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沅詩集》前言
       《水滸傳》中有一位英雄人物玉麒麟盧俊義，可謂一人之下衆(zhòng)人之上，卻總難讓人們心服口服。近人宋雲彬評說道：‘盧俊義的上梁山，完全是吳用擺佈的計策，他本人沒有一點英雄好漢的氣概，爲什麼上了梁山以後，非請他坐第二把交椅不可？’這無疑道出了很多人的心聲。乾嘉時期的舒位撰《乾嘉詩壇點將錄》，恣意評點並世詩人，將畢沅擬為‘玉麒麟盧俊義’。雖然只是一時興到的遊戲筆墨，但得以與師長輩的沈德潛（‘托塔天王晁蓋’）和袁枚（‘及時雨宋江’）並列為‘詩壇都頭領’，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也足以證明當日畢沅詩名的顯赫。然而時過境遷，沈、袁兩位至今仍威名不墜，畢氏卻已如明日黃花，幾乎成了詩歌史上的失蹤者。畢沅也陷入與盧俊義一樣的尷尬境地，難免會引發(fā)後人如此的疑問：他何以能在乾嘉詩壇上有著如此重要的地位？
一
畢沅（1730—1797），字纕衡，一字湘衡，號秋帆，又號弇山、靈巖山人，江蘇鎮(zhèn)洋（今江蘇省太倉市）人。乾隆十八年（1753），中順天鄉(xiāng)試。二十年（1755）以舉人補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二十五年（1760），以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充日講，官起居注。三十一年（1766），充會試同考官，授翰林院侍講。三十二年（1767），授甘肅鞏秦階道。三十五年（1770），調安肅道。次年，改任陝西按察司使，參與平定大、小金川。三十八年（1773），擢陝西巡撫。四十六年（1781），會同平定回部之亂。五十年（1785），奉命調補河南巡撫。五十三年（1788），授湖廣總督，兼署湖北巡撫。五十九年（1794），因事牽連，降職為山東巡撫。六十年（1795），再任湖廣總督，平定苗民之亂。嘉慶元年（1796），受命剿滅白蓮教。二年（1797），奉旨前往湖南，辦理苗疆善後事宜，七月病卒於辰州官舍。
       畢沅雖然宦途顯要，位高權重，卻偏嗜風雅，不廢吟詠。乾、嘉兩朝本是清代詩學最為繁盛的時期，不同流派異采紛呈，‘格調’、‘性靈’、‘肌理’諸說相繼而起，分立壇坫，彼此爭勝，各擅勝場。身處其間的畢沅卻能在詩學觀念上具備兼容並包的特點，這與其家學背景、師承淵源以及交遊狀況等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畢沅之母張藻，字于湘，江蘇長洲人，為雍、乾間知名女詩人，有《培遠堂詩集》傳世。畢沅自幼受其教導，十歲時便通曉聲韻，十五歲時即學為詩。幼年時所受到的母教對於畢沅詩學觀念的形成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以至在作品中屢屢提及。直至晚年編定詩集，仍對此念念不忘：‘行年十五，先太夫人教之學詩，云：“詩之為道，體接風騷，義通經史，非冥心孤詣、憔悴專壹數十年，不能工也。”敬遵慈訓，因舍畫而專攻詩，今忽忽花甲已周矣。頭白目眵，老境漸逼。搜篋中賸稿，編成《靈巖山人集》三十九卷，又《聯句》一卷，共四十卷。雖不能盡合風雅之旨，而刻楮鏤冰，此中亦頗費苦心，畧開面目。恨我母見背已閱一紀，不及見是集之編成。追企徽形，曷勝痛感！’（《再題一首序》）
