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歷史驗證了龐德對政府第四部門、管理機構發(fā)展而為現(xiàn)代管理型國家的預見性。20世紀末，從事制定規(guī)則和裁判工作的管理機構制定了合眾國大多數重要的法律文件。當憲法這一規(guī)定政府部門之間、政府部門與人民之間關系框架的根本性文件未曾提及這些管理機構時，20世紀法理學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如何讓未經選舉的機構的管理者對人民承擔責任。
　　龐德希望，普通法法院能夠借助司法經驗主義、融合法學家和立法者提供的素材，將法律至上原則重建于管理機構之上。法律至上原則要求主權者及其所有機構依照這些原則而不是聽憑其專橫的意志行事，并且有義務服從理性而不是興之所至肆意妄為。1946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聯(lián)邦行政程序法》對管理機構的立法和裁判權規(guī)定了司法審查，以決定其行為是否合法，而非專斷、任意，或者濫用自由裁量權。在解釋《聯(lián)邦行政程序法》就司法審查程序所做的寬泛規(guī)定時，聯(lián)邦法院已經創(chuàng)立了一個有關司法審查制度的內容豐富的普通法，特別是要求對行政行為的實質性行政機構的裁決及理由這一不容置疑的原則。法律至上原則再次獲勝。
　　20世紀的歷史也驗證了龐德對普通法已吸收社會科學和被社會科學改造的預言，實現(xiàn)了龐德的希望，即法律教授應該研究并講授法律的，尤其是普通法的社會科學基礎。
　　布蘭代斯訴訟要點提出整合社會科學資料、專家意見和歷史經驗以支持一個法律意見書，現(xiàn)已成為常識。起源于自芝加哥大學的法律與法律分析的經濟學學派已經對司法判決意見、立法和行政決策具有很大影響。成本一利益分析形式業(yè)已普遍。許多教授在法律和其他學科都已晉升學位（或等級），法學院課程和法學學術研究跨學科程度很深。龐德或許會疑慮法律的跨學科學習是否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