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是儒家的經(jīng)典,內(nèi)容豐富,思想精微。本書融匯作者十多年鉆研儒家思想的心得,從十二個方面對《論語》做了解讀,使這部古典著作所蘊含的的哲理嘉義,能古為今用,給今天的讀者以新的啟發(fā)。本書并非對原書逐字逐句進行注疏,而是就孔子思想系統(tǒng)的重要概念加以解說,文字簡明暢達,使讀者相悅已解。
《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研讀十二講/高等院校通識教育系列教材》:
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孔子便被異化為一個可以任意修飾或打扮的虛構(gòu)形象。這也是導致后世對于孔子言論真假難辨的根源所在。
《荀子·儒效》:“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瓚唬骸谴侵芄,非孔子之言也!痹谶@里,“客”所引用的“孔子曰”即是當時冒用孔子名義而杜撰的話,借此管中窺豹,可以想見當時冒用孔子之言“以逞私說”的普遍情形。冒用孔子言論的肆行,必然導致“孔子之言”的真假難辨。因此,這位和荀子討論的“客”,引用了一則孔子的“假言”,竟然習焉不察,因此荀子馬上特別提醒,并予以糾正。荀子斷然肯定地說,此“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可見他對這一現(xiàn)象的關注、敏感和警惕,同時也體現(xiàn)出他對孔子的形象的精心維護。
同樣地,《孟子一萬章上》:“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彼茨厦娑ⅲ瑘驇浿T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鬃釉唬骸坝谒箷r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此處咸丘蒙所引的“孔子曰”,早見于《墨子·非儒》:“孔丘與其門弟子閑坐,曰:‘夫舜見瞽叟就然,此時天下圾乎?’”又見于《韓非子·忠孝》:“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鬃釉唬寒斒菚r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苯駸o從考證《韓非子》“記曰”的出處,所以也無從判斷此處“孔子曰”的最早出處。不過,從《墨子》、《韓非子》征引看來,它在當時頗為流行。由于它與儒家思想相悖,所以咸丘蒙懷疑它的真實性,并以此質(zhì)詢孟子,而孟子的回答也很干脆:認為這不是君子的言語,而是齊東野人的話。由此可見,這段“孔子曰”,實際上是給儒家抹黑的話,以致《墨子》等“非儒”者借此發(fā)難。這是杜撰“孔子曰”盛行風氣給儒家思想傳播帶來的負面影響。
總體而言,在這股潮流和風氣中,先秦諸子大多都應時而動,緊隨大局,紛紛將孔子形象打扮成自己著書立說的依據(jù)。具體說來,有《孟子》、《荀子》、《莊子》、《韓非子》等諸家,打扮得較為成功,在當時以及后世影響也較大。
《孟子》把孔子虛飾為王道的代言人!睹献印す珜O丑上》:“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痹谶@里,孟子以“七十子之服孔子”為例,為其王道政治學說張本。在堯、舜、禹禪讓美政的構(gòu)建中,孟子對孔子形象及言論也作有增飾,強調(diào)“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萬章上》),他以孔子為例,認為孔子雖然貴為圣人,由于沒有堯、舜這樣的天子舉薦,便不能得到天下。他引用“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保ā睹献印とf章上》),借用“孔子曰”為他的堯舜禹禪讓說尋求依據(jù)。
其實,以孟子為代表的堯舜禹禪讓說,在先秦時期已有不同的版本和說法!俄n非子·外儲說右下》記載:燕王曾欲傳國于大臣子之,向潘壽詢問有關禪讓的事情。潘壽回答說:“禹愛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于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于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薄稇(zhàn)國策·燕策一》也載:“禹授益,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于益,其實令啟自取之!庇帧俄n非子·外儲說右上》載:“堯欲傳天下于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天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于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于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痹谶@里,我們看到了與《孟子》所粉飾的堯舜禪讓美政說法的另一面,當堯欲傳帝位于舜時,是鯀和共工極力死諫,反而以此遭遇誅殺之禍!俄n非子》并用“一說”的形式,表明當時記載此說的不同版本和出處。值得重視的是.上述《韓非子》有關堯舜禪讓的記載,與西晉汲冢出土的《竹書紀年》有頗多吻合之處,并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晉書·束皙傳》描述《竹書紀年》的內(nèi)容說:“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jīng)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按《竹書紀年》記載了益、啟、太甲、伊尹、文丁、季歷等事。在權力的交接中,充滿了血腥的篡逆和殺戮。其中如法琳《對傅奕廢佛僧事》引《汲冢竹書》云:“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蘇鶚演義》引《汲冢竹書》云:“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又云:“堯禪位后,為舜王之。舜禪位后,為禹王之。”讀來驚心怵目,僅一個“篡”或“囚”字,就赤裸裸地將孟子美化的所謂的堯、舜禪讓仁政外衣剝?nèi)ァ!吨駮o年》的這些記載,由于與儒家典籍中堯、舜禪讓的仁政學說,大相徑庭,在儒家學說大行其道的封建時代,總是很難接受,所以《竹書紀年》遭遇刪改、不讓流傳、失傳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