        耳濡目染之際，母親的偏好自然也會影響到畢沅。他在《自題慈闈授詩圖四首序》中回憶道：‘沅甫十齡，母氏口授《毛詩》，為講聲韻之學。閱一二年，稍稍解悟。繼以《東坡集》示之，日夕復誦，遂銳志學詩�！�由母親親自指授的蘇軾詩文，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他心摩手追的對象。如其《艤舟亭》云：‘昔年玉局翁，雙橈曾暫駐�！�…夜雨讀公詩，心香燒一炷。’《夜憩東湖與嚴冬友侍讀宛在亭玩月五首》其三云：‘蘇門一派瓣香殘，衣缽由來付託難。留得東湖湖上月，分明許我兩人看。’《重過東湖》云：‘焚香莫怪低頭拜，熟讀公詩已卅年。’都直接表明瓣香所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他還特地召集門下幕賓為蘇軾生日設祀紀念，其後更是成為每年的慣例。時人曾有記載云：‘先生於古人中最服蘇文忠，每到十二月十九日，輒為文忠作生日會。懸明人陳洪綬所畫文忠小像於堂上，命伶人吹玉簫鐵笛，自製迎神、送神之曲，率領幕中諸名士及屬吏、門生衣冠趨拜，為文忠公壽。拜罷張宴設樂，即席賦詩者至數百家，當時稱為盛事�！�可見這已成為其幕府中一項極為重要的文學活動。
當然，在母親的指導之下，畢沅泛覽涉獵的範圍極為廣泛，並不囿於東坡一家。據其幕賓史善長稱，畢氏十五歲時‘方卒業(yè)《文選》，泛覽秦漢唐宋諸大家，窮其正變，詩取徑眉山，上溯韓、杜，出入玉溪、樊川之閒，蓋甫入文壇，已獨樹一幟矣’。畢氏時常會在詩文中提及自己心儀效仿的對象，如‘詩則李杜，文則柳韓’（《遣興》），‘爰賦長句，以記其異，即次太白原作二章韻’（《紀夢詩序》），‘爰依《輞川集》中王、裴倡和詩數，成二十章。記靈境之難逢，感清遊之非偶。至於詞旨荒蕪，遠媿前哲，所弗計也’（《訪唐王右丞輞川別業(yè)二十首序》），‘後有續(xù)天隨《笠澤》書者，或可采錄焉’（《吳淞櫂歌五十章序》），‘從張鳳岡先生處假得《山谷集》，中有《演雅》一章。愛其意新格創(chuàng)，因擬作此詩’（《演雅序》），此外其詩集中尚有《哀愚民効白傅體》、《新春效長慶體賦生春詩四首》、《集石供軒席上效香山一字至七字體詩同賦花月二首》、《讀韓冬郎無題詩因追和其韻有寄》及《再和倒押前韻一首》、《聽雨樓對雪用歐陽文忠公聚星堂雪詩韻并效其體》、《尋絳雪堂舊址即用歐陽文忠千葉紅棃花詩原韻》、《書王荊公集後三首》、《偶閱元人集齋中詠物八首》等等，都是直接步和效仿前人之作，所涉範圍遍及唐宋，並無清初以來詩論家評定唐宋詩孰優(yōu)孰劣時常常抱持的非此即彼的偏見。對於清初的詩文名家，他也頗有好感，在《暮春梁瑤峯修撰移居魏染衚衕相傳為吳梅村祭酒舊寓暇日同吳大鑑南過訪得詩四律奉贈》其三中就說道：‘我是婁東吟社客，瓣香私淑不勝情。’表達了對吳偉業(yè)的尊崇歆慕。年輩稍晚於畢沅的聶銑敏在其《蓉峰詩話》中云：‘先生公餘吟詠，大雅不羣，奄有漁洋風味�？獭鹅`巖山人詩集》。余嘗讀其《硯山怡雲》一卷。……諸什均可謂風思霞想，縹緲欲仙�！瘎t又認為畢氏詩風和王士禎相仿。凡此種種，都足以證明史氏所說絕非虛言溢美，而是符合實情的。
       家族中的其他成員對於畢沅的文學生涯也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他二十二歲奉母命遊京師，從學於舅父張鳳孫。鳳孫字少儀，號息圃，江蘇長洲人，著有《寶田詩鈔》，時人有‘詩辭秀麗，淩轢一時’之評，畢沅也盛讚其‘才名蘇玉局，詞賦馬相如’（《呈息圃舅氏八首》其三），‘筆陣驅靈怪，詞壇建鼓旗’（同上，其五）。與畢沅交誼頗深的王昶曾說：‘秋帆制府少得詩法於其舅張郎中少儀�！�畢沅能得其指點，在創(chuàng)作上自然有長足的進步。故晚年在編訂《靈巖山人詩集》時還特地約請張鳳孫為之撰序，實有飲水思源之意。