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先生是當代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哲學教育家。他在儒學、早期道教、魏晉玄學、佛教、中國文化與哲學、中西文化比較等領域都做出了深入、精專的研究。尤其是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現(xiàn)代詮釋頗具慧心，他提出中國哲學以三個基本命題來表達真、善、美的觀點，這就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
湯先生著述宏豐，主編《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第一次系統(tǒng)、完整地展示了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的百年歷程，被張岱年先生稱為“一項貫通中西哲學視野的難得的學術工程”。而皇皇十卷本《湯一介集》基本囊括了湯先生已發(fā)表的論著與訪談，本書的編選材料即從這部文集而來。
湯先生一生致力于儒、釋、道三教的研究，最后又歸宗于儒。他曾講道：“在儒家的生死觀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業(yè)之未能竟’�！睖壬簧牡聵I(yè)，是無愧于儒家的擔當精神與責任意識的。
他是建樹卓著的哲學研究專家，是造詣精深的國際知名學者。
他傳承家學，貫通中西，在儒道釋、中外文化比較和中國解釋學等諸多研究領域都深學獨造，成就非凡。數十年來，他投身于中國哲學研究，積極探尋其中的真、善、美，擘理析義，闡發(fā)精微，提出了“普遍和諧”“內在超越”“文化合力”“中國解釋學”“新軸心時代”“普世價值”“走出中西古今之爭”等具有前瞻性的新理念、新課題，建構了一整套中國哲學理論體系，對傳統(tǒng)中國哲學研究有開拓性貢獻。在儒學研究方面，他對儒學的歷史定位、特殊價值、近現(xiàn)代命運及未來前景都有一系列發(fā)人深省的獨到見解，豐富了人們對儒學的認識，推動了儒學研究的深入發(fā)展。
他秉承“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家訓，知行合一，積極投身于各種重大的學術研究和文化宣傳活動。20世紀80年代他力倡“國學”，建立國學研究所，發(fā)起對梁漱溟、熊十力等現(xiàn)代新儒家的研究，創(chuàng)辦中國文化書院，尊重前輩，獎掖后學，掀起了一輪研究傳統(tǒng)文化的熱潮。耄耋之年組織、主持大型中國文化學術工程，成立儒學研究院，為儒學研究的發(fā)展、民族文化遺產的保存竭盡心力，貢獻卓著，在學界引起強烈反響。
他的哲學覃思、儒學論見、國學研究，碩果累累，輝煌璀璨，他是中國文化的振鐸者、領航者。（2011年度孔子文化獎頒獎辭）
導讀：湯一介先生的思想與人生
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干春松
湯一介先生學術成就巨大，獲得了許多的榮譽，比如“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等。他的研究橫跨儒、釋、道、中西文化比較等多個領域，并多有發(fā)前人所未發(fā)的創(chuàng)見。而進入21世紀之后，因為編纂《儒藏》，湯一介先生的主要關注點集中在儒家文化方面，獲得儒學研究領域的最高獎“孔子文化獎”，亦可謂是實至名歸。
2014年，孔子研究院準備編輯“孔子文化獎”獲得者的學術精粹叢書，此乃是有功于學林的事。2014年9月8日，湯一介先生不幸去世，故而《湯一介卷》的編輯工作有賴于孔子研究院的同仁完成。承蒙湯一介先生的夫人樂黛云先生錯愛，囑咐我寫一個簡單的導讀，我不揣鄙陋，試圖結合湯一介先生的為人和學術貢獻，做一簡略介紹，以期成為讀者理解湯先生學術創(chuàng)見之津渡。而要完整了解湯一介先生的學術貢獻，則應細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十卷本《湯一介集》。
要了解一個人的思想，必要結合其為人與為學之準則，方可不離本來面目，所以我們從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來介紹湯一介先生的貢獻。
在《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中，有這樣一段話：“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边@是春秋時期魯國的叔孫豹和晉國的范宣子對于如何才能算得上“死而不朽”進行辯論時所提出的標準。在叔孫豹看來，僅憑祖上的恩德而獲得的榮譽只能算是“世祿”，而不能稱為“不朽”，唯有經過自己的努力，進而立德、立功、立言，且能持久被人認可，才能算作“不朽”。后來，唐人孔穎達在《春秋左傳正義》中對德、功、言三者分別進行了界定：“立德謂創(chuàng)制垂法，博施濟眾”；“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于時”；“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當然這是一個十分高的標準，恐怕只有圣賢才能達到。但是，儒家素來存在“希圣”“希賢”的精神追求，即使自己不能達到，也依然會朝著這一方向繼續(xù)努力。而在我熟悉的人中，湯一介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以“三不朽”為目標而不斷努力的人。
