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漢語的守夜人，或一種釘痕的詩學

以蔣立波晚近的詩寫作為例

夏可君

詩、詩藝，寫詩，從來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與日常的口語化表達，而是根本上的被動經(jīng)驗，不是詩人要去寫詩，即，詩人并非詩歌的主人或主體。如果有著至上的詩藝，詩人不過是讓詩成為主人，讓一個詞、一個句子、一個語象，成為主導，這并非僅僅是詩藝的客觀性，此乃詩藝的至上倫理。

在這個意義上的寫作，導致詩本身成為接受法庭審判的活動，就如同卡夫卡的整個寫作，都等待著被傳喚，等待匕首接近的時刻。痛感已經(jīng)提前抵達，在現(xiàn)代性的詩歌寫作中，這種被動性的傳喚或召喚的責任，在策蘭與雅貝斯，在曼德爾施塔姆與布羅茨基那里，并不缺乏。但在漢語詩歌中，除了北島早期寫作中偶爾顯露，進入身體口語化與個體戲劇化寫作的當代漢詩，似乎就喪失了此品格；但所幸我們再次聽到了這個被傳喚的召喚，這就是詩人蔣立波的詩作。

詩人甚至認為，他不得不忍受每一行詩對他提出的指控，如同忍受生活每天的逼供和審訊。在當代漢語詩歌里，從來沒有一位詩人，如同蔣立波，以如此明確的姿態(tài)，讓詩行成為主體，成為主導，在接受詩行的傳喚中，詩人自己被帶入詩藝審判的法庭上，接受審判。這是當代漢語詩歌中罕見的場景與時刻：詩無非證實了詩的無效，詩寫作不過是一次戴罪之身的反綁。我沒有見過漢語詩人中有人能如此具有自否定的判定，它不是過去年代的自我歸罪，而是來自詩性的判決，并且來自更為極端的判定。寫詩，詩寫作，無非是證實詩自身的無效，而且是把自己之為戴罪自身，加以一次自我的反綁，不是解脫，因為不可能通過詩歌來解除捆綁，而是要再一次地負荊請罪。

還有更為徹底的見證，請再一次聆聽：詩無非證實詩的無效，如咽拭子提取喉頭爆破音！中國當代漢詩的成熟，來自徹底地反省，在詩句的合法正當性與強力動作的一般化之間，發(fā)生了從未有過的共鳴。在嚴酷的現(xiàn)實面前，在肯定無效的寫作之后，詩歌何為？從哪里再次發(fā)出聲音？也許不得不帶著喑啞與嘶啞，語詞徹底喪失了其透明性，而只能成為一種如同墓碑上的錯別字，被時間風化后，變得含糊不清了。

讀到蔣立波的詩作，一種逼人的凜冽氣質(zhì)，反而讓詩作本身獲得了從未有過的威嚴，這與其他詩人是如此的不同。這是因為立波充分認識到，詩寫作之為詩藝，不是他要去寫詩，而是要讓詩成為一個獨特的對象，不，詩不是對象與客體，而是一個主體，一個審視自己的絕對他者，一個獨立的他者。這當然與信仰相關(guān)，也與列維納斯討論策蘭寫作時的思考方向一致，如此來自他者之優(yōu)先性的寫作，當然也具有某種來自唯一神論的超越要求。

詩人不再是寫作的主體，詩行與詩句才是主體，詩人的主體身份，要么因為殘酷的現(xiàn)實變得可疑，要么是貧乏的經(jīng)驗根本不可能孕育真實的詩歌，要么是被暴力污染的語詞已經(jīng)無力承擔詩歌的本體。因此，詩人必須讓寫下的詩行來審視自己；同時，也讓這些詩行自我審查。這是雙重的審視！盡管詩行成了主體，但總體的審判場景，也把詩行本身置于被審判的行列，這也意味著沒有什么可以逃避追責，由此確立了詩性正義的法庭，詩藝本質(zhì)的法庭。

此詩藝的本質(zhì)，立波喜歡用本質(zhì)這個詞，卻并非本質(zhì)主義的獨斷，而是一種深入骨子里的反思性。本質(zhì)的詩藝法庭，看似以詩行作為審判者，但其實并非看上去那么簡單，就如同作為他同鄉(xiāng)人的余華，其早期的小說受到卡夫卡的影響，所以常出現(xiàn)醫(yī)生與法庭的雙重場景。立波的詩寫作，為當代漢語詩歌確立了一座本質(zhì)的法庭，要讓進入詩藝的所有表達，都接受本質(zhì)的判決。詩藝的本質(zhì)在于讓詩人成為詩的人質(zhì)，這就意味著，詩人必須把自己的性命抵押給詩，詩寫作就成為一種酷烈的考驗了。我不知道有多少詩人愿意接受此考驗，當然也沒有多少詩人可以通過此懸頭的考試。

漢語喪失了其本質(zhì)的詩意，也是因為漢語的語詞陷入了空轉(zhuǎn)，一切都在空轉(zhuǎn)，印刷機也在空轉(zhuǎn)，一切都被編入到虛無之梭的空轉(zhuǎn)之中。其根本的原因，在詩人看來，乃是因為《本質(zhì)之書》尚未寫成。漢詩寫作難道不就是要停止那些無數(shù)喪失了本質(zhì)性的寫作活動嗎？對于本質(zhì)的尋求，乃是立波試圖讓詩回到它本真的狀態(tài)，由此首先就必須從語詞的虛無空轉(zhuǎn)中擺脫出來，不是急于說話，而是不由自主地舌頭打結(jié)，或者把語詞變成《Y形魚刺》一詩指明的形態(tài)學一般：一個個詞，一行行詩句，乃是陷入黏膜中的魚刺，成為無法拔出的異物。語詞與詩行，要有閱讀的刺痛，如同古老的咒語或懲罰，因為這代表著一種不能輕易軟化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