除親承指授外，張鳳孫‘弱冠游京師，周旋於前輩諸老先生壇坫者，久聞其緒論，麤知津逮’，畢沅又通過他結識了衆(zhòng)多文壇前輩。畢氏曾追憶道：‘予弱冠謁見黃崑圃、史文靖、汪文端、勵衣園諸前輩，俱許為酷似舅氏�！�（《呈息圃舅氏八首》其六自注）黃叔琳（號崑圃）、史貽直（謚文靖）、汪由敦（謚文端）、勵宗萬（字衣園）諸人均為雍、乾間名流，或博涉經史，或精擅詩文，或淹通書畫，他們的獎掖提攜對於初涉文壇的畢沅而言自然意義深遠。遊歷京師期間，其叔祖畢誼對他也多有照顧。誼字元復，號咸齋，婁縣楓涇人，官至內閣中書、刑部主事。他雖詩名不著，卻常與諸多文士結社雅集，畢沅也得以隨其前往，‘時臺閣中尚多康熙、雍正年閒諸老前輩，每結消寒雅集，拈韻徵歌，必為投轄之飲。先生令予執(zhí)壺旁坐�？头Q既醉，主曰未央，觥籌交錯，長夜不倦。文采風流，宛然在目’（《敬題家叔祖兵科給事中咸齋公遺照六首》其五自注）。他在《四十生朝自述三首》其一中對這段經歷頗為珍視：‘前輩老宗匠，倒屣猶懃拳。謬許慘綠人，末座廁吟壇。’頻繁接觸如此多的詩壇前輩，自然對畢沅增長見聞、開拓視野、提高詩藝帶來極大的裨益。
       除了家學背景之外，師承淵源也對其影響深遠。畢沅於乾隆十五年（1750）開始從遊於知名詩人沈德潛。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以標舉‘格調’說著稱，著有《竹嘯軒詩鈔》、《歸愚詩文鈔》、《說詩晬語》，另有《古詩源》、《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國朝詩別裁集》等衆(zhòng)多選本。乾隆十四年（1749），年近八旬的沈氏剛剛卸任告歸，回鄉(xiāng)主持紫陽書院，一時之間門下名士輩出，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由沈德潛親自編選刊刻其詩作為《吳中七子集》，從而得以並稱的王鳴盛、吳泰來、王昶、趙文哲、錢大昕、曹仁虎及黃文蓮。畢沅雖未預其列，但與七子多有交往，還曾共結詩社，因而也同樣受到沈德潛的獎掖提拔。在其《後梅花十首序》中曾說道：‘余早歲讀書靈巖山中，與吳下同社諸子賦《梅花》詩十章。歸愚先生許為于“暗香”、“疏影”外別開面目，能為此花寫真。’對於這位年高德劭的恩師，他始終感懷在心，集中奉贈沈氏的作品就有《香雪海探梅歌呈沈宗伯歸愚德潛先生》、《將抵都門寄呈歸愚先生》、《呈歸愚先生二首》等。潛移默化中，沈德潛的詩學觀念也對其創(chuàng)作產生極大的影響。例如沈氏在《唐詩別裁集·凡例》云：‘唐人選唐詩多不及李、杜，蜀韋縠《才調集》收李不收杜，宋姚鉉《唐文粹》祇收老杜《莫相疑行》、《花卿歌》等十篇，真不可解也。元楊伯謙《唐音》，羣推善本，亦不收老杜。明高廷禮《正聲》收李、杜浸廣，而未極其盛。是集以李、杜為宗，玄圃夜光，五湖原泉，彙集卷內，別於諸家選本�！�又在《重訂唐詩別裁集序》中再次強調自己編選此集的緣由：‘新城王阮亭尚書選《唐賢三昧集》，取司空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嚴滄浪“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之意，蓋味在鹽酸外也，而於杜少陵所云“鯨魚碧海”、韓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余因取杜、韓語意，定《唐詩別裁》，而新城所取亦兼及焉�！�可見沈德潛在梳理詩學譜系時以李、杜為宗而尤為強調老杜的重要。而畢沅曾經稱頌沈氏道：‘春秋甲子尊耆宿，壇坫東南仗主盟。曾記心香拈一瓣，終思碧海掣長鯨�！�（《呈歸愚先生二首》其一）顯然對他揭橥的這一詩學門徑極為認同。當時人評論畢氏詩風，‘鮮不以浣花一瓣香推之，謂有神似，而非貌似’，也說明他的這種認同並不是一時的迎合師說，而確實是付諸創(chuàng)作實踐的。
