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起，仿佛聽得有人說我是仇貓的。那根據(jù)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貓》；這是自畫招供，當然無話可說，——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點擔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筆墨的，寫了下來，印了出去，對于有些人似乎總是搔著癢處的時候少，碰著痛處的時候多。萬一不謹，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負有指導青年責任的前輩”之流，可就危險已極。為什么呢？因為這些大腳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渾身發(fā)熱之后，做一封信登在報紙上，廣告道：“看哪！狗不是仇貓的么？魯迅先生卻自己承認是仇貓的，而他還說要打‘落水狗’！”這“邏輯”的奧義，即在用我的話，來證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說，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說二二得四，三三見九，也沒有一字不錯。這些既然都錯，則紳士口頭的二二得七，三三見千等等，自然就不錯了。
   我于是就間或留心著查考它們成仇的“動機”。這也并非敢妄學現(xiàn)下的學者以動機來褒貶作品的那些時髦，不過想給自己預先洗刷洗刷。據(jù)我想，這在動物心理學家，是用不著費什么力氣的，可惜我沒有這學問。后來，在覃哈特博士（Dr.O.D?hnhardt）的《自然史底國民童話》里，總算發(fā)見了那原因了。據(jù)說，是這么一回事：動物們因為要商議要事，開了一個會議，鳥，魚，獸都齊集了，單是缺了象。大家議定，派伙計去迎接它，拈到了當這差使的鬮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沒有見過它，也和它不認識。”它問。“那容易，”大眾說，“它是駝背的�！惫啡チ耍�遇見一匹貓，立刻弓起脊梁來，它便招待，同行，將弓著脊梁的貓介紹給大家道：“象在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從此以后，狗和貓便成了仇家。
   日耳曼人走出森林雖然還不很久，學術文藝卻已經(jīng)很可觀，便是書籍的裝潢，玩具的工致，也無不令人心愛。獨有這一篇童話卻實在不漂亮；結(jié)怨也結(jié)得沒有意思。貓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圖冒充，故意擺架子的，其咎卻在狗的自己沒眼力。然而原因也總可以算作一個原因。我的仇貓，是和這大大兩樣的。
   其實人禽之辨，本不必這樣嚴。在動物界，雖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樣舒適自由，可是嚕蘇做作的事總比人間少。它們適性任情，對就對，錯就錯，不說一句分辯話。蟲蛆也許是不干凈的，但它們并沒有自鳴清高；鷙禽猛獸以較弱的動物為餌，不妨說是兇殘的罷，但它們從來就沒有豎過“公理”“正義”的旗子，使犧牲者直到被吃的時候為止，還是一味佩服贊嘆它們。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進步；能說話了，自然又是一大進步；能寫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進步。然而也就墮落，因為那時也開始了說空話。說空話尚無不可，甚至于連自己也不知道說著違心之論，則對于只能嗥叫的動物，實在免不得“顏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視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對于人類的這些小聰明，也許倒以為多事，正如我們在萬生園里，看見猴子翻筋斗，母象請安，雖然往往破顏一笑，但同時也覺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為這些多余的聰明，倒不如沒有的好罷。然而，既經(jīng)為人，便也只好“黨同伐異”，學著人們的說話，隨俗來談一談，——辯一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