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的生發(fā)和展開，離不開宋代偃武修文國策的支持、士大夫文化主體和政治主體意識的勃興與作為外緣的佛道思想的融攝抗辯，但王心竹、吳亞楠著的《宋代經學哲學研究（理學體貼卷）》通過對作為理學開創(chuàng)者的周敦頤、二程、張載思想形成過程的分析，指出更為重要的因素，是當時儒者在性命義理的話語框架下，從思想主旨與方法把握上對儒家傳統(tǒng)經學資源的重新定位和選擇，并伴隨著核心話語轉換下經典文本的揀選與擴展。理學正是經由此而得以創(chuàng)生。《長江學術文獻大系·宋代經學哲學研究：理學體貼卷》立足經學新詮和哲學思辨去解釋與協(xié)調各部經典，并最終以四書統(tǒng)領五經的完整而有機的理學經典新格局得以建立。就此而論，理學新話語系統(tǒng)的出現(xiàn)，乃是儒家經學內在孕育和儒家學者自身體貼的結果。
在中國古代,經學不僅僅是作為一種單純的學術而存在,它還涵蓋社會的方方面面，與社會中的政治、倫理、宗教、文學、歷史、教育等方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同時，這諸多方面也成為經學發(fā)展的注緣，推動著經學的演變。為了完整地展現(xiàn)經學在唐宋之際的轉變軌跡以及它對新儒學興起所產生的影響，本書從不同側面來分析經學的轉向，如蔥經學與社會政治、經學與文學、經學的內在演化過程、經學與哲學等及部分來具體闡述經學的綜合性發(fā)展。
向世陵，四川仁壽人，1955年生，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教學培訓部主任，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中國哲學史學會《中國哲學史》顧問、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理事、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北京市哲學學會理事，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國哲學》執(zhí)行編委。主要從事中國儒家哲學和儒釋道關系研究。主要專著有《儒家的天論》、《中華哲學精蘊》、《〈訄書〉選注》、《善惡之上——胡宏·性學·理學》、《中國哲學范疇叢書·變》、《理氣性心之間——宋明理學的分系與四系》、《中國學術通史·魏晉南北朝卷》、《寫給大眾的中國哲學》（主編）等，另有合撰著作多部。主編《中國哲學智慧》、《智慧的故事》等系列教材，承擔等多項國家級科研項目。
第一章 宋初儒學復興的社會政治語境
一、宋初政治困境與偃武修文國策的確立
二、右文崇儒，以為家法
三、慶歷以來的政治變革對儒學復興的促進作用
第二章 經學新詮的歷史軌跡
一、宋初經學的守成與萌新
二、慶歷正學向《六經》的回歸與對圣人之道的追尋
三、嘉祜以來的性理之學與理學的產生
第三章 與佛老的抗辯及性理話語的容攝
一、佛老之說天下已成風
（一）釋氏東行，山聞海驚
（二）天下遍有道像矣
（三）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
二、由治世到治世與治心的貫通
（一）佛者治心、儒者治世之論
（二）儒學治心與治世的貫通
三、性理論題的相互開示
（一）欲聞性命之趣，吾儒自有至要
（二）儒道兩家道、理、氣論的相互啟發(fā)
（三）返本復性論中的交融互攝
第四章 核心話語轉換下經典文本的揀選與擴展
一、《五經》資源的再挖掘
（一）《春秋》
（二）《周易》
（三）《三禮》《尚書》與《詩經》
二、經典文本的擴大：《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一）《論語》
（二）《孟子》
（三）《大學》《中庸》
第五章 從《周易》《中庸》到《太極圖說》與《通書》
一、《周易》與天人合一的本體論構造
二、合《中庸》于《周易》而論“性”
三、經典的融匯與希圣工夫
第六章 程學的經典與天理的體貼（上）
一、時代話題與經典語境
二、二程之前天理與理的概念
（一）二程之前的天理
（二）二程之前的理
三、體貼天理的靈感
（一）“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二）格物窮理致知的進路
第七章 程學的經典與天理的體貼（下）
一、天理與本體
（一）“形而上下”
（二）“立象盡意”
二、天理與生生之仁
（一）儒家經典的多角度發(fā)明
（二）《周易》與《孟子》的闡發(fā)
……
第八章 發(fā)于《易傳》的張載氣學
第九章 宋學方法論與理學理論創(chuàng)見
后記
參考文獻
關鍵詞索引
《長江學術文獻大系·宋代經學哲學研究：理學體貼卷》：
如前章所論，與理學之創(chuàng)生并展開同時而相應，儒家思想體系中另一個同樣引人矚目的事件是經學經典體系的轉變：四書從子學中被挖掘和升格，逐漸整合為統(tǒng)一之整體，即四書，并最終將五經融攝于前者所奠定的格局之下；同時在理解和注解經典的方法上，也突破了傳統(tǒng)的注疏之學，而直探圣人本義。以陳淳《北溪字義》為例，其中列舉了理學25個重要的基本范疇，它們的來源和解釋皆可還原到儒家的傳統(tǒng)資源五經尤其是四書當中，這幾乎可以直接暗示這樣一個結論，即傳統(tǒng)經典資源就足以支持理學話語系統(tǒng)之轉化與開展，換言之，理學正是在宋代經學中萌生和發(fā)展的。一般而言，理學之建立是以二程天理論為標志，因此本章將時間段集中在北宋，通過探討周敦頤、二程和張載三家之說，具體回應理學是怎樣在與經典的互動中得以創(chuàng)生的。
同時另外一個需要說明的問題是，就北宋理學之創(chuàng)生期來看，與其說是理論與學派的分化，不如說雖然這時已經蘊藏后來理學不同學派分殊之萌芽，但更加突出的是整體理學之創(chuàng)生，是相對于佛老，相對于王學、蜀學、涑水學派，在共同的道統(tǒng)意識之下，周、張、二程共同推動的理學共同理念之勝利與理學共同特點之彰著�？紤]到如上之兩面性，因此以下各章在節(jié)目之架構上.依然以周、張、二程的學術為獨立之單元，但是并不涉及理學分派問題，只是具體展示各家對于經典之不同運用與其理學理論之間的具體關系。而通過這種追溯，亦可發(fā)現(xiàn)，對于理學創(chuàng)生期中的各家，四書的資源逐漸受到關注并發(fā)揮出重要的作用，但是《周易》依然是各家的核心經典，以《易》融匯四書而實現(xiàn)理論的創(chuàng)新是整個北宋理學的基本面貌。
具體到周敦頤來看，宋初三先生作為宋學之先行者已是共識，但是理學宗主一般性的做法還是從周子算起。從具體的理論本身出發(fā)而推重濂溪的創(chuàng)生之功，如前所論，影響較大的，首而胡宏，其后經過其弟子張栻尤其是朱熹的大力推闡，濂溪理學宗主的地位始成共識而影響深遠。胡宏哲學體系的基本特征是以“性”為本，比如他說“形而在上者謂之性，形而在下者謂之物”，張栻秉承師說而論“太極性也”，朱子則明確太極為“理”：“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但是作為洛學之傳，他們都同樣認可“理即性”或者“性即理”的性、理相通模式，換言之，他們三者之推重濂溪有一個共同的理論前提，即以“理”或“性”來理解“太極”；而今天之學界一方面普遍不能認可尤其是朱子對“太極”之注解和判斷，而更傾向于將“太極”理解為原始未分的統(tǒng)一體，另一方面卻同時又繼承朱子對于濂溪理學宗主地位的肯認，那么二者是否存在矛盾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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