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性格雜談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朝野上下，都留心于中國的調查研究。軍閥們根據(jù)幾十年調查研究的結果，自覺對中國有了把握，于是繼“九一八”之后，在一九三七年，陸軍的作戰(zhàn)參謀們認定“只要在華北挑發(fā)一個事件，借口派三師人到華北，宋哲元便一定會完全倒在我們（日本）這一方面來，蔣介石那時只好接受我們的條件，跟著我們一路走”。于是決然發(fā)動了蘆溝橋事變。但結果：宋哲元并沒有倒向日本，而國民政府卻堅持了八年抗戰(zhàn)，日本終至勢窮力屈，到現(xiàn)在才托世界兩大矛盾對立之福，開始商談恢復主權的和約。曾經(jīng)參加那次內幕的一位比較富有良識的日本軍人向我嘆息地說：“他們（軍閥）自己覺得比中國人還了解中國，卻沒有真正摸清中國民族性格的皮毛。后來松本大將在香港招待中國記者，強調中日親善。中國記者答復說：你們日本人在華北殺中國人，在華中騙中國人，在華南搶中國人，中國人有什么方法可以和你們親善呢？那時松本聽了這種話以后，內心才真正感到了寂寞；日本人才覺悟到自己并不曾真正了解中國，中國實在是太深太大了。所以今后中日的合作，應該對兩大民族的性格，有進一步的相互了解。”
　　真的，日本人過去不曾了解中國，可是中國人即到現(xiàn)在又何曾了解日本。記者偶然因看日本的歌舞伎座，對日本民族的性格，仿佛有感悟，遂隨時留心這一方面的問題。關于此一方面的比較完全的敘述，還要稍有所待。此時的觀感，是覺得日本民族的性格，有許多地方是非常的可愛，而另一方面也是非常的可怕。這是一個矜持而向上的民族，但同時也是一個狂放而容易自趨毀滅的民族。記者常和日本朋友半開玩笑地說：“你們假定赤化，便會比中共殺更多的人，因為你們是一種極端的性格，最不容易走上中庸之道。譬如說吧：中國人有兩個老婆的，常常吵得天翻地覆，令人頭痛，但吵吵打打，經(jīng)常下去，也不過如此。日本人有兩個老婆的，平常并看不到像中國人那樣的大吵大鬧；可是一旦冤家路窄，不是大老婆殺死小老婆，便是小老婆殺死大老婆，或者彼此真刀真槍地互殺。又如說到自殺的問題吧，這在香港倒也是家常便飯，但很少像日本人常常把自己一群幼小無知的兒女，也一起作陪死的冤鬼。這一股極端的蠻勁兒，畢竟是日本民族悲劇的張本�！比毡九笥崖犃诉@一套，好像也惘然自失。
　　有一天，一位多年研究日本政治內幕的日本友人，特別來信要約定和記者談談。見面后，這位朋友向記者說：“你常說日本是一個極端性的民族，那是不錯的。我現(xiàn)在想把多年觀察所得的政界的兩種極端不能調和的類型，簡單地告訴你，供你進一步了解日本的參考，你愿意聽嗎？”單是這一番好意，已令記者覺得異邦人情味之可貴，何況這位朋友對他所要說的對象，是帶有權威性，那有不聽之理，于是兩人揮汗對坐了一小時。以下是這位朋友的說法：
　　日本的政界，可以把他們分為AB 兩個類型。A 型重情義（也可以說是重意氣），B 型重理論（也可以說是重議論）。A 型重上層的人與人的結合，而其結合的形式，多半是“親子分”的（按日本領導人物稱為“親分”，有如中國江湖之大爺；以次的人物稱為“子分”，亦如徒子徒孫之意）。只要親分說一句話，大家便不問長短，照著去硬干。所以這一派是以糊涂而實踐見長。B 型的重群眾組織，重體系和手續(xù)儀態(tài)。這派的領導人物，不能說一句話就可以算數(shù)，總要擺一篇道理出來使大家可以承受。若說A 型的帶江湖氣，則B 型的帶紳士氣或官僚氣。這兩種類型的人，哪怕是同行同地，也常是水火不容，各走極端，由此而形成各種勢力分野；其中說不上什么主義主張之不同，卻很不易找出調和妥協(xié)之道。就大體說，凡是屬于右翼的多半屬于A 型，而凡是屬于左翼的多半屬于B 型。但具體地說，則左右翼中，又各具有兩種類型的傾向。在保守政黨方面，舊政友會是屬于A 型；而舊民政黨則屬于B 型�，F(xiàn)時的自由黨是繼承政友會而為A 型，所以他們最重黨魁，他們的作風是黨魁說了一句便算數(shù)。大家說吉田是One Man 黨，不很同他的部下有商量，這因為他是親分的原故；鳩山出來，還是這樣的一套。同這些人去談理論，簡直是等于風馬牛。
　　現(xiàn)在的民主黨，是繼承民政黨而為B 型，所以他們要談中產(chǎn)階級，要談進步資本主義。這些人多半是議論多而成功少；和他們講情義，大體是無動于中的。他們勢力之所以不及自由黨，是因為自由黨更適合于農村的氣質。吉田想把民主自由兩黨合并起來成為一個保守黨，以與社會黨對立，而使成為兩大政黨的國度，這就政治上說，倒很合乎情理。但鳩山覺得還是三個黨的好（民主、自由、社會三黨），便是看清了這樣性格的對立，知道融合不是一件易事。而社會黨右翼的舊日勞系，如西尾末造、三輪壽北、河上丈太郎、河野密等，都富于A 型的氣質，所以他們并不嚴守馬克思們那一套理論的格式。但左翼的勞農派，即現(xiàn)在所稱的本部派，如鈴木、和田、總評等，則富于B 型的氣質，所以他們都嚴守馬克思主義的繩尺，以致在和平運動中作了日共的工具而不能自拔。社會黨兩派之不兼容，從此一角度也可得一解答。即在日共方面，也含有這兩種不同的傾向，主流派方面較接近于A 型，而國際派方面則較接近于B 型。同時，與共產(chǎn)黨站在極端相反的右翼團體方面，一樣受這兩種類型的制約。右翼團體，大體可以分為過去以頭山、平沼為領導人的國體明征派，及由中野、橋本、有馬等為領導人的革新派。國體明征派分明是屬于A 型，其對外以反蘇為主；革新派分明屬于B 型，有傳統(tǒng)的反英美傾向。這兩個類型也可以應用到過去的陸海軍方面，以至社會的許多方面……
　　這位朋友的一席話，總算提出了一個了解日本民族性格的某一方面的具體標準。至于此一標準可以應用到什么樣的程度，還有待于我們自己繼續(xù)體認。而兩個類型之何以形成，則更值得我們進一層地去研究。但不論如何，這種說法，不失為了解日本的一個主要啟發(fā)，值得向關心日本問題的人士報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