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三年前，我就已經(jīng)開始編制與我生活中或多或少有過密切接觸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世界知名人士的卡片資料。編制完成之后，一共寫下了一百四十三個人的名字。從中，我又篩選出了五十一位最著名的、也是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士，并且決定，要以同樣多的章節(jié)，即在五十個章節(jié)中逐一予以介紹在下編中，保羅·馮·興登堡和埃里希·魯?shù)堑婪騼扇斯惨粋�章節(jié)。。由于一大摞手稿包含的內(nèi)容是如此詳盡豐富，我決定分為兩編出版，讀者現(xiàn)在手中捧著的便是上編。
本書中介紹的人物已經(jīng)將他們畢生的精力和歲月獻給了各自肩負(fù)的使命。他們中部分是科學(xué)家、作家、探險家，部分是國王、皇帝、元帥、將軍、政治家或教皇以及宗教首領(lǐng)。
一般而言，我并沒有刻意追求與他們一一建立友誼，既沒有英雄崇拜的情結(jié)，也沒有要與這些世界名人見面的內(nèi)在需求。我與他們的關(guān)系或者說我們之間的命運能夠聯(lián)系起來，那只能說，我們走的道路碰巧在某一個點上相交了。
在我認(rèn)識的這些世界名人中，我主動取得聯(lián)系的只有兩位，即瑞典的諾貝爾（Nobel）兄弟和美國的史丹利（Stanley）爵士。
在德國的腓特烈斯魯厄鎮(zhèn)（Friedrichsruhe），我本想拜訪鐵血宰相俾斯麥（Bismarck）先生，卻因他當(dāng)時身體染疾而沒能實現(xiàn)。不過，在本書關(guān)于中國晚清名臣李鴻章（Li　Hung chang）先生的章節(jié)中，我介紹了李鴻章先生親述于我的有關(guān)俾斯麥先生的一些故事，讀者也算是在書中看到了他的身影，至少是沒有遺漏這位偉人。
還 有兩位出類拔萃的偉大歷史人物，即英國探險家、傳教士戴維·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先生和戈登（Gordon）將軍，我在書中也都涉及了，雖然我并沒有親自見到他們。但可以這樣說，如果書中的史丹利爵士和基奇納（Kitchener）勛爵的命運不是與前面兩位偉人有著十分密切的關(guān)系，他們根本就不可能聞名于世。
所有其他人物，我要么在某一個研究院、學(xué)會或地理社團里見到過，要么在我的探險考察旅行中遇到過。與蘇丹（Sultan）阿卜杜勒·哈米德（Abdul　Hamid）二世見面，我只有短短的半個小時時間。同樣，覲見日本天皇睦仁（Mutsuhito）以及布哈拉（Buchara）的最后一位埃米爾（Emir）時間也很短。其他的，如瑞典探險家、科學(xué)家阿道夫·埃里克·諾登舍爾德（Adolf　Erik　Nordenski�塴d）先生，挪威探險家、科學(xué)家和外交家弗里喬夫·南森（Fridtjof　Nansen）先生，直到他們?nèi)ナ�，我們之間都保持著很好的友誼。
本書中列舉的所有人物，都適合這一原則，即只是根據(jù)我個人的記憶和經(jīng)驗寫下來的，不探討所涉及的這些人物的歷史意義和個人成就。只是在個別情況下，如在描述基奇納勛爵遠征蘇丹國的先決條件時，有必要適當(dāng)附帶地做了一些歷史概要性的介紹和鋪墊。我的有關(guān)這些名人的描述和報道,其內(nèi)容在任何工具書里都是找不到的。
因此，這本書是定位于我個人傳記層面上的一個延續(xù)，嚴(yán)格地來自我自己的生活層面，他人只是在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與了這一生活而已。如范伯利（Vambéry）先生、李�；舴遥≧ichthofen）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人。對大多數(shù)讀者來說，這些名字或許還是一個相當(dāng)陌生的概念，但對我的生活和經(jīng)歷而言，他們卻有著相當(dāng)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意義。這些名人當(dāng)然是我絕對不能忽視、也不能不寫進書里的。
