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只是隨便舉例，無意冒犯。 
——菲利帕福特 
本書將會留下橫七豎八的尸體和一灘血跡。在本書中，只有一只動物會受折磨，但有許多人會丟掉性命。喪命的人大都是無辜的，只是被怪異的情勢所迫。一個身材魁梧的人可能會從天橋上跳下來，也可能不會。 
幸運的是，幾乎所有傷亡都是虛構的。這一思想實驗旨在檢驗我們的道德直覺，幫助我們形成道德準則，并使之在現(xiàn)實世界中發(fā)揮作用。在這個世界中，我們做出的是切切實實的決定，傷害的是活生生的人。所有思想實驗的關鍵都在于摒棄可能在真實情境中干擾我們判斷的無關想法,但出于實用性考慮，這些實驗不得不與真實情境在結構上保持類似。所以，在之后的章節(jié)里，你將會讀到幾個真實發(fā)生過的生死攸關的故事。友情客串的嘉賓有溫斯頓丘吉爾、美國第24任總統(tǒng)、一個德國綁匪和19世紀一個被指控吃人的水手。 
只有當人們愿意相信思想實驗時，它們才會產(chǎn)生效果。哲學書籍的關注對象應該是觀念，而不是人。但觀念并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而是時間和空間、教養(yǎng)和人格共同作用的產(chǎn)物。一種觀點也許會表現(xiàn)為對其他觀點的反駁，抑或是對當下人們關注問題的反映，也可能是表現(xiàn)了某個思想家獨到的見解。但無論如何，思想史都令人著迷，因此，我挑選出了一兩個為本書的基本觀點作出貢獻的人，把他們寫進了故事中。 
“殺死胖子”，作為本書核心的犯罪行為，從哲學上講從未徹底解決，這是有原因的：問題復雜，并且非常復雜。原本看似淺顯的問題，比如“當你推那個胖子的時候，你的目的是要殺了他嗎？”，其實回答起來并不容易。如果一本書試圖面面俱到地論述由此衍生出的所有問題，其篇幅將是本書的十倍。盡管一些紛繁難解之處不可避免（事實上，正是這些地方為我們帶來了學術上的樂趣），但無論如何，我的初衷是寫一本讓那些沒有哲學博士學位的讀者也能看懂的書。 
我第一次遇到“電車難題”是在讀本科時，而那個“胖子”被引入哲學領域是在我讀研究生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正是從那時起，關于這一問題的不同觀點激起了我的興趣。 
為什么不論是哲學家還是非哲學家都對那個胖子虛構的死亡如此著迷？我希望以下章節(jié)能為回答這一問題提供一些幫助。 
第一章 丘吉爾的困境 
1944年6月13日凌晨4點13分，距倫敦東南25英里的一塊萵苣菜地發(fā)生了爆炸。 
當時英德兩國已經(jīng)開戰(zhàn)5年，而這聲爆炸對英國首都的居民而言，標志著一場新折磨的開始——這場折磨將持續(xù)數(shù)月，導致數(shù)千人死亡。德國人把他們的飛行炸彈叫作Vergeltungswaffe，意為“復仇武器”。第一枚V1飛彈只是炸毀了菜地，而當天夜里的另外九枚復仇飛彈則造成了傷亡。 
倫敦人不但對自己在面臨德國發(fā)動的大規(guī)模空襲時表現(xiàn)出的百折不撓的精神引以為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將其神化。然而在1944年的夏天，雖然前有盟軍在6月6日發(fā)動的諾曼底登陸，后有納粹在東線的撤退，但是倫敦人樂觀與斗志的源泉依然日漸枯竭。 
德國發(fā)射的V1飛彈的模樣已經(jīng)很可怕——兩噸的鋼鐵拖著橘紅色的火焰從天空猛撲下來——但真正令目擊者刻骨銘心的還是它的巨響。飛彈先是像狂躁的蜜蜂一樣嗡嗡作響，之后又詭秘地悄無聲息，這種寂靜說明飛彈耗盡了燃料正在下墜。一旦觸及地面，它們就產(chǎn)生震耳欲聾的爆炸，威力之大足以將幾棟建筑夷為平地。為了減輕恐懼，倫敦人給這種飛彈起了個富有童趣的名字：“小飛蟲”（而德國人管它們叫“地獄犬”或者“火龍”）。沒有幾個人能夠像詩人伊迪絲西特韋爾一樣淡定，當時她正在讀書，突然頭頂上傳來“小飛蟲”的聲音。她“僅僅抬眼盯了一會兒天花板，稍微提高音量以抵消天上的喧鬧，就繼續(xù)讀了下去”。 
因為飛彈是無人駕駛的，所以可以隨時打過英吉利海峽而不受時間和天氣的限制，并且無人駕駛的特點更讓它們的威脅有增無減。伊夫林沃寫道：“沒有敵人在天上搏命，飛彈就像瘟疫一樣冷漠，仿佛這座城市感染了一種巨大的有毒寄生蟲。” 