       畢沅雖然尊重師法，卻並未受到師法的限制。杜甫“轉益多師是汝師”（《戲為六絕句》其六）的思想也同樣體現在他身上。例如對於因宣揚“性靈”之說而與沈德潛有過激烈爭論的袁枚，畢沅就頗有好感。集中投贈袁枚的作品即有《過隨園訪袁太史子才枚先生不值二首》、《寄懷袁簡齋前輩》、《重過隨園訪袁簡齋前輩不值即題小倉山房壁》、《題袁簡齋前輩隨園……………
       稱許其為承續(xù)王世貞、吳偉業(yè)的婁東詩學一脈的代表人物。對當時人如孫星衍、徐鑅慶等好將畢氏與自己‘相提而並論’也頗為認同和欣喜，足見兩人之投契。
作為乾嘉時期的封疆大吏，畢沅並未自恃身份，而是頗有愛才下士之名�；论E所至，時常邀請各地士人入其幕中。入其幕府者前後多至八十餘人，其中有詩集留存至今的就有三十餘家，列名於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中的幾近二十人。雖然這些來自各地、性格各異的文士之間時有齟齬，但作為幕主的畢沅對他們卻能一視同仁，居間調停，掃除門戶之見，與他們進行平等的交流。畢沅在其幕府中時常會舉行大規(guī)模的詩歌集會活動，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為蘇軾設祀，召集幕賓同題賦詩，成《蘇文忠公生日設祀詩》一卷；乾隆四十八年（1783）又與幕中文士為消寒之會，分題拈韻，成《官閣圍爐詩》二卷；小規(guī)模的宴集賦詩更是不計其數。畢沅還常與幕中文士進行聯句詩的創(chuàng)作，今存《樂遊聯唱集》就是與吳泰來、嚴長明、錢坫、洪亮吉、孫星衍等人合作的結果。此類宴飲賦詩、集會聯句的活動在發(fā)揮其社交功能，提供娛樂消遣的同時，也使得畢沅與諸多幕賓之間得以切磋學問，交流技藝，取長補短。
        畢氏集中尚有不少與友人酬贈唱和的作品，如與王文治有關的即有《與王夢樓談?chuàng)P州舊事》、《送王夢樓同年出守臨安》、《寄懷王夢樓同年時官臨安》、《岳陽樓玩月偶彈水仙操題壁即寄夢樓》、《題雲笈山房雙修圖為夢樓作》等多首。晚年編定詩集時，還特邀王文治作序並予以批評，足見兩人多年來交誼深厚，相知至契。因而兩人詩學觀念雖不盡相同，王氏卻能毫無顧忌，暢所欲言。畢氏對其意見也能虛心接納，並遵照所言進行修改。
      除此之外，畢沅還親自操持選政，編選刊刻《吳會英才集》，收錄方正澍、洪亮吉、黃景仁、楊倫、楊芳燦、孫星衍等十餘位詩人的作品，甚至還將孫星衍夫人王采薇之作採錄其中。對於各家之作，畢沅均有小序予以品評，如謂洪亮吉‘奇思獨造，遠出常情’，徐書受‘悱惻纏綿，意由心發(fā)’，楊倫‘逸氣橫流，才思煥發(fā)’，楊芳燦‘博貫群書，屬辭比彩’，顧敏恒‘氣清詞贍，藻密思沉’，王嵩高‘蒼涼高激，風韻邈含’等等，從中可見諸人風格各異，而他兼收並蓄、不拘一格的詩學觀念亦足以彰顯。
二
       畢沅一生吟詠不輟，所作不僅數量衆(zhòng)多，而且題材廣泛。其中有三類作品尤其值得關注，因其不僅能展現畢氏詩歌創(chuàng)作的整體風貌，也在某種程度上凸顯出清代詩歌不同於前代的特徵。
      其一為紀遊詩。記述行程、吟詠風物的傳統(tǒng)本來自古有之，而至清代又出現了一次創(chuàng)作高潮。畢沅一生往來南北，行跡遍及吳、越、甘、陝、豫、鄂、黔、魯、湘各地，甚至遠涉朔方、新疆等邊塞地區(qū)，所到之處均有詩歌紀錄遊覽經歷。在其筆下雖然不乏小橋流水、鶯飛草長的秀美風物，但更多的是奇險瑰麗、高峻巍峨的壯闊景……………