作為本書資料的來源，我利用了自己大量的探險旅行游記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寫下的文字內(nèi)容，如日記、給父母和朋友的信件、報紙雜志上發(fā)表的文章，等等。不言而喻的是，所有沒有用筆記下來、但其畫面已經(jīng)不可磨滅地存儲在我記憶中的那些情節(jié)和事件也是一定要寫進去的。
也許有人會感到奇怪，為什么我沒有寫德意志第三帝國的人物，盡管將他們的所作所為寫下來會是世界歷史大書上一個影響很大的、也是很有意義的章節(jié)，事實上，我也見到了他們中間的大多數(shù)人。本書忽略這些人物，是因為在不久前出版的、我撰寫的《柏林沒有使命》一書中已經(jīng)披露了我與他們之間的一些交往和談話內(nèi)容。
另外，本書在章節(jié)的安排上，我盡可能地依據(jù)時間順序。因此，上編開篇是瑞典國王卡爾十五世（Karl　XV），尾篇是喀土穆（Khartum）的基奇納勛爵。下編則以我對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五世（Gustaf　V）和維多利亞（Victoria）王后的記憶作為開篇，以古斯塔夫六世作為結(jié)束。
上編中的名人和國王都已先后作古，下編中有三位仍然生活在世。
很可能，某些讀者會對此書感到驚訝，因為我再一次大膽地、不謙虛地重復(fù)了他人對我在地球上蠻荒地區(qū)以及在亞洲無人知曉的地區(qū)探險科考旅行中取得的地理學(xué)上的發(fā)現(xiàn)說過的一些溢美之辭有些話語和信件甚至將我的徒步探險旅行捧上了天。但話又說回來，既然他們對我和我的工作表現(xiàn)出了這種敬意和尊崇，如果我出于謙虛而將這些頌詞隱瞞下來、埋藏在記憶的黑夜里，那么，記憶的圖像就會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真實的了。
但我能保證的是，我的心靈不會因這些溢美之辭而受到傷害，即便在那個時候，即在1909年英國劍橋大學(xué)（Cambridge）授予我榮譽博士學(xué)位的典禮上也沒有。
典禮主持人的開場白是這樣的：
偉大的亞歷山大征服了環(huán)球，但他卻征服不了自己（拉丁語：Magnus　Alexander　totum　quum　vinceret　orbem，Non　Potuit　sese　vincece�瞞ajus　erat.）。
接著，主持人走向我繼續(xù)說道：
而您，尊敬的斯文·赫定先生，我覺得您比亞歷山大（Alexander）還要偉大，因為，您自己征服了自己！
這是一句特別令人感動的溢美之辭，我覺得，這種華麗的辭藻，用拉丁語表達勝過了我們擁有的任何一種現(xiàn)代語言的表達。
如果有人責(zé)備我，說我對過去與諸多名人擁有的這種高貴的、文雅的友誼進行回顧是在刻意地抬高自己，我會十分樂意地承認(rèn)。確實如此，我與過去八十年間參與了、并通過他們的所作所為書寫了世界歷史的許多偉大人物都有過近距離的密切接觸，而我取得的成就與這些高貴的人物確實是分不開的。
不過，我還要以同樣的熱情與同情寫一本關(guān)于一般人的、地位卑微人的書，他們也是我在探險旅途中見到的。這些人都已經(jīng)告別了塵世，除了他們的墓穴，沒有留下任何其他的紀(jì)念。他們的名字鮮為人知，也已經(jīng)早早地被世人遺忘了，盡管他們墓碑上的碑文還沒有銷蝕殆盡。
但在上帝的眼里，他們?nèi)匀皇莻ゴ蟮摹⒖捎H可敬的。
