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熱鬧的文壇，沒有主調(diào)，眾聲喧鬧，葷素全席，鬼神共舞，用一個傳統(tǒng)的話題來梳理，是不是太那個，又太不那個了。所以，面對開放多元的文化時態(tài)，面對文學的“五胡之亂”，說京派海派，說南方北方，是個難題。
　　如果說，有一種文化形象發(fā)生學曾在過去備受關注，以研究海派風格群體為其課題的話，而今這活兒很少有人去干，因為他所面對的多是一些難以詮釋、難以作解的，恐怕也并非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問題。所以，說京城滬上，說南北東西，這派那派，雖話題老舊，卻好像“白頭說玄宗”，恍如隔世。
　　不過，設若數(shù)典尋根，從老輩人那里找根據(jù)找說法，何南何北，把京畿滬上作為有特點的地域文化現(xiàn)象來評說，自上輩人上上輩人就開始了。
　　近現(xiàn)代以來，不少學者為此撰寫專文，最著名的有魯迅先生的《北人與南人》、林語堂的《北方與南方》等。在我的印象中，過去說南北的異同、南北的劃分，多是以北京和上海為軸心為圓點，輻射開來。所謂南北之比較，多是北京與上海的比較，北派的代表是北京是所謂“京派”，而南派的代表則是上海，是所謂“海派”了。如果說，南北文化是鑄造了華夏文化的基石的話，而京派與海派則是它的集中體現(xiàn)。
　　近年里，理論的思維變?yōu)橐环N奢侈。君不見，這種從地域特色的區(qū)分和關注漸次淡漠，論者們連過去多為提及的文學以至文化的群體性，也少有涉及。這是因為，當今文化呈多元駁雜狀態(tài)，繁復的文學景觀，難以用地域特色和風格流派來梳理，各種文化取向大多呈現(xiàn)出一種外向發(fā)展的趨勢。碰撞、交融與糅合，成為當今文化或文學的一大走勢、一大潮流。在本土文化同外來文化的交匯成為時尚的時候，當不同的文化風貌競相展現(xiàn)，各種文化潮流風行的時候，所謂“山藥蛋”、“荷花淀”等某些區(qū)域性劃分，并不全是人們認識當今文學現(xiàn)象的一個坐標。
　　還是那句名言，不是我不明白，而是這世界變化太快。所以，在一個開放的時代，一個現(xiàn)代化文明進程期冀著同世界接軌的社會，文學和文化，成為開放宏闊的形態(tài)，吐納八方，本土文化的區(qū)域性在現(xiàn)代觀念的沖擊下，也由內(nèi)斂聚合變?yōu)橥庀蚴杖�。一個民族的文化如此，一個地域的文化如此，甚至一個群落的文化亦復如此。
　　如果我們不憚固執(zhí)、吃力不討好地對這派別說三道四的話，我們難以脫開既成的定式，也難得走出前人的思路。所以，我們的話題只能是“打量”南北，“雜說”一下京滬而已。
　　如果我們沿用這個“派”的說法，我倒覺得不妨以南派和北派論及較為確當。魯迅先生當年曾由海派與京派論爭，而談到北人與南人的異同，說到文化的地域性和地方性。今人余秋雨、楊東平諸先生也曾說到地域文化的不同形成了人文精神的差異。那么在當今文化與文學的發(fā)展中，南北相較，異同何在？誠然，在諸多先賢同儕中，論及北方南方，忘不了拉出法國哲學家丹納所言立論，文學的種族、環(huán)境與時代的三要素，決定了她的性質(zhì)她的面貌。當天闊地遠、大漠落日、古道孤煙的蒼涼，同征夫涕淚、羈旅情懷、金戈鐵馬、號角連營，發(fā)為心聲，融會為文學，是一種高亢昂揚、感天泣地的詩篇；而小橋流水、杏雨江南、風行荷上的物華風情，造就了一種婉轉(zhuǎn)曲致、神秘詭黠的文學魅力。前者有急公好義豪俠之氣，而后者多是陰柔細綿的纖巧。這大致成為數(shù)千年來兩種文學的基本特色。在今天的文學中如果單是從其風格情態(tài)來看，仍然是北方雄渾與南方的綿邈，仍然是大江東去的浩氣豪氣，同綠楊蔭里的靈動和清麗曼妙的區(qū)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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