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教訓》,是一本以人物故事為主線、以廉政思想為內(nèi)核的中國歷史通俗讀物,也是第一本由紀檢監(jiān)察干部傾注心血、聯(lián)系反腐敗斗爭的實際而寫就的讀史感悟。
作者習驊在“反腐第一線”工作多年,全書收錄了他創(chuàng)作于2012年—2014年,并發(fā)表在《中國紀檢監(jiān)察報》等多家媒體上的24篇“說古道今”的文章,以輕松的筆調(diào)通過眾多令人嗟嘆與沉思的人物故事,來講述歷史風云變幻中的不變正道。作者巧妙地從古今歷史,特別是明清治國、吏治等歷史典故中尋求成敗教訓、總結(jié)得失經(jīng)驗。
《中國歷史的教訓》有趣、有料,敘事流暢生動,見解獨到深刻,傳遞廉政新思維正能量。
軍機處的紀律
導(dǎo)語:公務(wù)人員是政權(quán)大廈的四梁八柱,嚴明的紀律是梁柱的防腐劑,是保持其長久支撐力的基礎(chǔ)。
歷史的經(jīng)驗是:法紀越嚴,官越不好當;官越是不好當,國家越是前途無量,人民越是充滿希望!
朱元璋得了天下不久,就召集大臣開研討會,主題十分嚴肅:元朝曾經(jīng)那么強大,為何不到百年就滅亡了?大臣們普遍認為,元朝的統(tǒng)治太寬松了。朱元璋糾正說:元朝是對官員太寬松了!
朱皇帝發(fā)現(xiàn)了一條重要的執(zhí)政規(guī)律,史鑒鑿鑿。
一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一場政變推翻了越南政府,國王黎維祁緊急求救。兩廣總督孫士毅受命帶兵平叛,馬到成功。黎維祁十分感激,主動要求孫士毅當國王,自己退居二線。
乾隆當然很高興,封孫士毅為一等謀勇公,調(diào)他回京出任軍機大臣、兵部尚書。
此時的孫士毅何等威武,直到遇到和珅。
回京第二天,孫士毅早早等在皇帝辦公室外,靜候乾隆接見,手里把玩著什么東西打發(fā)時間。軍機大臣和珅過來了,笑瞇瞇打招呼:
“大英雄回國,帶啥奇珍異寶了?”
孫士毅說:“哪有?哪有?”
和珅假裝不高興:
“沒有?您手里是啥寶貝?”
孫士毅敷衍道:“啊,就一鼻煙壺!
和珅一把奪過來,只見這鼻煙壺在陽光下玲瓏剔透、美輪美奐,竟然是一顆特大珍珠雕成的,足有鵪鶉蛋那么大。
和珅簡直愛不釋手:“這東西真不錯,送給我吧?”
孫士毅趕緊解釋:“不好意思,這是獻給皇上的,我都報告過了,下回再給你弄一個!
和珅拍拍孫士毅的肩膀:“開個玩笑,我哪里配玩這個。”
過了幾天,和珅突然來到孫士毅辦公室,壓低嗓子,神情詭秘地說:
“巧了,我也弄了個鼻煙壺,但是不知道好不好,你幫我看看?”
孫士毅一看,大吃一驚:這正是自己送給皇上的!
孫士毅是個細心的人,他悄悄查閱了皇上的賞賜登記簿,近期并無任何賞賜記錄!
時間久了,孫士毅懂了,和珅可以隨意出入宮廷任何一個禁區(qū),如同在自家一樣。和珅沒事最喜歡去內(nèi)務(wù)府庫房轉(zhuǎn)悠,只要發(fā)現(xiàn)喜歡的東西,拿了就走,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后來嘉慶皇帝抄他的家才知道,國內(nèi)外進貢給乾隆皇帝的寶貝,最好的都在和珅家。
孫士毅不禁暗自嘆息:宮中那么多管理制度,在和珅面前竟然如同一張廢紙,這不是什么好現(xiàn)象!
豈止是資產(chǎn)管理規(guī)矩,就是軍事制度照樣是一紙空文,后果也更加嚴重。乾隆帝的養(yǎng)子?蛋玻I(lǐng)兵鎮(zhèn)壓苗民起義。到了前線受不得苦,居然把軍事指揮權(quán)交給副手代勞,自己整天待在司令部里喝酒行令,欣賞歌舞表演。西南苗民起義始自雍正時期,一直到同治時期才勉強了結(jié),前后拖了120多年,把大清拖得疲憊不堪,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康熙皇帝晚年身體不好,工作積極性不比當年,特別是對干部過于寬容,奉行的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政策,埋下了官場風紀滑坡的種子。乾隆皇帝寵信和珅之后,綱紀廢弛,吏治敗壞,官員們逍遙自在,康乾盛世便走到了末路。自嘉慶時期開始,各種規(guī)矩都不作數(shù)了,于是大清國運一路下滑,所有皇帝沒過過一天安生日子。
嘉慶帝最為無奈的是,內(nèi)部經(jīng)常發(fā)生泄密事件,皇上要處理誰、提拔誰,還沒發(fā)文,當事人就知道了。調(diào)查結(jié)果令他十分震驚:消息是從軍機處泄露出去的!
軍機處是皇帝最高辦事機構(gòu),貫徹落實的都是軍國大事,保密紀律自然少不了,怎么會出這種事呢?