我不會忘記對貧窮的波蘭籍猶太人、軍醫(yī)助理戈里茨基（Goritski）先生曾經(jīng)欠下的人情債。1885年，我風(fēng)濕熱急性發(fā)作期間，他整整一個月懷著毫不動搖的忠誠全心全意地對我進行了治療和照顧。在我感激地要對他的周到服務(wù)給予報酬時，他卻平淡地說道：
尊敬的赫定先生，我不需要您的錢，還是把錢留給窮人吧！
戈里茨基軍醫(yī)確實是一位杰出人物。
我不會忘記：四處漂泊、神秘的荷蘭教父漢德里克斯（Handriks）先生，參加了波蘭起義、后作為蘇聯(lián)神職人員被絞死了的逃亡難民亞當(dāng)·英格納梯夫（Adam　Ignatieff）先生。還有我的四位忠誠的哥薩克（Kosak）朋友西爾金（Sirkin）先生、切爾諾夫（Tjernoff）先生、沙格杜羅夫（Schagduroff）先生和切爾多諾夫（Tjerdonoff）先生，他們不離左右地跟隨了我三年，竭盡全力地為我效力。
我的記憶中，該有多少如此這般了不起的平凡人物：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駐亞洲的傳教士們，吉爾吉斯（Kirgisen）草原上或者東西伯利亞森林里的農(nóng)民兄弟們，陪伴我1897年從北京（Peking）去庫倫（Urga）、1891年從喀什噶爾前往塞米爾耶特申斯克（Semirjethschensk）的俄國軍人們。更不用說忠心耿耿服侍我的那些穆斯林傭人們了，他們中有伊斯拉姆·拜（Islam　Bai）先生、穆罕默德·伊薩（Muhammed　Isa）先生以及已經(jīng)與世長辭永遠留在了無人居住的中國西藏（Tibet）荒涼山野巨大孤寂中的阿爾達特（Aldat）先生。
在后面的這些年里，我一直銘記在心的還有庫倫的布爾什維克領(lǐng)事（Garegin　Abramowitsch　Apresoff）加列金·阿布拉莫維奇·阿普里索夫先生，我對他充滿了感激之情。正是他，在中國新疆可惡的盛世才（Sheng　Shihtsai）督辦要謀殺我和我同伴的緊要關(guān)頭營救了我們的性命。
我還要在書中為在戈壁和荒原漫長征途中十分有耐心伴隨著我的、四條腿的動物伙伴們建立起一座豐碑。這些伙伴們的骨頭，在咸海（Aralsee）和太平洋（Stille　Ozean）海岸之間、在西伯利亞（Sibirien）和印度（Indien）的邊界之間，在年復(fù)一年的陽光和星光照耀下都已經(jīng)白化了、風(fēng)化了。
它們中首先要提到的是我的坐騎駿馬，它們將我馱到了大江大河的源頭、馱到禁止入內(nèi)的廟宇門前，馱著我八次翻越白雪覆蓋的外喜馬拉雅山（Transhimalaja外喜馬拉雅山在中國西藏自治區(qū)南部，系喜馬拉雅山脈最北端向東延伸的一段界限不明的山區(qū)，長約一千公里，中央寬約二百二十五公里，東西兩端寬度縮減為三十二公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1906年發(fā)現(xiàn)此地，為記載中最早見到該山的歐洲人。）山脈。接下來是駱駝，它們忠實地、可靠地背著我走過茫茫戈壁，陪伴我發(fā)現(xiàn)樓蘭（Lou�瞝an）遺址。還有敏捷的單峰駱駝，我騎著它們走俾路支斯坦（Belutschistan）戈壁，過蘇伊士（Suez）運河與伊斯梅利亞（Ismailia）相鄰的西奈山（Sinai）荒原。最忠誠的四條腿伙伴莫過于愛犬了，它們時刻守候在我的身邊。 我還特別喜歡矮小壯實的西藏矮馬或身材高大的巴克特里亞駱駝。
當(dāng)然，這些動物都已經(jīng)離世了，但即便是在今天，我在夢中還能經(jīng)常見到它們，耳邊還常常會響起探險考察隊行進時充滿憂郁的駝鈴聲。這是荒原沙漠上千年保留下來的沒有變化的歌聲，高亢的、動人心魄的聲音，勝過了歐洲慶典大會上所有華麗的演講。
不過，這本書涉及的都是生活在高層的那些貴人。
每當(dāng)我漫步在可觀的名人畫廊，常常會誤以為步入了神秘的歷史通道，聽到了時代列車快速行駛的隆隆嘯聲。

斯文·赫定
1950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