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男學生的私函與女學生的公開信
　　從風氣尚稱開通的江南地區(qū)，回望天子腳下的北京，其在時代劇變中的相對滯后與保守，既顯而易見，也很容易被放大。京城其實也在變，只是以上海的眼光來打量，其慢一拍的節(jié)奏往往會被誤解為凝滯不前。
　　以女子教育而言，在上海中國女學堂創(chuàng)立6年以后，1904年3月，京城才出現(xiàn)了第一所女子學校。其恰好是由后文將要談論的女主角杜成淑的父親杜德輿在自家宅院中所設，籌建時還計劃延聘秋瑾擔任教習。并且，在同一年，北京也以同樣的時差，晚于上海的中國女學會，產生了小型的知識婦女團體——中國婦女啟明社。秋瑾也成為此社的成員。該社雖然沒有嗣后成立的中國婦人會聲勢大，但其“以華族婦女有學問者”擔任正副社長的做法②，倒體現(xiàn)了京師多官氣、重等級的特點，而為后來者所承襲。這也與上海對俄同志女會為救國志士的集合體取向不同。
　　因賑濟美國舊金山地震中受災的華人，而于1906年組織的中國婦人會，其性質屬于以上層婦女為主的慈善團體。因而，次年年初，當江北發(fā)生水災時，該會又義不容辭，出面募捐。其中一次重要的籌款活動，即是春節(jié)期間，在琉璃廠售賣《難民圖》。從正月初二開始，“十日之間，上下社會，捐集之款，競得一千余元”①。而此一義賣的發(fā)起人，即為杜德輿的夫人黃銘訓，其兩個女兒、四川女學堂學生杜成玉與杜成淑也積極參與了這一活動。②
　　正月初十（2月22日）下午，正在募捐現(xiàn)場的杜成淑，收到了一封由參加義賣的小學生胡潤仁轉交的信，內附屈疆的名片一張，并注明“字伯剛，浙江平湖縣人”。背面有“京師譯學館”的英文名稱，因知屈為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學生。此信對杜表示愛慕，可說是一封言辭大膽的情書。因這類書信乃私人秘密，很少流布后世，故作為標本，也值得詳細摘引。
　　屈信開頭即稱：“識君已將一載，清風朗月，我勞如何？胡圖天假之緣！情之所鐘，正在吾輩，私心欣幸，曷維其已？”行文不免酸腐，然而對于有機會見到杜成淑，確實表示出由衷的喜悅。不過，因為相遇的場合未必適當，便為其后收信人的發(fā)難提供了口實。而從杜氏對相識一說的否認，追問“究竟何時通名？何時謀面？何時聚談”，屈未做答復看，所謂“識君”應非正式相見，最多是屈知杜而杜并不知情。
　　接下來，這位出身江南、修習英文的大學堂學生，開始批判中國傳統(tǒng)隔絕男女的做法。而其說若放在上海一帶報刊中，本來并不算惹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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