原來,不知道從何時起,軍機處儼然成了通訊社,各種國家機密源源不絕外流,國家權(quán)力中心一點兒嚴肅性都沒有。嘉慶帝本人對此有詳細敘述:許多人沒事就往軍機處跑,辦公室和走廊里,整天吵吵嚷嚷、人來人往,活像鬧市區(qū)。如果問他們來軍機處做什么,回答有兩種,一是來匯報工作的,二是來找領(lǐng)導(dǎo)簽字的。實際上都是來打探消息甚至做交易的!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嘉慶十八年(1813年),幾個農(nóng)民差點兒把皇宮連鍋端,這一點兒都不奇怪。
二
嘉慶皇帝的爺爺雍正皇帝,當年的做法完全不同。
康熙歸西,雍正登基,朝鮮國王派特使來北京慶賀。這個特使具有超凡的觀察力,回國后報告國王:大清很有希望,康熙朝的興盛將會延續(xù)。國王問理由何在,特使用細節(jié)說話:
“康熙晚年,我每次到北京,看到紫禁城內(nèi)外的警衛(wèi)人員,個個松松垮垮,沒個站相,根本不像軍人。夏天更糟,有的干脆脫掉軍服、扔下槍械,光著膀子喝茶、睡覺、下棋、吃西瓜,互相打鬧戲耍。這回大不一樣,警衛(wèi)部隊風紀嚴謹,態(tài)度嚴肅,著裝整齊劃一,目光炯炯有神,一副隨時準備出擊的樣子,讓人頓生畏懼之心!
朝鮮特使沒有看錯,雍正確實是胸懷大志、銳意進取的大政治家,在中國歷代帝王中排名靠前。為了大清的長治久安,他創(chuàng)設(shè)了軍機處,集中權(quán)力推行新政。他嚴明紀律、規(guī)范行為,從重從快打懶肅貪,鐵血凜然整頓官場。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官場風氣和社會風氣竟然煥然一新,行政效率大幅提高。政治清明,經(jīng)濟自然發(fā)展,庫存充盈,迅速彌補了前朝赤字。
其中,雍正時期軍機處官員的作風情況,跟嘉慶朝有著天壤之別,很能說明問題。
對軍機處,雍正一開始就要求很嚴格、很明確。一是規(guī)定大家必須在凌晨五點之前到崗,并且保證今日事今日畢,不得拖拉;二是改變慣例,減少遞送公文的層級,做到直接送達,竟創(chuàng)造了日行800里的紀錄,很像今天的“快遞”,保證了政令暢通;三是嚴格保密紀律和廉政制度,決不允許跑風漏氣和以權(quán)謀私。
四川布政使程如絲犯了大罪,在死刑判決書送達成都之前一周,程如絲就知道了結(jié)果,并以自殺逃避了法律制裁。雍正抓住這個案例,嚴肅處理了泄密者,開展了警示教育,完善了制度,為軍機處工作人員畫了一道醒目的紅線。
最早在軍機處工作的張廷玉,深受皇帝信任,幾乎所有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是知道秘密最多的人。但他一臉嚴肅,一個銅板不收,晝夜埋頭干活,沒有任何人敢到軍機處找他聊天。和珅那樣的軍機大臣,在雍正時期根本沒有生長土壤。
三
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堪稱“盛世”的黃金時代寥若晨星,康乾盛世是其中之一,且綿延百年不斷,超過整個清朝歷史的三分之一。但是,連接康熙和乾隆這兩座高峰的橋梁,正是雍正時期,雍正皇帝是康乾盛世成型的關(guān)鍵。
設(shè)想一下,假如沒有他的創(chuàng)新精神和嚴刑峻法,康熙朝后期的弊政持續(xù)發(fā)酵,乾隆帝就不可能那樣成功,所謂的“康乾盛世”,頂多是“康熙盛世”。所以不少史家主張,所謂的“康乾盛世”,實際上是“康雍乾盛世”。
奇怪的是,康熙和乾隆都享有“寬仁”的美譽,雍正這樣負責任的帝王,卻背著“嚴苛”的惡名。殊不知,無視法紀是官員責任意識缺失的結(jié)果,也是貪污腐敗的前奏。如果朝廷熱衷于當好好先生,帶頭把規(guī)矩當擺設(shè),官員肯定舒服無比、為所欲為,老百姓的日子就不舒服了。老百姓活得痛苦,政治統(tǒng)治能長久嗎?載舟的水一旦沸騰,清朝一定是另一個元朝,哪會享有近300年江山!
公務(wù)人員是政權(quán)大廈的四梁八柱,嚴明的紀律是梁柱的防腐劑,是保持其長久支撐力的基礎(chǔ)。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以壯士斷腕的氣概、秋風掃落葉的力度,狠抓干部作風建設(shè),全面圍剿“四風”現(xiàn)象,一個節(jié)點一個節(jié)點縮小越軌空間,對違紀違法行為零容忍、嚴處罰、快了結(jié)。短短一年多時間,人民群眾親眼看到干部作風、社會風氣一天和一天不一樣,誰不喜出望外、歡欣鼓舞!
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紀律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闡述,擲地有聲地宣示要“使紀律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嚴肅提醒全黨:“遵守黨的紀律是無條件的,要說到做到,有紀必執(zhí),有違必查,不能把紀律作為一個軟約束或是束之高閣的一紙空文!保▍⒁娦氯A網(wǎng)新聞報道《使紀律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編者注)
事實上,隨著規(guī)定越來越細、籠子越扎越緊、查處越來越頻繁、高壓線的電流越來越強,廣大干部對紀律和制度的敬畏,從未像今天這樣強烈;心存僥幸的人,從未像今天這樣稀少。于是,“官不好當了”的慨嘆出現(xiàn)了。
這樣的嘆息聲,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好現(xiàn)象、好消息、好兆頭,在中國歷史上并不多見。歷史的經(jīng)驗是:法紀越嚴,官越不好當;官越是不好當,國家越是前途無量,人民越是充滿希望!
2014年1月28日發(fā)表于《中國紀檢監(jiān)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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