       由於採取聯章組詩的形式，其作品就更易以宏大的氣勢給讀者帶來深刻的印象。王文治在評點其詩集時，就曾對《遊終南山十五首》讚不絕口，譽為：‘古今第一傑作，覺昌黎《南山》徒冗長耳。集中詩無奇不出，無妙不臻，然當以此十五首詩為冠。’在清人別集中類似的紀行、遊覽組詩、專集數量極多，有些詩集甚至完全由紀行之作構成。在畢沅之前且較著者就有王士禛《蜀道集》、《南海集》、《雍益集》諸集、葉封《嵩遊草》、葉燮《己畦西南行草》數家，或記錄某次旅程，或遊覽一地風景。由於王士禛等人為詩壇樹立了成功的典範，此類紀行、遊覽組詩、專集也逐漸演變發(fā)展為清人別集中一種習見的形式，構成清詩的一大特色。畢沅的這些詩作正是清人紀遊詩發(fā)展過程中的重要一環(huán)。
      其二為題畫詩。清人題畫文學極為風行，清初朱彝尊、惲壽平、王士禛、査慎行等人均有數量可觀的題畫之作，康熙四十六年（1781）陳邦彥奉敕編刻《御定歷代題畫詩類》一百二十卷又推波助瀾，進一步激發(fā)文人對此類作品的興趣。畢沅創(chuàng)作大量的題畫詩，除了受此時代風會的影響之外，也與其幼年時一度耽於繪畫不無關係。據其晚年自述：‘予丱角就傅，在家塾殘書中得唐六如居士畫譜一冊，課經稍暇，搦筆橅倣，學為山水。父師見之，亦弗禁也�！�（《再題一首序》）即便之後興趣轉移至詩歌創(chuàng)作，他也並沒有拋卻對於書畫的喜好，好收藏而精鑒賞。更何況與其關係密切的王昶、王文治、洪亮吉、黃景仁等人也都有為數不少的題畫之作，彼此切磋交流，自然促進其題畫詩的創(chuàng)作。而且因其身為詩人而兼通畫理，故所作題畫詩不僅數量衆(zhòng)多，涵蓋山水、花鳥、人物等不同繪畫類型，而且創(chuàng)作緣由也較為多樣，既有應邀為他人畫作題寫的詩篇，也有為親友揮毫潑墨之餘的自題之作。清人論題畫詩源流，多推崇杜甫之作。如沈德潛稱杜甫‘題畫詩開出異境，古人往往宗之’，又說：‘唐以前未見題畫詩，開此體者，老杜也。其法全在不粘畫上發(fā)論。如題畫馬、畫鷹，必說到真馬、真鷹，復從真馬、真鷹開出議論，後人可以為式。又如題畫山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寫出登臨憑弔之意；題畫人物，有事實可拈出者，必發(fā)出知人論世之意。本老杜法推廣之，才是作手�！�受其影響，畢沅題畫詩也多效仿老杜。有時不僅工於描摹，更善於表現出畫作本身所不能傳達的意味，如《題董東山師所藏郭河陽關山行旅圖》：‘白塔紅亭綠樹尖，戍樓驛館平沙外。飛禽沒處見山城，一抹浮雲與堞平。旌旗慘淡秋色裏，風來髣髴聞笳聲�！�精通書畫的王文治對此作歎賞不已，謂之：‘為畫傳神，妙有遠韻�！�有時則會品評畫家技藝，間或闡述畫理，如《家藏董文敏山水一軸曹竹虛同年見而愛焉即題長歌卷圖以贈》：‘即如此圖蒼翠雲濛濛，下筆工妙凌南宗。愛之入骨世有幾，模糊藻鑒使我心忡忡。君昔采藥曾入黃山去，芒鞵踏遍青芙蓉。今將看山之眼來看畫，自然豁然洞鑒畫山真贗之形容�！�董其昌論畫標榜南北二宗之說，畢氏即以此來評價其畫作，可見對畫論、畫藝頗為熟稔。有時則置身畫中，生發(fā)議論，寄託感慨，如《友人以紈扇索畫為寫幽蘭一叢並題》：‘本來與俗別寒暄，只耐清閒不耐煩。何況同心人落落，自應空谷淡無言�！�畢氏並不粘滯於畫幅本身，而對畫意作更深入的引申和闡發(fā)，呈現出清代題畫詩的成熟風貌。