“小飛蟲”瞄準的是倫敦的心臟，那里人口密集，也是政府和權力機構所在地。一些“小飛蟲”飛到了目標區(qū)域，其中一只震碎了白金漢宮的玻璃并炸毀了喬治六世的網(wǎng)球場。更嚴重的是，1944年6月18日，當平民和士兵在白金漢宮附近的衛(wèi)兵教堂進行晨禱時，一枚V1飛彈擊中了那里，造成121人死亡。 
衛(wèi)兵教堂附近的西弗斯地5號的天窗也被這次爆炸震得發(fā)晃。這里是一間閣樓公寓，里面老鼠橫行、書籍遍地。書籍實在太多了，以至于不得不將原來嵌在墻里的面包爐拆下來，換成書架。房頂有一道裂縫，透過它能夠聽到斷斷續(xù)續(xù)的飛機呼嘯，地板上也有好幾道裂縫，透過它們能聽到持續(xù)不斷的地鐵的轟鳴聲。這間公寓是兩個女人的家，她們分享著鞋子（她們總共只有三雙鞋）和同一個情人。艾麗斯在財政部工作，暗中為共產(chǎn)黨提供情報；菲利帕正在研究戰(zhàn)爭結束后，如何利用美國的資金幫助歐洲復興經(jīng)濟。艾麗斯默多克和菲利帕彭桑切都將成為杰出的哲學家，盡管艾麗斯作為小說家的名氣更大。 
艾麗斯的傳記作者彼得康拉迪說，這兩個女人早上走路上班。對于許多建筑一夜之間就不復存在這種事兒，她們已經(jīng)習以為常�；氐焦�寓，在密集的狂轟濫炸中，她們會爬進樓梯下的浴缸中尋找舒適和安全。 
她們當時還不知道，情況原本會更糟。納粹德國面臨著兩個問題。第一，除了差點兒炸毀了白金漢宮和造成衛(wèi)兵教堂嚴重傷亡的兩枚飛彈外，大部分V1飛彈都落在了市中心偏南幾英里外的地方。第二，納粹德國對此毫不知情。 
白廳想出了一項天才般的計劃：如果能成功欺騙德國人，讓他們相信“小飛蟲”都擊中了目標——或者最好是讓他們相信“小飛蟲”都落在了城市北部而沒有擊中目標——這樣一來，德國人就不會調整飛彈的彈道，或者有可能調整彈道讓飛彈落在更加偏南的位置，許多人就會因此得救。 
這一騙局的細節(jié)由特工人員精心設計，并牽涉了幾個雙面間諜，其中就有最富傳奇色彩的齊格扎克（Zig Zag）［3］和嘉寶（Garbo）［4］，這兩個人受雇于納粹德國，實際上卻在為盟軍服務。納粹德國要求目擊者提供關于飛彈爆炸地點的情報。整整一個月的時間，他們始終受到齊格扎克和嘉寶定期提供的假情報的誤導。 
英國軍方很快意識到這一策略的好處并表示支持，但要政客們接受這一計劃則比較困難。國內安全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和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就此事發(fā)生了激烈的爭吵。將這一爭吵歸結為階級沖突也許有些不妥，但是莫里森本人出生在倫敦南部一個警察家庭，代表著倫敦東部貧困選民的利益。而對于這一行動可能會給市中心南部地區(qū)的工人階級帶來的巨大損失，他可能比丘吉爾體會得更深切。他一想到要“扮演上帝”，由政客們決定人的生死，就感到心神不寧。但如往常一樣，丘吉爾占了上風。 
歷史學家們至今仍在就這一行動是否成功進行著爭論。一旦齊格扎克和嘉寶發(fā)出的假情報被曝光，倫敦南部的居民就會知道自己被利用了，他們肯定不會善罷甘休。認識到這一點后，英國情報機構軍情五處決定把這些假情報統(tǒng)統(tǒng)銷毀。然而，納粹德國始終沒有調整目標。一位科學顧問促成了這一行動，他的父母就住在倫敦南部，他的母校也在這里（他說：“我知道我的父母和母校都會愿意接受這一決定”），他這么做的原因是因為據(jù)估計這一行動會拯救多達1萬人的生命。 
到1944年8月末，V1飛彈的威脅已逐漸減退，這不僅是因為英國從天空和地面擊落“小飛蟲”的概率得到了提高，更重要的原因是位于法國北部的飛彈發(fā)射場已被挺進的盟軍占領了。1944年9月7日，英國政府宣布對抗飛彈的戰(zhàn)爭已經(jīng)結束。［6］V1飛彈造成了約六千人死亡。倫敦南部地區(qū)的克里登、賓治、貝肯漢姆、達利奇、斯特里漢姆、劉易舍姆等地被炸得滿目瘡痍，僅克里登一地就有57 000座房屋被毀。 
盡管如此，如果沒有雙面間諜所起的作用，可能會有更多的建筑被毀，更多的人喪生。在做這個決定時，丘吉爾可能沒怎么失眠。他每天都面臨著許多折磨人的道德困境。但以上提及的這個困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同一個著名的哲學謎題相切合。 
而這個謎題就是本書所要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