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制度的邏輯：人之初，性本惡
　　經(jīng)濟學的一個前提假設（公理性假設）是：人之初，性本惡；人不僅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的，而且機會主義，一有機會就會損人利己，做出坑蒙拐騙、貪污茍且的事情。
　　制度的作用就是盡可能明確地界定不同個人之問的利益邊界（產權），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盡可能地減少一些人損害另一些人的利益的事情。這樣每個人都在明確的邊界內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整個社會的利益也就實現(xiàn)了最大化。
　　好的制度“揚善懲惡”，那么它的基本的前提假設就是，存在著“壞人”。不一定假定大家都是壞人，但是只要有一個壞人存在，就要有制度存在，否則這個壞人做了壞事不能受到懲罰，下一個人就會學著也去做壞事，結果就是“劣幣驅逐良幣”，世風日下，道德淪喪，好人也變成了壞人。
　　以前蘇聯(lián)版本的“政治經(jīng)濟學”假定一搞公有制計劃經(jīng)濟，大家就都以“全民利益”為目標而努力工作，大公而無私。按此邏輯設計了制度的結果是人們越來越懶，產品質量越來越差，經(jīng)濟活力越來越低，貪污腐敗越來越嚴重，最后走向滅亡。制度的邏輯錯了，一錯到底。
　　其他學問（比如倫理學‘、人類學，比如宗教）可以假定人之初性本善，可以假定人可以被教化，可以都是好人，經(jīng)濟學則不同，必須假定壞人的存在。在一個人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人們的利益會有“重疊”、每個人的行為會有許多“外部性”的世界里，必須有制度來防止一些人的正當利益被他人所損害。假定存在壞人，是為了保護好人。
　　3．制度的成本：有效的制度是在現(xiàn)實中真正起作用的制度
　　任何交易都是有成本的，包括要花時間了解交易對方的信息，要承擔交易損失的風險，等等。在一般意義上，這是人與人打交道時所要花費的成本。經(jīng)濟學稱為交易成本。
　　任何一種制度的形成與執(zhí)行，也是要有成本的，是社會總交易成本的一種。起草和制定一種制度要花費許多人的時間，而執(zhí)行這一制度，也就是使它成為可信的、真正有約束力的制度，要有司法體系，要有監(jiān)督與檢查，要有警察和監(jiān)獄，都是費時費力的。打官司不僅要花律師費，告狀的一方還要花費很多的時間與精力。這些都是這種制度成本的一個組成部分。
　　制度成本太高，往往會導致制度無法實施，甚至導致一種制度流于形式，構不成可信的制度。這種情況出現(xiàn)時，我們就應該想到，也許是制度本身的某些環(huán)節(jié)上存在更為根本性的問題。比如說反對腐敗，如果腐敗的人太多，導致所謂的“法不責眾”，我們就應該去想為什么腐敗這么容易發(fā)生，監(jiān)管起來這么難。腐敗的定義是以公權謀私利。如果公權太多、“公錢”太多，腐敗自然容易發(fā)生，而且一定是因為要被監(jiān)管的人太多而監(jiān)管成本太高，導致查也查不過來，抓也抓不徹底。這時我們就應該去想一想是不是問題的根本在于公權和公錢太多，政府管的事太多？不從這些根本的制度上著手，只是抓監(jiān)督與檢查，結果是制度成本太高，還是無法有效地抑制腐敗。好的制度不僅體現(xiàn)公平正義，還要便于實施，有效可信。
　　制度經(jīng)濟學的代表人物美國經(jīng)濟學家科斯提出的一個著名假說是：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把產權界定給誰都沒有關系，人們可以通過交易達到同樣的利益均衡。但這一假說的反命題就是：交易成本的存在，決定了產權界定是重要的！事實上，由于產權本身決定了誰來支付交易成本，制度的結構就會決定經(jīng)濟的結構。從這個意義上說，能否對交易成本或制度成本給予充分的補償，關系到能不能有一個好的制度。告狀打官司是一件費時費力有風險的事，而如果贏了官司，也不能給予勝訴者以足夠高額的補償，不能對敗訴的一方給予足夠大的懲罰，那么人們就會選擇“忍氣吞聲”，從而好的制度也會流于形式而不能真正地起到應起的作用。
　　還要認識到的是，制度是在問題出現(xiàn)的過程中形成和完善的（后面會對此做進一步的闡述），法律是在案例和判例發(fā)生的過程中得以實現(xiàn)其效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那些敢于鍥而不合地告狀、敢于冒著敗訴的風險打官司的人，實事上是在為社會提供著公共服務，承擔著制度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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