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西方史學相比較,歷史編纂是中國史學最為優(yōu)長和最具特色之所在!稓v史編纂與民族精神》對構(gòu)建中國歷史編纂學學科體系、發(fā)掘杰出史家的編纂思想對于推進史學史研究的意義、古代設(shè)館修史的功過得失、歷史編纂的理論自覺等宏觀問題,以及近三百年“新綜合體”的探索、20世紀史學民族風格成就舉要等重要個案,均作了極具深度的論述。
民族精神是幾千年來中華民族歷經(jīng)考驗、戰(zhàn)勝劫難,不斷發(fā)展壯大的精神支柱。?者陳其泰教授在1999年出版的《史學與民族精神》一書的基礎(chǔ)上,在《歷史編纂與民族精神》中又對民族精神的內(nèi)涵、民族精神的成因、民族精神的功能,以及漢代民族凝聚力的增強、晚清以來民族文化認同的推進等項,分別作了深入的探討,具有原創(chuàng)性和前沿性價值。
陳其泰,男,廣東豐順人,1939年10月出生。1963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歷史系,現(xiàn)為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學科組成員。先后主持教育部社科重大項目《中國馬克恩主義史學的理論成就》,教育部社科項目《20世紀中國歷史考證學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唯物史觀與20世紀中國史學》等。
主要著作有《史學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1992年初版,1999年增訂版)、《中國近代史學的歷程》(1994年)、《梁啟超評傳》(1996年)、《再建豐碑——班固和(漢書)》(1996年)、《清代公羊?qū)W》f1997年)、《史學與民族精神》(1999年)、《范文瀾學術(shù)思想評傳》(2000年)、《班固評傳》(合著,第一作者,2001年)、《魏源評傳》(合著,第一作者,2004年)、《中國學術(shù)通史·清代卷》(合著,第一作者,2004年)、《中國史學史·近代卷》(2006年)。主編《20世紀中國歷史考證學研究》(2004年)、《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成就》(2008年。獲第十一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一等獎)。發(fā)表論文約200篇。
內(nèi)容摘要
構(gòu)建中國歷史編纂學學科體系的思考
編纂思想:推進中國歷史編纂學研究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
中國古代設(shè)館修史功過得失略論
設(shè)館修史與中華文化的傳承
設(shè)館修史與歷史資料的豐厚儲存
歷史編纂的理論自覺:《史通》《文史通義》比較研究略論
歷史編纂學的新視域:以《漢書·刑法志》為個案的分析
近三百年歷史編纂的一種重要趨勢:“新綜合體”的探索
晚清典志體史學名著的時代特色
20世紀中國史家探索史學民族風格成就舉要
白壽彝先生與中國歷史編纂學
纂修大型《清史》宜采用新體
關(guān)于“民族精神”內(nèi)涵的理論思考
民族文化認同與中華民族的發(fā)展
一、“民族”概念的兩個層次
二、民族文化認同與中華民族的發(fā)展
三、儒家經(jīng)典中進步夷夏觀對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推動作用
論民族精神的成因
論民族精神的功能
中華民族精神在漢代的發(fā)展
《史記》與中華民族凝聚力
對清代多民族統(tǒng)一局面的及時總結(jié)
民族危機刺激下近代歷史文化認同面臨的緊迫課題
晚清歷史文化認同的新格局
辛亥革命的思想動員與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增強
理性主義對待“排滿”與近代民族理論體系的初步構(gòu)建
陳垣與抗戰(zhàn)時期愛國主義史學
[附·錄]
談史學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
孫中山的公仆形象在歷史上應大書特書
永記盧?橋的炮聲
河西考察記
后 記
《酒誥》日:“王(按,指當時攝居王位的周公旦)日:封(即衛(wèi)侯康叔),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日:人無當于水監(jiān),當于民監(jiān)。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jiān)撫于時!”此篇是周公命康叔在殷商故地衛(wèi)國宣布戒酒的誥詞!妒酚洝ばl(wèi)康叔世家》:“周公旦懼康叔齒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手^之《酒誥》以命之!闭a詞中,強調(diào)要總結(jié)由商初興盛到商末酗酒亡國的歷史教訓,作為頒布嚴厲的禁酒令的依據(jù)。其中最關(guān)鍵的觀點,就是周公闡釋古訓,人不僅要以水作鏡子,更應當以民眾的處境和情緒作為鏡子,來對照自己的政策、作為的正確與錯誤,也即國家的治理要重視民心的向背。在《召誥》篇中,同樣有極精辟的概括。此篇作于周公攝政七年還政成王之后,營建洛邑之時。史官記錄了當時營建洛邑的情況和召公的誥詞。其中說:“我不可不監(jiān)于有夏,亦不可不監(jiān)于有殷。我不敢知日,有夏服天命,唯有歷年;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日,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鄭重地告誡應當以夏代和殷代的興亡為鑒戒,深刻地思考這兩個國家為什么會喪失天命,總結(jié)他們的教訓。此篇的總結(jié),說明不僅周公,還有召公這樣的周初政治家,都共同地從殷商滅亡、周朝興起的歷史大變局中,實現(xiàn)了歷史觀念、天命觀念的深刻變革和巨大進步,原先夏、商迷信天命的觀念,現(xiàn)已被“敬德保民”思想所取代,面對朝代的興亡、鼎革,總結(jié)出“只有實行德政才能鞏固周朝統(tǒng)治”這一深刻的教訓。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十分強調(diào)這一變化,說:“此篇乃召公之言,而史佚書之以誥天下,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義大法,胥在于此。”①《康誥》篇同樣總結(jié)出一條重要的歷史法則:“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保ò矗瑮挘。忱,誠。)言上天降罰不是固定不變,民眾的情緒就是重要的反映!《大誥》篇又言:“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贝四藦娬{(diào)周初有一批賢臣引導周王懂得上帝降賜天命不是固定不變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