楊朝明，1962年出生，當代著名學者、儒學家、史學家�，F(xiàn)為中國孔子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任山東孔子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學術委員和《孔子研究》編委。山東省儒學研究基地主任、首席專家、學術帶頭人，《孔子文化研究》主編、《孔子文化》編委會主任。著有《論語詮解》等。
第一編儒學智慧及當代價值
儒家哲學與“真善美”
一、論“天人合一”
在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天”和“人”可以說是兩個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天人關系”問題則是歷史上我國哲學討論的最重要的問題。司馬遷說他的《史記》是一部“究天人之際”的書；董仲舒答漢武帝策問時說，他講的是“天人相與之際”的學問；揚雄說“圣人……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魏晉玄學的創(chuàng)始者之一何晏說另外一位創(chuàng)始者王弼是“始可與言天人之際”的哲學家。唐朝的劉禹錫對柳宗元的批評，說柳宗元的《天說》“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沒有弄淸楚“天”與“人”的關系。宋朝的思想家邵雍說得很明白：“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睂W問如果沒有討論天人的關系，不能叫做學問�？梢�，自古以來中國的學者都把天人關系作為最重要的研究課題。在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對天人關系問題有種種不同的理論，例如荀子提出“明天人之分”，他把“天”看成是和人相對立外在的自然界，因此他認為“天”和“人”的關系，一方面“天”有“天”的規(guī)律，不因“人”而有所改變，“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另一方面“人”可以利用“天”的規(guī)律，“制天命而用之”，使之為“人”所用。荀子批評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是說莊子只知道“天”的功能(順自然)，而不知道“人”的功能。劉禹錫提出“天人交相勝”的思想，認為“天”和“人”各有勝出的方面，不能互相代替。還有如道教提出的“我命在我不在天”，成仙只能靠自己修煉，不是天生的，也不能靠外力等等，都是討論的“天人關系”問題。這些學說，在中國歷史上雖有一定影響，唯有“天人合一”學說影響最大，它不僅是一根本性的哲學命題，而且構成了中國哲學的一種思維模式。
在中國哲學史上，講“天人合一”的哲學家很多，而儒家學者講此說最多，但如果我們作點具體分析，也許可以看到他們中間也頗有不同。根據現(xiàn)在我們能見到的資料，也許《郭店楚簡·語叢一》“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是最早最明確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表述。它的意思是說，《易》這部書是講會通天道(天）和人道（人）的關系的書。《郭店楚簡》大概是公元前300年前的書，這就是說在公元前300年前已經把《易》看成是一部講“天人合一”的書了。為什么說《易》是一部會通“天道”和“人道”的書？這是因為《易經》本來是一部卜筮的書，它是人們用來占卜、問吉兇禍福的。而向誰問？是向“天”問。“人”向“天”問吉兇禍福，所以說《易經》是一部“會天道、人道”的書。《易經》做占卜用，在《左傳》中有很多記載，如莊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條；昭公七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條等等，均可證�！兑讉鳌诽貏e是《系辭》對《易經》所包含的“會天道、人道”的思想做了哲學上的發(fā)揮，闡明“天道”和“人道”會通之理。
《周易》（主要是由《系辭》所闡發(fā)的“易理”）的“天人合一”觀念是要說明“天”和“人”存在著一種相即不離的內在關系，不能研究“天道”而不涉及“人道”，也不能研究“人道”而不涉及“天道”，因此它作為一種思維模式，應有著極有意義的正面價值。為了把“天人關系”問題弄淸，也許應該對“天”這個概念在中國歷史上的含義有個全面的了解，至于“人”這個概念，可能沒有多少要討論的地方，但是“人性”問題則是儒學討論之重要問題，此問題在《論“道始于情”與儒學的性情說》中有所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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