      其三為論學詩。王國維對清代學術發(fā)展的歷程有過極為精闢的概括：‘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而道咸以來之學新�！�乾嘉學術之‘精’表現在考據學的興盛上。流風所及，也逐漸影響到文人創(chuàng)作，出現了以學問入詩文的趨勢。沈德潛曾說：‘以詩入詩，最是凡境。經史諸子，一經徵引，都入詠歌，方別於潢潦無源之學。……但實事貴用之使活，熟語貴用之使新，語如己出，無斧鑿痕，斯不受古人束縛�！�已經意識到惟有取資廣博，方能突破前人窠臼。咸道間的吳仰賢在評述清代前中期詩人時感慨道：‘竹垞以經解為韻語，趙甌北以史論為韻語，翁覃溪以考據金石為韻語，雖各逞所長，要以古人無體不備，不得不另辟町畦耳�！瘎t道出清人不得不以學問入詩的苦衷。畢沅早年問學於吳派創(chuàng)始人惠棟，‘叩門請謁，問奇析疑。徵君輒娓娓不倦……………
       古錢譜》等，筆勢運轉自如，風格質厚典雅，堪稱清代學人詩中的佳作。
       前人評論畢沅詩作風格，或云‘信筆直書，天骨開張’，或稱‘如飛瀑萬仞，不擇地流’，或謂‘清靈雋雅，純任性情’，或曰‘學杜而得其悲涼壯闊者’，雖然不無溢美，但也確實道出畢沅詩歌所具有的多樣化風貌。平情而論，其詩雖不及沈德潛、袁枚兩家獨具特色，鼎足之勢似有所偏斜，但因其身兼詩人、達官和學者的三重身份，故所作亦能自成一格，足以名家。其詩俱在，讀者自可覆案，無待贅言。
      早有論者指出，乾嘉時期存在著一大批主持風雅的達官貴人，包括盧見曾、沈德潛、朱珪、朱筠、王昶、翁方綱、曾燠、法式善、伊秉綬、阮元等等，他們‘以權勢、才學、名望、財力等諸種因素綜合而成的優(yōu)勢廣攬人才，“結佩”相交，並非只是一種純文學的風雅韻事。在具體歷史條件下，他們所起的作用是使“務期於正”的指歸得以貫徹於實踐，從而淨化著高層次人才圈的氛圍’。從前文所述不難發(fā)現，畢沅既在詩學思想方面整合了乾嘉詩壇眾多歸趨各異的流派主張，又在……………
       詩人中的傑出代表。舒位在《乾嘉詩壇點將錄》中將之擬為‘玉麒麟盧俊義’，就其地位重要而言，可謂順理成章，確有所據。雖然其顯赫詩名在其身後逐漸黯淡，最終歸於沉寂，不經意間就成了被文學史家忽視的對象。但若我們對歷史演進的原貌仍存有一份真切的渴求，就不該遺落像畢沅這樣的詩歌史上的失蹤者。
        三
       畢沅的詩歌作品主要保存在其本人所著的《靈巖山人詩集》及其與諸多幕賓合撰的《樂遊聯唱集》之中，以下對兩書的成書情況略作介紹。
       畢沅從事詩歌創(chuàng)作始於十五歲時，集中有《楊編修文叔繩武先生索觀近製親為評點獎借倍至即座賦呈》，又《刪詩》云：‘小坐嚴刪舊日詩，箇中得失寸心知�！�《環(huán)香吟閣遣懷》云：‘自改新詩編甲子。’《人日書懷二首》其二云：‘江硯宣豪湘竹幾，去年詩稾手親刪�！�可知其詩作不僅很早就得到前輩文士的指點，自己也時常會加以潤色和刪定，並按時間先後予以編錄。這些逐年編訂的詩集很早就開始在不少師友之間流傳，如袁枚曾提及畢沅‘詩編三十二卷，曰《靈巖山人詩集》’；另據嘉慶《直隸太倉州志》所述，曾有‘《靈巖山人詩》三十六卷，門人嘉興王復刻於偃師’，但這些都因無實物留存，詳情已無從查考。
乾隆五十五年（1790），王文治拜訪畢沅於武昌，應約為其詩集作序。由此獲讀其稿本，並添加了不少批語。王氏手批原本已佚，但存世有兩種過錄本，現略述如下。第一種過錄本現藏南京圖書館，分訂兩冊，封面題‘靈巖山人詩集上冊（或下冊）貞居藏’。上冊
       《萍心漫草》、《商絃寫憶集》，下冊為《商絃寫憶集》、《華嶽搴蓮集》、《持節(jié)青門集》、《持節(jié)青門續(xù)集》、《梁園唫稿》、《江漢扣舷集》、《香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