著雍正的寵信，十分驕縱。與其他督撫交往，都直呼其名，沒有一點禮貌的意思。入京時，居然傳令直隸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跪在路旁迎送他；諸王大臣到京郊迎他時，他也不還禮。西北邊防軍政事務(wù)，幾乎由他說了算，雍正對他的要求都予以滿足。年羹堯雖長期在西北邊疆，但雍正仍一直讓他參與朝廷重大決策，許多事務(wù)都是最高機密。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藏有雍正給年羹堯的朱批諭旨，有一則寫道：
陜西光景似少些雨，麥田如何？近京城少旱，聞得直隸四外雨皆沾足，其余他省頗好。聞得江南、河南、山東三省搭界處有十數(shù)州縣，去歲蝗蝻復發(fā)，隨便寫來你知道。再先因邊事急，要爾所辦之事外，實不忍勞你心神。今既上天成全，大局已定，凡爾之所見所聞，與天下國家吏治民生有興利除弊，內(nèi)外大小官員之臧否，隨便徐徐奏來，朕酌量而行。
前面的內(nèi)容，確實是隨便寫寫，仿佛在拉家常。后邊的內(nèi)容，只有他們兩人心知肚明，而且雍正讓年羹堯關(guān)注的事情，包括了瑣細的吏治民生，可見雍正對年羹堯的器重。雍正甚至說過，像年羹堯這樣的封疆大臣，只要有十來個，不愁國家治理不好；并經(jīng)常關(guān)心年羹堯，不要太過勞累，要從長遠著想；至于年羹堯?qū)τ赫�健康的關(guān)心，雍正覺得沒有必要，只要他“一心料理封疆”就行了。
青海戰(zhàn)事的平定，使雍正極為興奮，居然說年羹堯是他的“恩人”，十分肉麻，很失體統(tǒng)。另一份朱批諭旨中，雍正向他說：“你此番心行，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 
看到前面的話，很容易會讓人想到兒子對父母的口氣也不過如此。于此，可見兩人關(guān)系之親密無間。所以，對于年羹堯的驕橫，雍正一直能夠隱忍。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大臣們對年羹堯表達出不滿，雍正的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變化，對年羹堯的親熱很快消失了。
十一月十三日，雍正給直隸總督李維鈞的朱批這樣寫道：“近日年羹堯陳奏數(shù)事，朕甚疑其居心不純，大有舞智弄巧、潛蓄攬權(quán)之意�！� 十五日，給湖廣總督楊宗仁奏折的朱批寫道：“年羹堯何如人也？就爾所知，據(jù)實奏聞。‘純’之一字，可許之乎？否耶？密之！” 對年羹堯已經(jīng)是完全不信任的態(tài)度。
十二月十三日，雍正給河道總督齊蘇勒的密諭說道：“近日隆科多、年羹堯大露作威福、攬權(quán)勢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漸，此二臣將來必至不能保全，爾等皆當疏遠之�！� 雍正通過朱批諭旨，向他還信任的臣僚們，一一明示他對年、隆二人的不信任，其實也是在暗示他們，要及時站好政治立場，必要時出來指證年、隆二人的罪行。
雍正三年（1725）正月前后，一些人上疏指責年羹堯的貪暴之罪，都得到雍正的默認。二月，出現(xiàn)“日月合璧，五星聯(lián)珠”的奇異景象，人們認為這是祥瑞。年羹堯上疏祝賀，頌揚雍正朝乾夕惕、勵精圖治的功勛，但在奏章中誤用了“夕惕朝乾”一詞。雍正認為年羹堯是有意顛倒詞語用法，怒道：“羹堯不以朝乾夕惕許朕，則羹堯青海之功，亦在朕許不許之間而未定也�！蹦旮�堯入京后，雍正說他奏對悖謬，下令削去年的官職。四月，雍正繼續(xù)批評道：“羹堯舉劾失當，遣將士筑城南坪，不惜番民，致驚惶生事，反以降番復叛具奏。青海蒙古饑饉，匿不上聞。怠玩昏憒，不可復任總督，改授杭州將軍�！睂⒛旮�堯的總督一職，轉(zhuǎn)授給岳鐘琪，“撫遠大將軍”的印章也被繳了回去。年羹堯上疏說：“臣不敢久居陜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于儀征水陸交通之處候旨�！眱x征在江蘇，年羹堯居然抗旨不去浙江杭州。雍正很生氣，催促年羹堯及時到杭州赴任。據(jù)說，年羹堯到杭州駐防時，每天坐在涌金門旁，鬻薪賣菜的都不敢出這個門，說：“年大將軍在也�！� 
差不多同時，山西巡撫伊都立，都統(tǒng)、前山西巡撫范時捷，川陜總督岳鐘琪，河南巡撫田文鏡，侍郎黃炳，鴻臚少卿單疇書，原任直隸巡撫趙之垣，都上了奏章，紛紛揭發(fā)年羹堯的罪狀；侍郎史貽直、高其佩還彈劾年羹堯曾經(jīng)殺戮無辜百姓。雍正當即下令，分別議處年羹堯的罪責，將其所有職務(wù)全部罷免。
很快，年羹堯被抓到北京，案情由議政大臣、三法司、九卿聯(lián)合會審，判定年羹堯的“大逆之罪”五條、“欺罔之罪”九條、“僭越之罪”十六條、“狂悖之罪”十三條、“專擅之罪”六條、“忌刻之罪”六條、“殘忍之罪”四條、“貪黷之罪”十八條、“侵蝕之罪”十五條，共計九十二條，按律應(yīng)當大辟、親屬連坐。（《清史稿》卷二九五《年羹堯傳》）年羹堯的罪責是隆科多的兩倍有余，雍正像對待隆科多一樣，也表示了一點寬容：“羹堯謀逆雖實，而事跡未著，朕念青海之功，不忍加極刑�！笔�二月二十一日，派人到獄中，宣布他的諭旨，讓年羹堯自裁：“朕以爾實心為國，斷不欺罔，故盡去嫌疑，一心任用，爾作威福，植黨營私，如此辜恩負德，于心忍為乎？” 這是年羹堯在死之前，最后一次聽到的雍正“心腹”之語。
作為懲罰，年羹堯的兒子年富被斬，其他兒子中十五歲以上的，全部發(fā)配至極邊之地；年羹堯的幕僚中，鄒魯、汪景祺先后被斬，親屬給披甲人為奴；還有一個靜一道人，被四川巡撫憲德捕獲，押到京師后，也被誅殺。
鄒魯、靜一道人是被誣與年羹堯圖謀不軌，所以有此殺身大禍的。汪景祺是年羹堯的重要謀士，因為寫有《西征隨筆》一書，被判“大不敬”，斬立決；刑部同時認為，汪景祺還作詩諷刺圣祖仁皇帝，更是大逆不道，要處極刑。雍正同意將汪景祺斬首示眾，其妻子發(fā)配黑龍江，給窮披甲人為奴，親族連坐。（《清世宗實錄》卷三九，“雍正三年十二月”條）
比較而言，中國歷史上的帝王，很少有寬懷仁厚的。一般都認為，宋太祖趙匡胤是少見的仁厚君主，他用“杯酒釋兵權(quán)”的辦法，讓功臣們隱退，仍能確保他們享有榮華的生活。而雍正對功臣的態(tài)度，則與漢高祖劉邦、明太祖朱元璋一樣，都使用了各種伎倆，實行大肆殺戮，當是鞏固君主專制、崇隆帝權(quán)而出現(xiàn)的政治斗爭需要。
與年羹堯相比，另外三位總督的命運，要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