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yōu)橹袊�教會奠定了一個上層教會的傳統(tǒng)，使教會歷經(jīng)風雨還能繼續(xù)生存。三、利瑪竇的學說淵源，和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息息相關。他給中國帶來了不少具有“現(xiàn)代性”的問題。近代人須臾不可回避的“理性”“科學”“開放”“交往”等主題，都和利瑪竇的命題相關。四、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最能讓國人長臉的，是利瑪竇把中國文化介紹給西方同胞，使中國驟然在17、18世紀被稱為世界上高度文明的“禮儀之邦”。
　　士大夫知識分子在北京這個文化中心和利瑪竇合作，一場西方文化研究熱潮在全國開展起來。許多學者，言必稱“天”，稱“上帝”，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托馬斯·阿奎那的名字為很多明代學者知曉，這堪稱歷史上成功的“文化基督徒”運動。中外學者們都認為，明末的這段時期，是中國和西方文化關系最為和睦的階段。儒、佛、道和外來天主教溫和“對話”，北京的利瑪竇，和杭州的蓮池大師有書信往返，討論神學和佛學的差別。有討論，辯論，1616年，也曾有過一次較小的“南京教難”，但極端的迫害、暴力的對抗，在知識分子和民眾中間并沒有基礎。諸如18世紀的“中國禮儀之爭”，19世紀義和團“教案”，當下那無時無刻的“妖魔化”宣傳，中國和西方、北京和羅馬之間的不信任，那時都還沒有發(fā)生。文明之間，只有相互的愛慕和捧場。因此人們戲稱之為中西文化關系的“蜜月時期”。
　　融洽的關系，并非是建立在初期交往的陌生好奇之上，也不是一場隱瞞真實身份、靠了面具才玩得起來的假面舞會。雙方的交往有一個共同的基礎：他們都相信，人類圓顱方趾，一個來源，最終都能達成“東海西海，心同理同”。在眾多的文化和信仰差異之上，建立一個基本的統(tǒng)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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